2009年10月9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竟然是2009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时，感到“吃惊”和“惭愧”；吃惊的不止是美国总统本人，还有世界的媒体和公众。虽然在诺贝尔奖的奖项中，和平奖不可避免地会引来最多的争议，但这个决定所引发的质疑和震动，还是过于强烈了——奥巴马有理由“惭愧”，尤其当他与那些超越种族宗教、毕生奉献于人道主义事业的获奖者站在一起的时候，比如曼德拉、特蕾莎修女、史怀哲……
史怀哲在中国的知名度不是很高，但在西方，却称得上家喻户晓。
他25岁就获得哲学和神学博士学位，却在30岁时立志学医，38岁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他远赴非洲行医，不畏艰难险恶，创办丛林诊所并竭尽所能为穷困黑人服务50年。
他同时是高超的管风琴演奏家，多次在欧洲和非洲巡回演出，以筹措维持诊所的经费。他著述丰富，思想深刻，有多种哲学论著。他不仅在理论上，更在行动和实践上，成为当世及后来的环境保护、动物权利及志愿者运动的先驱。
1953年，以78岁高龄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史怀哲已经在全世界享有崇高的声望。
顽童转性
1875年，阿尔伯特·史怀哲出生于的德国阿尔萨斯一个牧师家中。
阿尔萨斯这个地方我们并不陌生，所有中国孩子都学过的课文《最后一课》，描写的就是发生在这里的故事。普法战争后，法国痛苦地将阿尔萨斯割让给普鲁士，那个乡村小学向祖国语言告别的最后一堂法语课，因此感动了全世界无数读者。
生活在双语环境，史怀哲从小就能自如地使用两种语言。同家人交流写信用法语，对外著述和演讲用德语。这样的成长背景，使他得以吸取两种文化的长处，并具备更加开放和开阔的视野。后来他与法语作家罗曼·罗兰、德语作家茨威格都有很深的交往并维持了终身的友谊。
不过，作为牧师家的少爷，虽然家境优渥，少年史怀哲却并没有表现出什么过人之处。他的顽皮和不驯，颇令父母头痛，因为功课差，有一次校长甚至还把他父亲请到学校，希望他把这个顽童带走。
情况在俾麦老师出现后有了转机。俾麦老师知识渊博，备课充分，课堂上的每一分钟都精心安排，他为史怀哲打开了一扇知识和思想的大门。从此这个耽于幻想的懵懂少年转了性，爱上了读书和思考，走上踏踏实实做人做事的路，成绩也名列前茅。俾麦老师对史怀哲一生影响深远，直到远赴非洲行医，偶尔回国，他第一位要看望的人一定还是他的俾麦老师。
天性淳正
有几件小事，颇能显示少年史怀哲敏感内省、淳厚正直的天性，以及成长为一位伟大人道主义者的端倪。
有一次他和同伴玩闹，他很意外地把一个身高马大的玩伴摔倒，压在地上。那人很不服气，说：“我要是每周能喝两次肉汤，你才不是我的对手！”这句话令史怀哲深受刺激，为自己优越的生活条件感到羞耻。从此他拒绝再喝肉汤，虽然那曾经是他最期待的美味。
他也很排斥衣着上的与众不同。父亲用自己的旧外套给他改制了一件披风，穿上很合体，俨然一个小绅士，但村里其他同伴都没有这样的衣服，他就坚决不穿。为此不惜激怒父亲，惹来一顿老拳。母亲带他去买帽子、手套，他总是执拗地选择与其他孩子一样的廉价货，而绝不要那些漂亮的象征上流社会的“品牌”。
有一次，同伴邀他用弹弓去打鸟。对这项男孩子们乐此不疲的游戏，他并不喜欢，但如果拒绝，势必遭来嘲笑，无奈还是硬着头皮去了。可是，就在同伴拉紧弹弓瞄准小鸟的一刻，史怀哲后来回忆，突然远处传来教堂的钟声，“这声音好像来自天上”，深深震撼并打动了他，他丢掉弹弓，大喊着吓走小鸟，然后掉头奔回家中。
