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归来后，梁启超开始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梁启超反思自己的政治生涯，认为最大的教训之一，就是缺乏人才。于是他决定弃政从教。
梁启超晚年从事的学校教育活动中，最令他关注的便是上海的中国公学。该校的正副会长和常务董事多为旧日的立宪派和进步党人，与梁启超关系较密，故梁欧游归来，一到上海便被公学请出演讲。为了办好这所学校，梁启超让其学生张荪出任教务长，并为公学制定了改制方针。为了筹措办学经费，梁启超殚精竭虑，千方百计多方活动。中国公学在梁启超手上一直维持到1927年，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人才。在承办中国公学的同时，梁启超还把关注教育的目光投向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在南开他受到校长张伯苓的极力推崇，决定把整个文科交梁主持。梁启超还担任了清华研究院导师。
在南开、清华等院校长期讲课的同时，梁启超在全国各地作巡回演说，其次数之多，地域之广，题材之博，影响之大，听众之多，在近代中国的学术演讲史上都是空前的。
在几年时间里，他辛勤奔波于各地讲学。梁启超的讲学是极其认真的。他的每篇讲稿都会认真准备，绝不马虎。凡已定好的演讲，即使遇到自己身体状况不佳，亦绝不停讲和改变日期。梁启超的学术讲演认真而又极为生动，影响了一大批青年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