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春，梁漱溟带着懊恼和沮丧回到北京清华园，谢绝了一切外务后，静心整理父亲梁济的遗稿。
对于这次山东办学的详情，梁漱溟再也没有提起过，不过懊恼之情却形于言表，可见一定十分的不顺利。他宣称三年之内不再接受任何邀请或聘任，而要潜心钻研学问，等有所长进之后，才出来做事。
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梁漱溟完成了自己长期的夙愿：将父亲梁济的遗稿编为《桂林梁先生遗集》，又撰写了《年谱》和表达忏悔之心的《思亲记》，叙述了自己的种种不孝言行，求得内心的解脱。
1926年春，梁漱溟和几个最信任的弟子来到北京西郊的大有庄，租了间民房讲学，主要是讲解自己一直思考的《人心与人生》问题。这段时间的潜心钻研，使得他的新儒学更加成熟和完善。
但由于坐吃山空，梁漱溟往日的积蓄已经所剩无几。为了解决生活问题，梁只好放弃了暂时归隐的初衷。1927年，他应北京大学哲学系同学会的邀请，就《人心与人生》问题作了一系列长篇演讲，阐述了自己归隐后思考的心得。于是在隐居两年之后，梁漱溟又回到社会。
梁漱溟此次退隐京城，是他一生中最苦闷的时期，这种苦闷除了个人的不幸与困难外，更多则是因为他看不清中国的出路而茫然若失，找不着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