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失败而告终，随之是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随着民族矛盾的日益尖锐，清政府内部出现了一股“实业救国”的热潮。不少地主、官僚、商人、买办、绅士都争相办工厂、开企业。清政府也从增强经济实力出发，加以鼓励，一时间各界人士都开始去投资近代企业。同时由于新式企业的优厚利润，更加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但是由于清政府实行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使得新式资本主义企业的开办存在许多不公平的地方，引起了民族资本家的极大不满，要求改革社会制度。资本主义新式企业与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对立与日俱增。
1897年，德国借口“曹州教案”派兵强占胶州湾，次年又强订不平等条约，由此掀起了一股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沙俄、法、英都争相效仿，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他们在各自的“属地”，建工厂，开矿山，盘剥中国人民。随着一批又一批通商口岸的开放，外国商品像潮水般地涌向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严重地威胁着中国还十分弱小的民族工业的发展。巨额的赔款和日益增加的外债，成为压在中国农民头上沉重的负担。
而清朝统治阶级却一再妥协，投降卖国，成为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工具。其内部是政治腐败，公开行受贿赂。大部分官僚不顾广大贫民的死活，横征暴敛，自己却过着穷奢极欲、奢侈糜烂的生活。这样，人民大众同封建势力的矛盾也进一步尖锐起来。
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和迫于眉睫的亡国之祸，1898年1月，康有为上第五封与皇帝书，以血泪交织的文字描述了民族危机和国内尖锐的阶级矛盾，提出“不变法国将亡”的警告。梁启超也上书清廷，要求对俄采取强硬态度，索回其侵占的旅顺、大连。面对亡国灭种的严酷现实，此时的梁启超、康有为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为促使清政府变法，他们已不惜牺牲一切。
维新派要实现自己的改良主张，必须要找一个政治上的依靠，获得一定的权力，康梁把这个靠山寄托在光绪皇帝身上。光绪面对清廷江河日下的败局，他很想能有所作为。他了解一些西方的情况，具有开放意识。面对帝国主义强大的经济军事势力的欺凌，他认识到“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以他的教师翁同北为首的一些官僚也十分赞同和支持他的变法主张，希望清政府能通过变法走上富国强兵之道。
早在1888年，康有为的第一封上书虽未上达，但翁同北读后大为赞赏。1895年，康第三次上书，由都察院转到光绪手中，光绪读后，觉得颇合心意。随后，翁同北走访康有为，商谈变法事宜，极为投机。1895年7月，光绪发布上谕，举办实业，不久又令广办学堂，培植人才，还命各地广泛地推荐人才。光绪积极变法的态度，极大地鼓舞了康梁等维新派。
光绪帝想召见康有为，询问有关变法事宜。但奕瑞反对，认为“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能召见”，今康乃小臣，皇上欲有所询问，命大臣传语可也”。光绪无奈，只好命李鸿章等五大臣传康有为谈话。面对五大臣，康有为侃侃而谈，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变法的总体设想。第二天，翁同北将谈话情况向光绪作了汇报，光绪皇帝十分高兴，由于奕忻的阻挠，光绪只得令康有为如有建议书面呈递。1898年1月，康有为上了第六书，即著名的《应诏统筹全局折》，提出变法的三点要求：（一）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二）开制度局拟定新制，（三）设待诏所广开言路。同时又提议开设十二个局，推进变法展开。光绪帝对这个上书极为赞赏，之后，康有为不断向光绪提出新建议。
为了报答光绪皇帝的知遇之恩，支持光绪帝，将变法向前推动，康有为、梁启超认为必须成立一个带有全国性的组织。经过康、梁等一个多月的筹划，1898年4月，保国会在北京正式成立，通过了三十条章程，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维新派试图通过保国会的形式，广泛联络全国各地的维新志士，争取各级官僚。4月21日，保国会在崧云草堂举行第二次集会，梁启超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在保国会的影响下，全国各地都成立起会社，变法之风盛行。但由于保国会成员复杂，组织松散，在遭到顽固派的破坏下很快就解散了。但保国会对激扬民气、团结维新志士和宣传维新变法的意义方面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为光绪皇帝新政的颁布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