这以后，他再也不去参与打鸟钓鱼这类残忍的游戏，也不再介意被同伴嘲讽为“多愁善感”。在遇到不幸的人或被虐待的牲畜时，他总是陷入烦恼和痛苦，并在晚祷时为这些可怜的生灵向上帝虔诚祷告。
多年以后，史怀哲在非洲丛林中完成了著作《敬畏生命》，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生命观：所有生命都是神圣的，因此每一个生命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一个人在伤害到其他生命时，必须判断这是否基于生活的必须而不可避免。一个农人可以为了生活在牧场上割一千棵草给他的牛吃，但在回家的路上，却不应随意践踏任何一棵路旁的小花。
史怀哲“敬畏生命的伦理学”，被誉为“西方道德进步的一个里程碑”，而这一思想的种子，无疑可以追溯到他的少年时代。
多才多艺
中学毕业后，史怀哲进入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就读。
斯特拉斯堡，虽是位于法德边境的小城，却人文荟萃，是法国国歌《马赛曲》的诞生之地，如今更是欧洲政治中心欧洲议会的所在地。斯特拉斯堡大学是歌德的母校，生物学家巴斯德也曾在这里执教，学校风气开明，思想活跃。
在大学里，史怀哲在哲学、历史和音乐方面的天赋很快就显露出来。26岁，他不但顺利地获得哲学和神学博士学位，而且在音乐演奏、理论研究方面崭露头角。
由于家庭影响，史怀哲8岁时就开始弹奏教会的管风琴，那时他的脚还够不到管风琴的踏板。18岁，也就是他刚刚进入大学那一年，有一次遇到当时法国著名的管风琴家魏多，这位大师级人物在听了史怀哲的演奏后，大加赞赏，一改只收音乐专业学生的惯例，破格收他当了学生。
30岁之前，史怀哲完美地完成了几乎所有的人生功课：拿到了博士学位，出版了《康德的宗教哲学》、《巴赫传》等著作，后者是他用法、德两种语言写成的，直到今日仍然是研究巴赫的经典之作。后来他还拜杜劳特曼为师学习钢琴，后者是李斯特的高足。
毕业后，母校邀请他回校任教，尼古拉教堂聘他做神职人员，他的老师魏多则认为他在音乐方面将来必成大器，会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
一切都顺顺当当。
沿着这条轨迹走下去，没有人会怀疑史怀哲将成为一名出色的学者、牧师、艺术家，在富足、优雅的生活中有所作为地度过一生，难道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但史怀哲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走向，让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大吃一惊。
三十学医
这一切都发生在1904年秋天的一个早上，缘于一篇小小的文章。
在宿舍的书桌上，史怀哲很偶然地翻开它一本杂志，无意中看到一篇文章，文章讲述了法属赤道非洲严酷恶劣的生存状况，当地迫切需要医疗服务，并招募前往这个地区服务的自愿者。他突然发现自己要做什么了。他决定要到非洲去，不是去做传教士，而是当一名医生。
几个月后，他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父母和朋友们。
一个神学教授，去做医学院的学生？父母亲友强烈反对；学院的院长根本不接受他，认为他脑子进了水，建议他去看精神病医生。
经过四处奔走努力，他才获得旁听资格并被允许参加考试。
即便再聪明，即便有再强烈的道德支撑，三十学医，都太晚了一点。面对可能是最为严苛的医学专业课程及考核，史怀哲似乎毫不在意。在把信投进邮筒几天以后，他就去听了第一堂的解剖学课程。
