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考古学家发现了众多的新石器时代人类祖先的足迹，这不仅与中国处于东亚这个独特的地理环境有关，同时也与中华文化自身的悠久历史分不开。伴随中国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在中国各地，从北边的蒙古高原到南海之滨，从西边的青藏高原到东海地区，都相继发现大量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其中，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有：早期稻作农业发源地之一的河姆渡文化、世界著名的仰韶文化、制陶工艺大发展的大汶口文化、拥有美丽黑陶的龙山文化等遗址，在这些遗址中不仅出土了世界少有的众多珍贵文物，更重要的是帮助人们完整复现过去的人生活的整个场景，帮助人们了解中华民族远古祖先们的生活。
近年来，不断有新的考古成果将中华文明的起点向前推，尤其是在长江流域，如比河姆渡文化早3000年的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在遗址中除了稻作文化的遗迹外，还发现了盛煮过草药的小陶釜。这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可能就已认识到植物的药用价值，从而也证实了“神农尝百草”的传说。
■河姆渡文化
河姆渡文化遗址的发现是中国考古工作者的一大功绩。从1973年开始，在杭州湾的宁绍平原，浙江余姚河姆渡发现了一个非常完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其遗址发掘的揭露面积达到2600多平方米。在这里发现了世界上少有的非常完整的4个相继叠压的文物层，尤其是第四层，更是完整地保存了大量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物，其规模更是为考古学界所震惊，因而被命名为河姆渡文化遗址。根据碳14测定，河姆渡文化年代大约为前5000年左右。其中，河姆渡文化层第四层保留的完整文物与遗址为人们了解远古新石器时代祖先的活动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河姆渡出土文物中，比较受人们关注的是其大量的制工精细的陶器。河姆渡出土了以稻草茎叶、稻壳等为材料的夹炭黑陶。科学研究表明，由于烧制此种陶器时缺氧，使稻壳等尚未燃烧充分，故陶器呈现黑色。从陶器的制作来看，陶胚具有疏松粗厚，硬度较低，吸水性强等特征，可见当时人们的制作技术还处于一个较为原始的阶段。就陶器的制作形式来看，主要为器皿，包括釜、罐、钵、盆、支座等。其中，釜是所有陶器中数量最多的物品，大部分釜都是圆底、深腹，并且釜身上大多有一周突脊；但是釜的形状并不是很规范，其口也呈现诸多变化，如敞口、折沿等。另外，陶器的外表都经过磨光，便于人们的使用。最令考古学者震惊的是，古人们在釜、罐等的下半部往往印制上一些精美的图案，如绳纹、刻划花纹等，另外一些器皿上还刻有动植物的形象。这些都充分反映出当时人们已经开始注意美的追求。
河姆渡文化的发展水平已经达到较高的程度，还体现在生产工具的制造上。从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文物来看，不仅有陶器的使用，此外更多的是石器、木器、骨质器等3种。即使在今天看来，许多的骨质器、木器也都制作得非常精巧，式样新颖。跟同时代其他的遗址出土品相比，河姆渡的文物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生产工具中最多的主要是骨质器，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以及使用的范围，都是在同类产品中名列首位。骨质器中，一些用动物骨制作的耕具最具特色，如骨锄等，先后共出土达170余件。这些骨质耕具长度一般大约为20厘米，骨器的一头一般都凿一方孔，便于人们携带，骨板的正中间有磨出的竖槽及小方孔。在有些文物出土的地方，还发现跟骨质器绑扎在一起的竖直木柄。磨制骨质器的刃部形状一般有两齿、四齿、平刃、斜刃等。对于石器来说，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数量相对较少，种类也比较少，主要是有斧、凿等。石器更多的跟木器组合在一起，如木柄跟石刃在一起，组合成农具，这种农具极大地提高了当时人们的劳动生产力。而从木器的本身来看，河姆渡的远古人类已经掌握了较高水平的木器制作方法，开始懂得制作木器工具，如铲、矛、匕等生产工具。学者们还发现这些木制工具的表面一般都打磨得非常光滑，甚至有些木制工具的表面还留有当时远古人类刻下的精美图案。人们利用木制工具从事农业生产以及动物食品的加工处理，这样一来，大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增强了人类的身体素质，从而促进了人类自身的发展。
河姆渡文化遗址最具特色的发现应该是水稻的种植。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在河姆渡遗址的第四层居住区存在大量炭化的稻谷、谷壳、稻杆、稻叶的堆积物，平均厚度约0.2～0.5米，最厚的地方厚达1米多，有的地方还发现有米粒。从出土的堆积物来看，很多出土的稻谷都保存得非常完整，大部分稻谷的外形依然清晰可见。经过考古学家的鉴定，这些稻谷应该属于栽培稻的籼亚种晚稻型水稻。根据人们对整个出土的稻谷堆积物的推算，大约重达120吨。这样巨大的稻谷储存，充分地反映当时人类的生产水平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作为印证的是在出土的文物中，人们还发现大量农具的存在。从生物学的角度考察河姆渡的稻谷，还能够发现这里的稻谷基本是从野生稻演变而来的栽培稻。这就说明，人们已经经过较长的时段，将野生稻培育成人工栽培稻。这是人类农业发展史上一项重大的贡献。
