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尔扈特部源出历史上的克烈惕部，约在12世纪末易名为土尔扈特。从元亡后的15世纪到康熙三十七年（1698）土尔扈特部回归前的300年间，土尔扈特部一度驻牧于塔尔巴哈台山南侧，由于该地狭小贫瘠，且受到蒙古族准噶尔部压迫，于是在17世纪初开始西迁。在驱赶了诺盖人之后，土尔扈特部越过哈萨克草原，于天聪二年（1628）来到乌拉河上游，天聪四年（1630）挺进到额济勒河（今伏尔加河）草原，占领了额济勒河中下游，形成了土尔扈特汗国，亦即俄国所称的卡尔梅克汗国。
额济勒河下游丰美的大草原，并非土尔扈特人理想的“乐园”。土尔扈特汗国的北面就是沙皇俄国，正在不断地向额济勒河流域扩张，沙俄以军队驱赶进入额济勒河流域的土尔扈特人。但是英勇剽悍的土尔扈特人也不是好惹的，沙皇军队要完全征服他们恐怕得付出巨大的代价。因此沙俄政府打拉并用，在军事威胁的同时，加强了政治上的威逼利诱，通过同土尔扈特部签订的6个条约，获得了优惠的政治、经济特权，逐渐地控制了土尔扈特人。
土尔扈特人一方面同俄国的扩张势力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不断起而反抗沙皇政府的残暴统治。17世纪60年代，俄国顿河流域爆发了著名的农民领袖拉辛发起的起义，额济勒河两岸的土尔扈特人和当地各族人民纷纷响应，积极参加了起义。17世纪末，土尔扈特人又在首领阿玉奇汗的领导下，起而支持巴什基尔人发起的起义。另一方面虽然不得不暂时屈服于俄国的压力，在形式上臣服于沙俄，但在实际上仍然保持着内政基本独立的状态。
土尔扈特部人想尽一切办法加强与祖国内地的联系，主要有3个方面。一是加强与内地蒙古各部的关系。二是加强与西藏达赖喇嘛的关系，寻求其在宗教上对土尔扈特部的支持，以抵制东正教的侵染。三是寻找各种机会加强与清王朝的联系，向清王朝寻求支持，以抵制沙皇政府对土尔扈特部的控制和压迫剥削。
崇德三年（1638），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建都博克塞里，自立汗国，自封巴图尔珲台吉。崇德五年（1640），巴图尔珲台吉在塔尔巴哈台召开喀尔喀与厄鲁特蒙古各部首领大会，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率领其子书库尔岱青和伊勒登参加了大会。在这次会议上，蒙古各部首领共同制定了《喀尔喀·厄鲁特法典》。会后和鄂尔勒克拜会了厄鲁特各部首领，并向他们介绍了土尔扈特部落在额济勒河流域的情况，和鄂尔勒克与巴图尔珲台吉进一步调整了双方的关系。顺治元年（1644），俄国政府派使团去准噶尔部企图诱骗巴图尔珲台吉，共同出兵攻打土尔扈特部落。巴图尔珲台吉及时识破了俄国的阴谋，说和鄂尔勒克不是他的敌人，不可能攻打，明确表示了对土尔扈特部的声援。和鄂尔勒克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巴图尔珲台吉，而他的孙子朋楚克又娶了巴图尔珲台吉之女为妻，从而使两部的关系得以改善与加强。但是两部的关系并非一直友好，随着准噶尔部的强大，其首领野心日益膨胀，不断侵扰袭击其他蒙古诸部，土尔扈特部也屡受侵扰。土尔扈特部在加强同其他厄鲁特蒙古诸部的联系的同时，对准噶尔部的侵扰进行了抵制。后来准噶尔部发动叛乱，土尔扈特部还参加了清政府平定叛乱的军事活动。
土尔扈特部落的首领们在西迁的140年间，一直保持并不断加强着同西藏格鲁派喇嘛的联系，取得了藏传佛教领袖有力的支持。在参加喀尔喀蒙古和厄鲁特蒙古诸部王公联席会议期间，和鄂尔勒克即拜会了跟随达赖喇嘛当经师、诵经整整22年的札雅班第达，并邀请其去土尔扈特部落传经。札雅班第达于顺治二年（1645）春到土尔扈特部落，并为和鄂尔勒克、达优额尔和台吉们的亡故做法事。书库尔岱青、衮布伊勒登、罗卜藏、桑杰达等人，分别邀请札雅班第达经师为他们讲诵经典，转抄佛经，广传妙法。直到次年六月，札雅班第达一行才起身回到中国。和鄂尔勒克及其子和札雅班第达的联系，加强了格鲁派喇嘛在土尔扈特部落的正统的宗教地位，增强了部落同祖国的思想联系，求得了西藏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在神权上对部落最高统治权的承认与支持。此后土尔扈特部历代首领均加强了同西藏喇嘛的关系，借助藏传佛教有力的支持，稳定了部众，有力地抵制了俄国东正教的扩张。