化学、物理、动物、植物、生理学、药理学、解剖学、临床诊断……一门门课程和考试，再加上神学教授和圣尼古拉教堂的牧师工作，他是怎样熬过来的？史怀哲后来用“身心疲惫”、“生命的每一分钟都被填得满满的”来概括这一段生活。6年后，1911年10月，他通过了毕业考试。走出考场后，他长叹一声：“可怕的生活终于过去了！”
学业并没有结束。以后两年，他一边在医院实习，一边撰写论文，一边为远行做准备。直到1913年，历经8年艰辛，38岁的史怀哲终于拿到了医学博士学位。
他辞去大学教授和牧师的职位。不再讲道，不再讲课，对他意味着极大的牺牲。直到启程前，他都尽可能避免经过圣尼古拉斯教堂和史特拉斯堡大学，见到这些曾经工作过而以后却不可能再回去的地方，他便痛苦万分。
1913年3月，史怀哲和新婚妻子海伦·布勒斯劳以及筹办诊所的70大箱行李一起，踏上了遥远而陌生的非洲之旅。
鸡舍中的诊所
经过一个多月辗转可怕的水陆旅途，最后，一只独木舟载着他们到达目的地——兰巴伦，当时的法属赤道非洲（1960年独立为加蓬共和国）。
那是一个辽远、富饶、充满神秘感的原始丛林，也是一个蚊虫肆虐、物资匮乏、穷困无助的蛮荒之地。
史怀哲原准备用两三周的时间来筹备诊所，但医师到来的消息不胫而走，病患蜂拥而至。无奈，他只好把自己所住木屋边原来的鸡舍充当临时诊所，在狭小、闷热的空间和烈日的照射下开始自己的工作。
心脏病、肺病、精神病、脱肠、橡皮病、热带赤痢、昏睡病、麻风病、日晒症、疥癣……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每天络绎不绝的病患还是令史怀哲暗暗吃惊。
疥癣是其中最微不足道的，但这种皮肤病像梦魇般困扰着当地人，奇痒无比，寝食难安。医治并不困难，用硫磺粉末调入一些椰子油和肥皂，涂抹两三次就见效。可如果缺医少药，病人不断抓痒导致溃疡化脓，常常会引发极为严重的后果。
比起疥癣之疾，热带溃疡就难对付多了。沙蚤常寄生在脚趾皮肤下，形成疤块，奇痒难当，一旦抓伤感染，极易形成坏疽，因此初到非洲时，史怀哲几乎看不到十趾齐全的当地黑人。最麻烦的是，如果溃疡蔓延到身体其他部位，就难以治愈了。人们闻之色变，通常的做法是，将病人隔离在小木屋中，任凭他渐渐衰竭，在痛苦中死去。史怀哲从收治一个病人到医治好，常常要用几个月时间，有时仅纱布就要用去整整一箱！
昏睡病也是一种极难对付的热带疾病。一种比普通苍蝇大得多的采采蝇，叮咬人或动物，吸食血液，并将锥体寄生虫注入体内，引起昏睡病。病人发高烧、全身疼痛、昏睡不醒，很快死亡。这种四处孳生的热带蝇，令人防不胜防，时至今日，非洲每年仍有6万人死于此病。唯一有效办法，是穿上白色衣服，白色使采采蝇不敢靠近。即使史怀哲医生本人，也时时处在危险之中。
在上世纪初的非洲丛林，危险是无处不在的。到达兰巴伦之前，别人告诫说：“非洲的阳光是人类的敌人！”史怀哲认为言过其实。亲身经历之后，他才知道此言毫不夸张。一个人在房间缝隙中的阳光下几分钟，就高烧发病；另一个人在独木舟上帽子掉进水里，他很快意识到不能直晒阳光，马上用上衣遮住头部，可是就这片刻工夫，已经患上日晒病，昏了过去。由于太阳辐射直接作用于头部导致脑组织充血而引起的日晒病，可令患者剧烈痉挛或抽搐，迅速死亡。在非洲，这是一种常见病，也是一种凶险的病。
仁心仁术
从一开始，史怀哲的丛林诊所就是完全免费的。不仅诊治、医药完全免费，病人就医期间的食宿日用也是免费的。
每天一早，从各处赶来的病患就挤满院子。史怀哲找来一个做过厨师懂一点法语的黑人充当翻译，不厌其烦地将诊所规则念给他们听：一、不得在诊所附近随地吐痰；二、不可大声喧哗；三、装药的瓶罐用完后必须归还……
