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41年，中国抗日战争形势有所好转之时，梁漱溟就开始从文化角度思考中国所以不能强盛的原因，只是因为连年战乱，之后又忙于调停国共矛盾，无法深入。此次脱离政治，使他得以继续先前之课题。11月，他辞去了民盟秘书长职务后，回到重庆北碚创办勉仁书院，一方面讲学，一面潜心研究，希望从文化角度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并着手写作他考虑已久的问题——《中国文化要义》。
梁漱溟基于他的新儒家的角度，重新研究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传统社会结构，自以为找到了中国何以前期辉煌、强大而后期却落伍于世界潮流的原因。他又比较研究了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认为中国文化自有其特殊性，其未来的发展前途也自成体系，不能盲目地效法西方近代已走过的路。
通过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社会的分析，对中、西、印度三种文化的比较研究，他更加坚信自己过去对中国未来光辉前景的判断，从而得出了他一贯认为却不敢确定的结论：宪政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如果硬性模仿西方民主的形式，实际并不能给中国带来民主，反而将引起混乱和灾难。
1946年11月12日，国民党政府不顾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反对，单方面决定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并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并宣布于明年12月25日起施行。1947年3月15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研究如何促进宪政、做好行宪工作。6月13日，“选举总事务所”在一片反对声中成立，11月，又成立了所谓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和选举指导委员会，并匆匆在各地举行“国大”代表选举。
对于国民党的为制造民主、和平假象而匆忙推行宪政的拙劣行径，梁漱溟深不以为然，戏称之为“选灾”。但他既然已声明退出政治，就不便针对国民党政府发表攻击，于是利用学术问题为掩护，从文化角度说明中国目前并不具备推行宪政的条件。强制推行，不但不能给中国带来民主，反而会给人民带来人为的灾难。总之，中国既然不适合走宪政之路，就不必勉强去走。
梁漱溟的与众不同的见解，使忙于行宪的国民党大为恼火，但苦于梁漱溟乃是借学术探讨的幌子，不好在政治上进行反击。但在文化界中，却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引起张东荪、郭叔士、费孝通等人著文讨论。他们虽然同意梁的中国目前不具备推行宪政的条件的论断，但否认中国不适合实行宪政的说法，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平的实现、人民的觉醒与开化，中国一定会走上宪政之路。
对于张、郭等人的批判，梁漱溟不愿作答。他声明，自己的《中国文化要义》即将完成，大家可以由此书明白他的真实想法和具体主张，他就不一一作答了，大家如有疑问，可以看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