整个新石器时代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时代，伴随原始农业的发展，河姆渡地区的家庭畜牧业也得到很快地发展。从遗址出土的文物来看，人们已经开始普遍地养殖猪、狗、水牛等家畜，它们与野生的猪、狗、牛等的骨骼已经不同。水牛的饲养更是对于农业的发展，尤其是耕作，起到巨大的作用。整个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社会，已经发展到一个较为文明的程度。
■仰韶文化
说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不能不谈到闻名于世的仰韶文化。现在一般认为仰韶文化是继大地湾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按时代顺序可以分为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和半坡晚期类型3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仰韶文化向人们展示了中国母系氏族制度繁荣至衰落时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成就。仰韶文化遗址主要发现于中国的山西、陕西、河南等地区，发现总共达到1000余处，集中地体现了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是新石器文化高峰时期最为典型的代表。
仰韶遗址最早发现于1921年，由瑞典人安特生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后即以该村命名。1931年，考古学家又在河南安阳发现了仰韶文化的重要遗址。当然，发掘仰韶文化贡献最多的还要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考古学者，他们先后在陕西的关中地区、河南、山西、河北等地相继发现仰韶文化遗址，更远的地方，甚至包括甘肃、青海、内蒙古河套地区等。这些遗址广泛地分布在中华大地的西北部地区，充分反映当时中华祖先们活动的频繁。经过考古学家的研究，认定仰韶文化的时间大约为前5000年到前3000年，也有的地方一直延续到前2000年。
仰韶文化具有地点广泛、层次众多、时间跨度大等诸多特点，很能充分展示当时远古人类的生活场景。从出土的文物来看，首先值得重视的是大量陶器的出现。从仰韶文化出土的陶器来看，他们明显经历了新石器时代早期陶器的发展。在陶器的质料、造型、做工、装饰以及烧制技术上，跟最初的陶器相比都有很大的发展。以前人们大多使用混和了稻谷杆的黑陶，可是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大部分陶器均为红色，学者们称其为彩陶。从前后的陶器发展来看，彩陶的数量越来越多，最后达到高峰阶段。考古学家经过对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进行化学定性分析，以及其他的工艺、物理性能的测试，发现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其原料有些变化，不是原来的黄土，而是经过人们的精心挑选，以及适当加工，且符合制造陶器要求的陶土。人们往往从河床边的沉积土中选取这样的土质。另外，仰韶的祖先们还喜欢在陶器上加上各种各样的纹饰，如有的陶器上绘有绳纹，也有的刻有篮纹，还有的陶器上有指印纹等。
最让人们惊奇，也最能代表仰韶文化陶器生产水平的产品是彩陶及其表面的纹饰。制作彩陶最初采用单彩的形式，主要是红、黑陶器，后来慢慢地演变为多种颜色，如紫红色等。后来，人们还采用“上陶衣”的方法。所谓上陶衣就是指给陶器的表面通体裹上一层颜色，如黄色、白色、红色等。人们还在陶衣上绘制各种图案。仰韶文化陶器表面图案充分展示了陶器本身的发展。最初人们只是绘制一些很简单的线条，如绳纹等；后来，图案的样式也越来越多，包括各种各样的动物。从陶器的陶纹来看，仰韶文化存在着鱼、蛙、鸟这样三大图案体系。据学者分析，当时这里应该分布着以鱼、蛙、鸟这三种图案为图腾的三大部落。其中又以鱼图腾的部落面积最大，器物也最多。他们制作的彩陶的种类也很多，包括各种主要生活用品，如饮水器、炊器、盛贮器等。其中夹砂罐是陶器中最为常见的一种。
从人们生活的地理环境来看，仰韶文化大多处于干旱地带，主要的农作物为旱田作物。从出土的文物来看，发现最多的是粟，其次是黍。从当时的村落遗址来看，村落的灰层堆积很厚，说明当时农业生产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而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也同样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如仰韶文化中用来翻土的石铲就越来越精巧，后来还绑上木柄，更便于劳作。另外，人们收割农作物已经开始使用爪镰、石斧以及大量的木器。值得注意的是，仰韶文化中的畜牧业也得到很大发展。当时人们开始养殖猪、狗、鸡和黄牛等。在出土的文物中，发现各种家禽、家畜的骨骼，能够很好说明这一点。但也有些地方还从事渔猎等活动。
■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是中国山东地区一个著名旱作物的文化遗址，其最早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经过多年的发掘与整理，人们共发现大汶口文化类型达百余处，是中国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山东的中南部以及江苏淮北一带。大汶口文化的生活年代大约为前4300年至前2400年，考古学家一般将其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以便于研究。