非洲高温炎热，药品必须装载用软木塞密封的瓶罐中，否则很快就变质。虽然每次都反复叮嘱，但病人还是常常将瓶罐遗失或留下不还，因此很快就不敷所需，史怀哲每次给欧洲朋友写信，总不忘要他们帮助收集瓶瓶罐罐。
病人用药，叮咛再三，还是会搞错。他们总是自作主张地将分几天吃完的一瓶药一口气灌下去，要不然就是把内服的药末涂在身上，或者将外贴的膏药吞下肚去。
黑人很少吃药，因此往往见效神速。特别是一些折磨他们多时的疾病，药到病除，令他们备感惊奇，把史怀哲尊崇为“欧刚加”——巫师或者神人。医生的名气迅速传播开来，来看病的人越来越多，有人甚至从300多公里外划着独木舟花一星期时间赶来看病。
从早到晚，史怀哲已经无法停歇下来。
妻子海伦·布勒斯劳与他共同承担着生活和工作的重负。她除了日常家务，还要管理药品，并协助医生诊疗。非洲严酷的环境和长期劳累，在后来的日子里，严重损害了她的健康。
病人太多，带来的药物两个月后就告罄了，史怀哲不得不紧急求救。支撑诊所的资金都是他在自己的朋友、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德籍教授和教会那里筹措到的。
筹款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吃闭门羹，遭到委婉的或断然的拒绝都是常事，而史怀哲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他将遭到拒绝、面对挫折视为正常，而同时也把自己不懈的坚持和努力视为正常。在此后的50年里，他13次进出非洲，在欧洲等地巡回开展管风琴音乐会、四处演讲，募集经费。
史怀哲发现，当地几乎没有盲肠炎和癌症，但心脏病、关节炎、精神病、麻风病却很常见。治愈这些疾病绝非一朝一夕之事，他急切地迫切需要扩大诊所，使这些疾患能够留医治疗。
他亲自和当地黑人一起建医院，自制砖头、垦荒种植，节省每一点得来不易的资助。多年后，辛劳有了报偿，他的鸡舍诊所逐渐发展成一个比较正规和齐全的医院。
敬畏生命
史怀哲遭遇的困难不仅仅在金钱方面，文化上的差异也不易应付。
那时非洲的欧洲殖民者们普遍对黑人抱有偏见，认为黑人懒惰、偷窃成性而且没有责任心。史怀哲并不同意这种看法，但他必须面对遇到的问题。比如雇请了一个工人，这个工人只做你要求他做的事，做完就在一旁休息，其他人再忙，他也不会相助的。而且就算你提出了要求，他也未必认真执行。
有一次史怀哲发现诊所里一只木箱遭了白蚁，他急忙叫工人丢弃到河里，否则会殃及整个诊所。工人答应了。但当夜里他忙碌完毕去查看时，木箱却赫然与扩建诊所存放的木料放在一起！而其实距离河边不过10米远。
扩建医院时，史怀哲请了几个黑人帮工，一连几天，进度工程非常缓慢，他非常吃惊。一位工人安慰他：“先生，别生气，生气是没有用的，要怪只能怪你自己。如果我们工作时，你在一旁监督，我们便会做得很好。”史怀哲后来认识到，这话千真万确，屡试不爽。
充当翻译的黑人约瑟夫提醒他，即便离开几分钟，也必须把药房的门锁好。实际情形是，稍一疏忽，必定遭到偷窃。凡是有可能引起当地人兴趣的东西，都要上锁，只要有工人在房间工作，史怀哲夫人就要留在附近。甚至每天厨房所用材料，米多少，油多少，也必须当面一一交付清楚。工人并不认为是侮辱，反而要求主人这样做，因为如此他们就免去了责任。
这样的麻烦并没有让史怀哲对黑人土著心生轻贱，他把这看作是文化差异性的表现。因为当地人并没有国家、法律、职业、储蓄这样的观念。在非洲，作为主食的香蕉和其他食物都不难获得，因此他们只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出去工作，而他们对所从事工作的意义，其实并不了解。