书库尔岱青继位后，努力加强了与清政府的联系。顺治三年（1646）他与其弟罗卜藏诺颜随青海和硕特部首领固实汗，向清政府进表贡。顺治七年（1650），书库尔岱青又派使臣与清政府建立了直接的联系。此后土尔扈特使臣不断来往于土尔扈特汗国和清政府之间。顺治八年（1651），土尔扈特首领博第苏克等“贡马”，清廷赐以“银币等物”。顺治十二年（1655），书库尔岱青遣锡喇尼鄂木布向清廷奉表贡。次年，和鄂尔勒克另一个儿子伊诺登诺谚，也遣使锡喇尼和硕齐“入贡”。顺治十四年（1657），罗卜臧诺颜也遣使向清廷“贡驼二百只，复携马千，乞市归化城”，得到清政府的允准。与清政府联系的加强，使土尔扈特汗国得到了清政府政治上的支持。
土尔扈特部在阿玉奇汗执政期间，继承了先辈与祖国清政府不断联系的方针。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阿玉奇积极参加清政府平定准噶尔割据势力的斗争。康熙三十五年（1696），清军于昭莫多大败噶尔丹后，为防噶尔丹余部窜至伊犁，康熙帝命阿玉奇在额济勒河积极配合。阿玉奇率军千人与一线防堵的策妄阿拉布坦会合于阿尔泰。康熙三十七年（1698），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纵兵洗劫了赴北京向清政府朝贡的土尔扈特汗国使团并杀害了使团一行人，进而绑架了赴祖国西藏朝拜达赖喇嘛的阿玉奇之侄阿拉布珠尔一行人。阿玉奇企望和准噶尔部改善关系，曾把女儿嫁给策妄阿拉布坦，但策妄阿拉布坦出于扩张的需要，竟然时时制造磨擦。策妄阿拉布坦，一度阻隔了阿玉奇汗政权与清政府的联系。
康熙四十八年（1709）阿玉奇又派出以萨穆坦为首的使团，取道西伯利亚，经库伦、张家口，历时两年有余，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春抵达北京，商洽如何营救被策妄阿拉布坦绑架的阿拉布珠尔等人的问题。阿玉奇给康熙帝的奏文中称：“所差之使，乃吾心腹小役，圣祖若有密旨，请赐口谕。”实际上磋商机密有二：一是如何联合起来，对付日益强大并威胁双方安全的策妄阿拉布坦；二是探求土尔扈特部落重返祖国的可能性。同年四月，康熙帝也派遣以殷札纳、图理琛为首的使团借道俄国回访土尔扈特。康熙五十三年（1714）四月十二日，图理琛率使团到达阿玉奇汗的驻地马奴托海。次日阿玉奇汗举行了隆重的迎宾仪式，殷札纳向阿玉奇递交了康熙帝诏书（《康熙谕阿玉奇敕书》），随后转达了康熙帝的问候。阿玉奇和部落人跪接，之后举行盛大宴会。席间阿玉奇详细询问了祖国的政治、经济情况，并说：“满洲、蒙古大率相类，想起初必系同源，蒙古衣服帽式略与中国同，其俄罗斯乃衣服、语言不同之国，难以相比。”流露出与故乡亲人息息相关的真情，含蓄地表达了愿意归附祖国、成为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的真挚愿望。这次使团出使洽谈的主要问题，是土尔扈特部落东返故土和对付准噶尔部落的问题。但回归祖国一事，不久因为清政府对准噶尔部的征伐而被拖延下来。
策凌敦多克执政后，土尔扈特部落与祖国的联系，出现了更多的困难。南路通道因清政府和准噶尔部时战时和，处于梗阻状态。阿玉奇逝世后，俄国对土尔扈特部落的控制日益加强，使团假道俄国北路又处处受阻。尽管如此，策凌敦多克仍排除重重困难与祖国联系。雍正八年（1730）初，策凌敦多克派遣使团前往清朝向雍正帝请安，呈递奏书并敬献礼品。使团在御前表明不自认为是俄罗斯帝国之臣民。而清政府亦认定土尔扈特部落为蒙古所属之一种族。下半年雍正帝派出托时为首的使团，赴彼得堡祝贺俄皇彼得二世即位，随团前往的还有以满泰为首的另一个使团，主要任务是回访并慰问土尔扈特部，该团于次年抵达了土尔扈特部驻地，受到了土尔扈特部众热情的欢迎和盛情的款待。