大汶口文化属于典型的农业文明遗址。这一地区的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主要的农作物是耐旱植物——粟。粟是大汶口居民的主要食物。在大汶口人们的生活中，农业已经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原来的渔猎与采集经济逐渐居于次要地位。当时的农业工具中，已经出现大量的石铲。后来，人们还发明了鹿角锄，这种锄是用坚硬的鹿角制成的，对于人们的生产劳动起了很大的改进作用。人们还在大汶口文化遗址发现了专门贮藏粮食的粮窖遗址，这充分反映当时的农业生产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人们在饱腹之余开始贮藏剩余的粮食。大汶口文化的出土文物也同样反映出当时人类的畜牧业已经有了很大地发展，其突出表现就是饲养业的发达。当时人们能够饲养猪、狗、牛、羊、鸡等。在众多的遗址中，人们发现大量的家禽、家畜的骨骼，这反映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水平达到很高的程度。
大汶口文化的发展还体现在陶器生产上。大汶口的陶器早期以红陶为主，火候较低，器型简单；后来又盛行灰陶、黑陶等多种类型，陶器的种类也越来越多。就陶器的种类来看，不仅包括各种炊器，如鼎、罐等；还有各种盛器，如缸等；此外还出现了灰白陶。这些陶器造型优美，颜色鲜亮，集实用性与艺术性为一体，代表了大汶口文化制作陶器的水平。此外，大汶口文化的制石、制骨和制玉业也比较发达。
颇为奇特的是，在大汶口文化中，还发现了一些刻在陶尊上的刻文。考古学家先后在山东诸城前寨遗址等地发现刻文10多个。尽管这些刻文还没有脱离图画实物的阶段，但是已经具有一定的规范，有学者认为它是中国最早的文字。
大汶口文化文物的出土，能够有力说明在大汶口文化中，农业、手工业开始得到进一步发展，人类开始突破母系氏族社会发展的阶段，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
■龙山文化
作为与大汶口遗址联系密切的龙山文化，在生产工艺、文化遗风等方面都与大汶口文化有一脉相承的联系。龙山文化是1928年由在济南发掘的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开始的。经过考古工作者十几年的努力，先后发现典型的龙山文化遗址达200多处。龙山文化一直作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重要代表而被世人所关注。
龙山文化的制陶工艺已经发展到非常高的程度。其重要的代表作是蛋壳黑陶和精美的白陶。蛋壳黑陶是一种贵重的礼器，其表面打磨得漆黑光亮，本身具有高柄杯的特色，体现了很高的工艺水平。这种杯通高约15～20厘米，壁厚多在0.5～1毫米之间，最薄的仅有0.3毫米，全器还不到1两重，十分轻巧。白陶则是龙山文化中最为成熟的代表，达到了史前制陶工艺的巅峰。
龙山文化的农业是在大汶
口文化晚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遗址发现的文物来看，当时的农业生产工具有很多种类，有用来翻土的生产工具，如石铲、蚌铲和骨铲等；有用来收割农作物的生产工具，如双孔半月形或长条形石刀、蚌刀、石镰、带齿蚌镰等。石镰以及镰刀的广泛应用，反映了当时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甚大，也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状况的发达情况。在一些龙山文化的遗址中，还发现了粟和稻谷的碳化物标本。
龙山文化发展也表现在饲养业方面。龙山文化主要饲养的家畜有猪、狗、牛、羊；家禽有鸡。这些家畜、家禽的数量逐渐增加，其中羊的数量增加最为明显。
龙山文化中，手工业也得
到很大的发展。一方面，龙山文化继承大汶口文化高超的手工业，制作了大量的石制工具，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同时，大量的骨器也开始生产，以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最能代表龙山文化手工业的是其制玉工艺。在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中，发现了大量精美的玉器，如扁平穿孔的玉铲、阴刻兽面纹的玉锛及三牙璧等各种玉饰。另一方面，在龙山文化中，还出现了金属冶炼技术，如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中出土的两件铜锥。
无论从陶器的制作，还是农业的发展，以及饲养业的发展，尤其是以制玉工业为代表的手工业，龙山文化都反映出当时原始氏族社会的手工业水平已经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大地上，中华民族的远古祖先，留下了广泛的活动足迹，这就是今天我们所发现、看到的一大批重要、珍贵的文化遗址。我们所列举的大都是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文化遗址。除此之外，中国各地还存有大量的其他文化遗址，如陕西、山西的磁山文化；甘肃、青海的大地湾文化、马家窑文化等；而在长江地区存在大溪文化、宁绍地区文化等等。这些文化遗址反映一个有别于旧石器时代的社会，人们已经开始广泛地使用磨制石器，发展原始农业、进行定居生活，已经能够发明、使用陶器，手工业的发展也越来越进步，这一切都构成新石器时代的显著特征。
新石器时代无疑是人类历史上又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人类从此开始进一步摆脱自然控制，开始最初的定居生活，发展原始农业、手工业、饲养业等，人类的生产生活水平由此得到极大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