他们的财物观念也与白人有很大不同。约瑟夫这样解释他的族人的偷窃行为：“对于不上锁的人，偷他的东西是无所谓的，这是他自己的错。”因此，约瑟夫只是提醒主人看管好自己的东西，从不指责偷东西的人。
史怀哲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从不把白人社会的道德评判强加给他所服务的人群，而是以更加宽广博大的胸怀接纳生活方式与行为规范有极大不同的黑人，为他们承担危险工作的勇气而惊叹，为他们可以不知疲倦连续36小时送达病人而感动，为他们不得不卷入白人的战争，在饥饿、恐惧和病痛中悲惨死去而悲悯……
了解这样的背景，可能我们会更深刻领会史怀哲“敬畏生命”的思想。他对非洲土著的爱是不存偏见、真心尊重的。当他的某些同胞把黑人当作劣等民族，挥舞着纳粹旗帜在德国狂舞时，他说：“我始终坚信，生活在大自然怀抱中的黑人的生命力，要比自诩为文明世界中的人来得强韧，也更能忍受疾病的煎熬。”他还发出这样的控诉：“白人带来的酒与病，给原始居民造成极大灾难，这难道是公平的吗？如果把白人对有色人种的种种残虐行为一一列出，无数悲惨的事实，将使自诩文明的白人绅士淑女无地自容！”
非洲之子
很多人把他的无私奉献归结为“基督精神”，认为他是“听从上帝的召唤”，但史怀哲却笑言：“他们的听力比我好。”实际上，史怀哲虽然有很深的神学背景，他的“敬畏生命”的思想却在伟大的人道主义立场上超越了宗教范畴，将西方与东方融合为一。这一点，从他的遗著《中国思想史》中不难找出端倪。
在后来的数十年间，史怀哲一直坚守着他的丛林医院。其间，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战火也燃烧到非洲丛林，医院曾被迫关闭，他本人也曾被关进俘虏营。但一获自由，他就又开始筹划重建医院。他不仅要做医生、护士，也要做泥水工、木工的工作。
医院逐渐有了起色。他几度扩建，增加病房，并使精神病房、传染病房与普通病房隔离开。他很认真地摸索热带病诊疗技术与初级卫生制度的建构，建起了手术室、检验室，虽然简陋得没什么现代化医疗设施，但一切都经过他精心安排和设计，能够保证在低成本条件下为当地提供最大范围的医疗保障。
有一次，一群热心人捐助医院9万法郎添置一台X光机。这的确是医院需要的，但他怎么建X光室？又去哪里找专门的X光医师呢？最后，他说服了捐助者，改为用这笔款项购买医院更急需也更切实际的药品。
最困难的时候是二战时期。因外援中断，他的医院几度濒临绝境。在给友人的信中，他这样述说自己的心境：“我受尽种种煎熬，已心力交瘁，疲惫不堪……”但他却始终没有放弃。
孤独而长久的坚持，史怀哲赢得了全世界范围的尊敬，也为他的丛林医院赢得了外界广泛的关注和支持。当戴高乐的“自由法国”与维希政府军队在兰巴伦附近激战时，双方都很有默契，不伤及史怀哲的医院。
1945年1月14日，英德两国还在进行最后的激战。而英国广播公司的电波里，传出的却是为史怀哲博士——一个敌国的丛林医生——庆祝70岁生日的节目。
到1947年，医院已经拥有45栋病房，除他本人外，还有另外3名医生、7名护士。
1953年10月30日，史怀哲在兰巴伦听到了自己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之后，他把奖金全部用来改善医院条件和建立“麻风病区”。
80岁以后，他除了为禁止核试验而短暂外出演讲外，一直生活在兰巴伦。他每日仍然工作，巡查病房，诊病，甚至进行手术，直到86岁。
1965年9月4日，充满博大爱心的史怀哲逝世。他被葬在医院旁边夫人的墓边。简朴的墓前，经常有黑人前来，送上鲜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