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的出现标志着一个统一、繁荣、强盛的清帝国已经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但隐患和危机也在其中悄然酝酿。乾隆帝虽有着足以夸耀后世的文治武功，但他放松吏治，致使奢靡贪污之风盛行；同时又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劳民伤财。在乾隆朝岁入增加的背后，是捐输、商人报效、盐斤加价甚至卖官鬻爵等非正常的收入来源，这对国家和社会而言无异于饮鸩止渴。自乾隆末期起，社会各个方面潜伏着的危机陆续浮出水面。清帝国走上了一条盛极而衰之路，被同时期的西方诸国逐渐抛在了后面。
清王朝何以急剧衰落？根本原因之一是整个官僚机构乃至整个社会在封闭自大的环境下奢侈腐败。
康熙晚年，奢侈之风已经兴起，后来经过雍正朝的厉行节约和锐意改革而有所遏制。但到乾隆时，随着经济繁荣和财力充裕，奢靡腐败之风重新抬头，并愈来愈甚。乾隆帝好大喜功，为粉饰太平，不惜靡费巨金，举办各种庆典。庆祝皇太后60大寿时，从西华门至西直门，沿街十余里搭设彩棚，每数十步建一戏台，悬灯结彩，鼓乐喧天。广东进献的翡翠亭，占地二三丈，屋瓦皆以孔雀尾为之。铸一套编钟，耗费1.35万两黄金。乾隆帝六巡江南，游山玩水，沿途接驾送驾、进贡上奉、大兴土木，豪华与排场空前，靡费特甚。上行下效，大小官吏借接驾和其他机会，极尽奢华之能事。他们为了讲排场、比阔气，竭力摊捐派差，从中贪污受贿、敲诈勒索。由此贪贿公行，吏治日废，奢侈淫靡、贪赃枉法、腐化堕落的歪风邪气愈演愈烈；而奉公守法、勤俭节约、清正廉明的正气反而日益孤立。自皇帝而下，无论王公贵族、文武百官、大地主、大商人，皆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尤其是满族亲贵，沾染的奢靡习气最严重。满人阿克当阿任淮关监督十余年，搜刮的民脂民膏不计其数，豪富无敌，人称“阿财神”。汉族官宦豪族的奢华情形也大同小异，嘉庆朝的湖南布政使郑源寿，外养两个戏班，争奇斗巧，昼夜不息。湖广总督毕沅死后，陪葬珍宝多达200多件，其中一串朝珠就用了108颗翡翠、5颗红宝石、4颗大珍珠。
统治阶级生活奢靡，往往相伴随的是权力机构中普遍地贪赃枉法和腐败黑暗。雍正时期曾经锐意改革积弊，实行“耗羡归公”、推行“养廉银”，借此整顿吏治，并以铁的手腕打击贪污、追赃索赔，使贪污腐败之风一时有所收敛。但到乾隆时，官僚机构渐趋膨胀老化，行政运转日益低效，朝野上下贿赂公行，贪污成风。乾隆中后期，连连发生贪污腐败的大案、要案。其中巨贪和，在乾隆帝庇护下当政20多年，搜刮的私财不计其数。嘉庆帝抄没其家产共编成103号，其中第26号折合白银竟达2亿两，是当时清政府财政岁入的好几倍。时有民谣称：“和跌倒，嘉庆吃饱”。
对于清朝吏治的败坏，捐纳制度实际上起了推波助澜作用。捐纳最初是为了解决河工、灾荒、军需资金不足而实行的捐钱买官的临时性措施，顺治六年（1649）首开此例，仅限于虚衔，而不授实职。康熙十三年（1674），因平定三藩，军需骤增，国库空虚，于是大开捐纳，明标价码卖官鬻爵。3年之中，竟有500多人买到知县这一实职。清朝中期以后，捐纳形成定制，捐纳之银成为国库的经常性收入。乾隆十五年（1750），捐纳银两竟达550多万两。而且通过捐纳可以买到实职，这些出钱买官的人上任之后，自然疯狂搜刮民财。时谣唱道“贪不贪，一任官，雪花银子三万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大小官吏上任之时大多两手空空，离任返乡则车拉船载，浩浩荡荡。吏治之败坏，无有甚于此者。
官场腐败至此，乾隆帝却一味装聋作哑，粉饰太平，拒听劝谏。乾隆五十五年（1790）礼部侍郎尹壮图上疏，指出全国吏治之坏，劝谏乾隆帝着手整顿。乾隆帝看后大怒，竟以“挟诈欺公，妄生异议”罪判“斩立决”，后为避免成全尹壮图忠谏美名，才免去死罪，给予降职处分。由此大小官吏因循苟且，谗上欺下，致使朝纲不振，效率低下，百务废弛。军机大臣曹振镛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位极人臣，自陈其为官之道就是“多磕头，少说话”。清朝中后期就是由这些人来治理国家，其后果可想而知。
腐败导致军事懈怠和武备废弛。八旗兵入关时所向披靡，战功赫赫，为底定中原和统一全国立下了丰功伟绩。但到了乾隆后期，八旗兵由于开国已久，人习安逸，疏于训练，战斗力已经大为削弱。朝廷一有战事，主要得依靠绿营兵。但绿营兵在腐败的社会大环境下也很快腐化，为官的克扣军饷，贪污中饱，弊端丛生，军队作战力迅速下降。由于八旗和绿营均因腐败而退化，丧失战斗力，到白莲教起义时，清朝不得不主要利用乡勇和团练进行镇压。
官僚统治机构的奢靡腐败的必然后果，就是强化对小民百姓的压榨和剥削，致使广大民众生活日益贫困。官僚、贵族、地主、富商大量兼并土地，失地、无地的农民越来越多，还有大量的农民因无法忍受横征暴敛而弃田逃亡，失去生计，四处流浪。社会上流民数量急剧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加，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一场社会大风暴正在酝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