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一纸诏令，天下诗书就毁于一旦。仅过一年，又是一纸诏令，几百术士被活埋或流放，史称“焚书坑儒”。始皇以这种专制方式加强了思想统一，但是历来备受诟骂，或“暴虐无道”，或“文化专制”，或“文化浩劫”，或“千古罪人”，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焚书”和“坑儒”为何一并提及，文化灾难为何发生，如何分析评价，这些都成为解读“始皇现象”的关键。
■焚烧诗书
究竟是什么火种，让千古一帝冲冠大怒，燃起熊熊“焚书”烈焰呢？人们纷纷猜测，有的归于分封之议，有的归于宫廷斗争，有的归于轻蔑文化……这还要从秦灭六国说起。
秦朝刚刚统一全国，丞相王绾请求始皇将其诸子分封到燕、齐、楚故地，以加强对这些边远地区的统治，诸大臣也纷纷赞同。廷尉李斯坚决反对，他认为历史上已有周代分封招致天下大乱的前车之鉴，现在好不容易海内一统，普置郡县，天下安宁，不必自寻战乱。这得到始皇首肯，郡县制因此得以推行。由于朝野颇多质疑者、非议者和抨击者，一场更大的争议正在秦帝国酝酿着。
时隔8年，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一次公开交锋终于在朝堂宴席上上演。始皇“置酒咸阳宫”，大宴群臣。百官纷纷举杯祝酒，“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奉上祝酒辞：“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不可一世的始皇听到阿谀奉承的甜蜜祝酒辞，不禁龙颜大悦。周青臣的“面谀”直接把潜伏已久的“分封郡县之议”端到台面，终于引爆了一场政治风暴。博士齐人淳于越对于“以诸侯为郡县”称颂功德的观点颇不以为然。他进言道：“臣闻殷周之王传代久远，少约数百年，多约千年，这都是开国以后，大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之功。今陛下抚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倘若将来有田常等人从中图乱，若无亲藩大臣，尚有何人相救？
总之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书生意见，虽迂腐直率得可爱，可毕竟让酒席气氛急转直下，不禁让人倒吸一口冷气，令人下不来台。我们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始皇，可能碍于情面，也可能被书生触及痛处，他并没有立即裁断，而是“下其议”，即让臣下讨论。
由于这场论战直接触及周秦政治模式对比和始皇功过是非的总体评价，甚至涉及秦朝制度设计及治国方略基本评估问题，因此始皇还是表现出应有的帝王气度。由于文献缺乏，群臣争议内容我们不得而知，但也可以想见这场论战的激烈程度。这时，丞相李斯又一次站出来，力排众议。他认为：“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三代之事，何足法也？”他进一步抬高调门，指责“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他将这种局面追究于读书的缘故，建议始皇下令焚书。一场学术论争不幸演变升级成一场政治、文化风波。
始皇虽按正常议事程序交群臣商议，但最终作出错误的政策抉择。按照李斯的提议，凡秦记以外的史书，民间收藏的“《诗》、《书》、百家语”都要烧掉。只准留下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凡有再谈论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官吏明知却不加检举者与之同罪，令下30日不烧者，“黥为城旦”。有愿习法令者，“以吏为师”。诏令下达不到一月，民间大部分“违禁”书籍化为灰烬，只在皇家图书馆中保留了一套完整藏书，但最终没有躲得过入关灭秦的西楚霸王的一把大火，秦朝秘府所藏书籍也随之灰飞烟灭。历史上把始皇造成的古代史上这场空前的文化浩劫称之为“秦火之厄”。
尽管禁毁书目范围没有《史记》记载那样夸大其辞，但是通过若干禁绝手段，妄图维护“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的政治局面，避免重蹈“天下散乱，莫之能一”的覆辙，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朕即国家”的权威。由皇帝“别黑白而定一尊”，根除“以古非今”的思想文化基础，防止“私学而相与非法教”的情况，大大超出始皇和李斯的初衷，让始皇骄奢淫逸达至极致，促使秦皇朝气脉早尽。混淆政治与学术，用血与火的政治铁腕手段解决思想与学术问题，以禁绝“入则心非，出则巷议”，打击不同意见，这实在是再荒唐不过的文化专制主义。
应该指出，“禁绝异端”和“以吏为师”并非一家一派的主张，焚毁典籍也决非针对哪家哪派，秦朝焚书又是在没有中断文化建设的情况下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焚书似乎仅仅是政见之争引起的突发政治事件，具有某种偶然性。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始皇焚书是在帝国化基本完成以后，在天下大定之时，以文化专制和思想统一的方式来维护政治大一统局面，则又是典型的帝国行为，这在世界史籍上也不乏其例。
■坑杀术士
正如学者张分田在其《秦始皇传》一书中指出的，“坑儒”的提法失当，应为“坑术士”，只是因为汉代独尊儒术，习惯从儒法斗争的角度把“焚《诗》《书》”和“坑术士”这两件有着一定相关性的事件牵扯到一起，“焚书坑儒”这个提法有着一定的误导性。如果说这并非专门针对儒生、儒学，那么这桩血案又是因何而起的呢？
这应从始皇方仙崇拜的浓厚情结说起。历代帝王似乎能够超越主宰一切，惟独不能超越主宰自己的生命。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迷恋长生之术，晚年尤其醉心于此。一些方士投其所好，设法从中渔利，蒙骗官位钱财。前面我们提及，始皇好几次出巡都或多或少与方仙崇拜情结有关，多次被一些方士愚弄，如徐福、卢生、侯生之徒。如卢生寻不着仙药，先向始皇献谶书，继而让其“微行以辟恶鬼”，行止隐秘不为人知，如此“真人”才能到，“不死之药殆可得也”。痴迷于此道的始皇竟一切照办，自称“真人”，荒于政事。秦代法律对于所献之方无效验的人要处以死刑。卢生便与另一方士密谋出逃，声称拒绝为暴虐的始皇效劳，并从人格、政策、制度和施政方式等多个层面，全面否定秦皇、秦政、秦制。
始皇听说这些方士出逃的消息以后暴怒，说：“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福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正所谓寄望愈大，失望愈大，虔诚崇拜方仙、醉心长生不老的始皇开始看透了那些胡谄拐骗的方士，意识到自己以前的愚蠢，一股无名的怒火涌上他的心头。
惯于颐指气使、惟我独尊的始皇决定依律论处，大开杀戒。他指派御史审讯身在咸阳的全部方士与儒生。诸生转相牵连告发，始皇亲自圈定460余名犯禁者，全部挖坑活埋。同时还把一批人流放边疆。事发之后，长子扶苏劝谏道：“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惟上察之。”始皇拒绝忠告，一意孤行，反而让扶苏远离咸阳，到上郡监蒙恬的军队。
“坑术士”的性质与政见、学术之争强扯关系毕竟有些牵强。只是杀人如麻，手段严酷，牵连无辜，骇人听闻。而这一切在专制制度的既定安排下又是那么合情、合理、合法，正如张分田在《秦始皇传》一书中所揭示的那样，“坑术士”是典型的社会性暴虐、制度性暴虐与个体性暴虐相结合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