土尔扈特部敦多克达什执政期间，努力保持了同清政府的联系，以求获得清政府的帮助，抵制沙俄政府控制和剥削压迫。乾隆二十一年（1756），敦多克达什派出吹札布为首的使团，冲破俄国的重重阻挠，历时5年，到达承德避暑山庄朝觐乾隆帝，并请求去西藏礼佛。乾隆帝热情款待了使团并允其所请，派官员护送其到西藏拜谒达赖喇嘛。次年，吹札布返京，乾隆帝再次召见，并询问部落与俄国的关系及处境。吹札布向乾隆帝道：“俄曾经与雪西洋（瑞典）及西费雅斯克国（土耳其）战，土尔扈特部落出兵助俄，因而部落的实力被削弱，兵弱不足以抵沙俄压力，后才被沙俄控制。但附之，非降之也，非大皇帝有命，安敢为人臣仆”。吹札布还建议清政府谕令哈萨克，允许土尔扈特部落以后纳贡经过其领地。这样一来路途就近便了许多，且不必再假道俄国而遭到阻难。吹札布详细地说明了他们所居住的疆域，并绘制草图献给乾隆帝。
乾隆二十六年（1761）渥巴锡继汗位时，已是准噶尔汗国灭亡之后的第四年，土尔扈特部落通往祖国的障碍基本扫除。渥巴锡采取了一些秘密措施，策划东归。他和厄鲁特各部的联系日益频繁，多次派人赴西藏熬茶礼佛，并通过辉特部的巴达诺颜、杜尔伯特部的鄂勒登告知清政府：“土尔扈特部落准备回归祖国。”还进一步派人秘密和清政府驻伊犁的官员联系，提出要求东返。清政府同意了他们这一合理要求，表示随时准备迎接土尔扈特部落回归，内迁的时机成熟了。
渥巴锡汗年轻有为，胸怀坦荡，心地善良，为人正直，待人友好，很受部众的拥戴。这时俄国变本加厉地奴役和压迫土尔扈特人，不仅将他们视为“丑陋、愚笨和肮脏的野蛮人”，而且强迫土尔扈特人服兵役，参加俄国对外侵略扩张的战争，数万人为此丧生。土尔扈特人不堪忍受俄国当局的歧视和压迫剥削，纷纷要求渥巴锡汗率领整个部族重返祖国。
乾隆三十六年（1771）正月，渥巴锡汗召开部落大会，号召部众起来反抗，发动起义，回归祖国，得到了部众的一致支持。整个部族的17万多人，一起烧掉了自己居住的村落，决心离开居住长达170多年的额济勒河地区，回归祖国，不再回头。俄国政府得知土尔扈特部回归中国的消息后，立即派出大批的哥萨克士兵前去追赶堵截。在前有阻截、后有追兵的形势下，土尔扈特部人赶着数以万计的牛羊，一路上且走且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经艰难险阻，用了半年多的时间，行程万余里，在六七月间，土尔扈特部终于到达中国伊犁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在这次震惊世界的东归事件中，土尔扈特人付出了惨痛代价，离开额济勒河时，有17万人之众，沿途由于战争、饥饿和疾病，抵达故土时仅余七八万人。到达伊犁后，渥巴锡向清政府献上了土尔扈特部祖先于明朝永乐八年（1410）受到敕封的汉篆玉印，表明了土尔扈特部人忠贞不渝、热爱祖国的赤忱。
乾隆帝得知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的消息后，立即命人前往伊犁做好迎接和安置的准备工作。清政府对归来的土尔扈特人做了妥善的安置，让他们在新疆伊犁一带放牧，并且及时拨给马、牛、羊20余万头，粮食4万多担，棉花近6万斤，还有大量的毡庐等物资，帮助归来的亲人尽快安居下来，恢复生产和生活。乾隆三十九年（1774），乾隆帝在热河木兰围场接见了渥巴锡汗等部族首领，并一同观赏了围猎，然后在承德避暑山庄宴请诸位首领。乾隆帝颁布封爵谕令，对归来的土尔扈特大小首领均予封爵，封渥巴锡为卓里克图（蒙语英勇、刚毅之意）汗，并在普陀宗乘之庙内建立了《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块石碑。碑高5米，用满、汉、蒙、藏4种文字刻写，记述了土尔扈特部众不远万里回归祖国的动人故事。
土尔扈特部返回祖国的爱国主义行动以及清政府对土尔扈特部的妥善安置，使俄国恼羞成怒。沙皇政府竟然致国书给清政府，蛮横要求清政府将土尔扈特部交回俄国，甚至以发动战争相恐吓。针对沙俄的无理行径，清政府义正词严地指出：“土尔扈特渥巴锡等，与尔（俄罗斯）别一部落，原非属人”，只因“尔国征调繁苛，不堪其苦”，才返回祖国。针对俄国的战争恐吓，清政府明确表示“或以兵戈，或守和好，我天朝惟视尔之自取而已”，表示是战是和，可由沙俄政府自己选择，大清朝惟有奉陪到底，决不会妥协。
至此，土尔扈特部在国内分居三处：一在新疆，一在青海，一在额济纳。在国外，还有一部分土尔扈特人东归时受阻，永远地留在了异国他乡。土尔扈特部反抗沙俄，发动起义，跋涉万里，回归祖国的壮举，震惊了当时的世界；也在中国民族关系史上，写下了反抗外来压迫、维护祖国统一的可歌可泣的辉煌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