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时代：那时农业逐渐成为人类维持生活的必要经济部门，而原始农业就是当时妇女从采集实践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因此原始农业的产生和发展，使妇女在经济上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并在社会上占有崇高的地位，妇女因而成为生产的主人；加之在当时的群婚制度下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这样，社会上便逐渐形成了以妇女为中心的氏族公社。由于当时在氏族公社中，女性的地位高于男性，因而被后来的人们称为母系氏族公社，它所处的时代也被称为“母权制时代”。
从血缘群婚到族外婚
氏族制的形成与原始社会婚姻关系的变化是紧密联系的。恩格斯曾说：“自一切兄弟和姊妹间，甚至母方最远的旁系亲属间的性交关系的禁例一经确立，上述的集团（血缘家族）便转化为氏族了。”氏族公社就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经常在一起生活、劳动的共同体。约在5万年前，中国原始人群开始进入到氏族公社，即进入到母系氏族时期，而进入氏族公社的标志则是族外婚。
人类社会由血缘群婚向族外婚的转变是在社会生产力的推动下完成的。在旧石器时代中期，生产力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生产工具有了巨大的改进。当时石器工具制作日趋精细化，如在河套人使用的石器中有许多复杂的刮削器和尖状器、端刮器以及少量的砍斫器。尤其在河套人的遗址中发现了用驼鸟蛋皮单面穿孔制成的装饰品，留有明显地磨平四周边缘的痕迹，足以代表当时工具制造技术的发展水平。此外，人工取火的发明，使人类开始摆脱自然条件的束缚，向自然界展开大规模地进军了。
在血缘群婚时期，由于公社成员的增加，给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便，于是又从血缘公社中分裂出新的、比较稳定的血缘集团，共同生产，共同消费。在两性关系上，他们依然实行族内群婚制。由于近亲结婚，疾病遗传的几率比较大，致使人类生育的后代有的发育不良，有的夭折，有的痴呆聋哑等，严重地影响到了人类体质的发育和智力的增长。这些现象引起了人们的思考。在长时期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两个不同血缘公社的男女结合生育的后代，往往比同一公社内的男女结合生育的后代要健康得多。他们便逐渐认识到了直系血族近亲通婚的危害，于是慢慢地排斥了族内群婚，进而限制血缘集团内部通婚。氏族内部禁止通婚，只有一个氏族的男子或女子和另一个氏族的女子或男子才可以通婚。男女双方所生的子女只留在母方氏族内。这样的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世系只能按母系计算，氏族公社的性质也是母系的。因此以族外婚为标志、以母系计算世系的氏族，即母系氏族形成了。
在母系氏族公社内，渔猎、采集活动和原始农业经济的发展，引起了生产关系的变化，男女之间开始有了较为明确的分工。男子从事狩猎、捕鱼和制作工具等劳动；女子则从事采集、抚育后代、做家务等劳动。当时采集经济比渔猎经济稳定，能够为公社成员提供更多、更稳定的食物来源，是维系氏族生活的基本保证。而且妇女在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生育中的特殊作用，决定了妇女在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崇高地位。
繁荣的母权制社会
距今约七八千年前，即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中国母系氏族社会进入了繁荣时期。之前，人类只能依靠采集和渔猎取得生活资料，到了新石器时代，出现生产性的农业和畜牧业，在原始社会引起了一场重大的经济革命。
大约一万年前，母系氏族公社有了很大的发展，人口显著增加，分布地区也扩大了。据统计，迄今发现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有6000余处，如河南的裴里岗文化、河北的磁山文化、浙江的仰韶文化、甘肃的马家窑文化等，几乎遍及全国各地。这时，人类迫切需要有稳定的生活来源。在长期的采集实践中，妇女经过反复观察，逐渐认识了某些植物的生长规律。她们发现，一些植物种子在水分和气候适宜的条件下，可以发芽结果，有些还可以移植栽种，原始农业由此产生。中国也成为人类最早栽培农作物的中心之一。在裴里岗文化遗址与磁山文化遗址中均出土相当多的新石器农具。磁山的窑穴里还有成堆腐烂的粮食。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发掘出石刀、石斧、石铲等新石器农具和储粟的地窑及菜籽。在河姆渡遗址中也出土了大量的农具和稻谷。此外，在河姆渡还发现了薏仁和葫芦，在仰韶文化的一些遗址中，也曾发现一种葫芦口尖底瓶，这都说明中国栽培葫芦的历史也非常悠久。
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人们开始了稳定的定居生活，建立起比较稳固的村落。在裴里岗、磁山等地都发现了典型的原始氏族村落遗址。尤其是1953年发现的西安半坡遗址，总面积达5万平方米，分为居住区、制陶窑场和公共墓地3个部分。至今，半坡遗址发掘的有房屋45座，圈栏2座，储藏食物的窑穴200多处，制陶的窑址6座，瓮棺葬73座，还有1万多件生产工具和生活器具等等，包含了相当丰富的母权制时代的物质文化资料，充分反映了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
农业经济的发展，为原始的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当时原始的手工业有石器、木器等，其中最重要的有制陶业和纺织业。制陶是新石器时代的特征之一，在这一时期的原始村落中，一般都留下陶窑遗址，如在西安半坡村，发现窑6座。仰韶文化是以磨光红陶和彩陶为其特征。河姆渡文化遗址中的夹炭黑陶器形种类也很多，有灶、罐、盆、钵、杯等炊具和饮食器皿。纺织业又是新石器时代的重要发明之一。农业生产出现以后，人类开始培养麻、葛并养蚕抽丝，利用畜毛纺线，原始的纺织业得以发展。在仰韶文化遗址中曾出土过带有布纹的陶片，表明在制陶中已经使用麻布垫陶，麻布已是很普通的纺织品。由于加工过的麻纤维松散不结实，新石器时代又发明了一种由陶和石制成的纺轮。这都说明当时的纺织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中国是育蚕抽丝最早的国家，其历史也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中国古代传说是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了育蚕，嫘祖“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考古学家也发现了一些养蚕的遗址，如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过陶蚕蛹；山西西荫村还发现了一个蚕茧等等。当然，中国养蚕是与妇女的发明相联系的。《尚书·大传》说：“伊尹母方孕，行汲化为枯桑，其夫寻羊水滨，见桑穴中有儿，乃收养之。”《拾遗记》也讲少昊母养蚕的故事。妇女们把丝用于纺织，还精心地把野蚕驯育为家蚕。可以说，养蚕是中国古代妇女的伟大贡献之一。
繁荣时期母权制社会的基本特征
母权制社会的基本特征为妇女在社会生活中起主导作用，是氏族的管理者；没有私有财产和贫富分化；实行对偶婚；男女平等；宗教信仰主要体现在图腾崇拜上。繁荣时期的母系氏族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如此，只不过是更为突出显著，更能够反映出母系氏族社会的全貌。
首先，在新石器时代，母系制社会更加繁荣，妇女是农业、采集活动、制陶、保护火种和养育子女的主要承担者，这就决定了妇女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主导作用。在母系氏族社会中，由年长的妇女担任族长，但没有特权。族长不仅要亲自参加劳动并制定生产计划，还要管理氏族内部生活和对外联络其他氏族。如果族长不称职，氏族成员有权罢免她。母系氏族公社不但以母系血缘为纽带维系，世系按母系计算，而且整个社会的财产也是按母系继承的，由母亲传给女儿，氏族男子的后代无继承权。换句话说，死者的财产应转归其母方血缘亲属。即所有女子死后，她的财产就应由子女或姊妹继承；男子死后，他的财产必须留在氏族里。
其次，在母系氏族社会中，没有私有财产和贫富分化。在半坡村遗址中发现有200多处储藏东西的窑穴，没有一处设在氏族成员居住的房屋内，而是作为公共窑穴设在住宅之外、村落之内。此外，还发现了一个大的炉灶，是氏族成员共同烧饭的地方。迄今发掘的174座成人墓葬中，随葬品不多，大部分是生活用具，生产工具和装饰品极少，而且几乎所有墓葬的随葬品数量和质量都趋于一致。随葬品寓意了对死者在另一个世界生活的安排。如果这时已出现了私有财产和贫富分化，那么，富人的随葬品一定数量多、质量好；穷人的随葬品则一定少而简单。但半坡村遗址的发现与之恰恰相反，这也足以表明繁荣时期的母系氏族公社还没有出现私有财产和贫富分化现象。
再次，在人类历史上，婚姻动态大体有过乱婚、血缘婚、族外婚、对偶婚和一夫一妻5种。母系氏族社会的婚姻形态包括了族外婚和对偶婚。在母系氏族社会初期，人们严格地实行着族外婚，在繁荣时期则实行了相对稳定的对偶婚。对偶婚是指一对男女保持相对稳定的婚姻关系的婚姻形态。它由男女双方自愿组成对偶家庭。一般来讲，对偶婚是以女子为中心，男子嫁到女方家里，在女方家过婚姻生活，从事劳动。然而，对偶婚又与一夫一妻制有所不同，从丈夫方面来讲，他只是妻子很多丈夫中的一位正夫；从妻子方面来讲，她也只是丈夫很多妻子中的一位正妻。由于这种婚姻形态没有稳定的经济基础，男女双方的财产分属于各自的母系氏族，因此这种婚姻形态也极不稳定，夫妻双方容易离异。但是对偶婚的出现却又是婚姻家庭形态的一大进步，因为它已基本可以确定子女的亲生父亲了。总体而言，对偶婚是母系氏族社会晚期的一种婚姻形态，是群婚向一夫一妻制过渡的一种婚姻形态。
最后，宗教信仰是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原始人类无法认识自然界的种种变化时，他们便寻求一种精神寄托，幻想有超自然的力量来保护自己。中国直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才有宗教的萌芽。在山顶洞人的墓葬中曾发现过死者的身上都洒有赤铁矿粉末和少量的随葬品，说明那时人类已产生了灵魂不灭的宗教观念。繁荣时期的母系氏族社会，宗教观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在半坡村遗址中，无论哪个墓葬的陶瓮底部都有一个小孔，以便使灵魂有个通道。在母系氏族社会，图腾崇拜在氏族成员心中是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宗教信仰。熊、虎、犬等分别成为各氏族的图腾。在中国远古传说中，有许多是关于图腾崇拜的。如商部落的首领契是其母吞下玄鸟蛋而生的，周部落的首领弃是其母踏上神灵的足迹而感生的，都是人与图腾及其代表的神相接触才生育子女的。在考古发掘中，也发现了不少与图腾有关的图像，如河姆渡文化出土的象牙雕刻中常有鸟形图案。江苏吴县草鞋山良渚文化的兽面纹以及似龙蛇的图案等等。母系氏族社会图腾信仰极其盛行，一般又称该时代为图腾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