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读到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作品是在一本名为《情人》的中篇小说集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情人》在中国的最早亮相，从时间上看，这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情人》时间是1986年2月，而原书的前言中写道：“《情人》是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这是当时的译法）1984年出版的作品，获当年法国享誉最高的龚古尔文学奖。”二者时间只差两年，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这位法国女作家的作品，在中国逐渐被人们所熟知。特别是在文学界，几乎没有一个女作家没有读过杜拉斯的。
在我眼中，杜拉斯的写作，首先是一种“野性的”写作，她是那种从不参考某种理论、某种已成体系的作家，她是敏感的、天然的、极端的、错乱的、迷狂的。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迷狂季节》从书名就可以看出，我是一名杜拉斯的“中毒者”。
能够“野性”写作的人是需要一点天才的，杜拉斯的作品，充满了那样一种似醉非醉的凌乱效果和错位感，那种境界十分令我着迷。在《物质生活》中，关于写作她谈得较多，我最喜欢的句子是：
“写作并不是叙述故事。是叙述故事的反面。是同时叙述一切。是叙述一个故事同时又叙述这个故事的那种空失无有。是叙述一个由于故事不在而展开的故事。洛尔．瓦．斯泰因是被S.塔拉举行的一场舞会给毁了。洛尔。瓦．斯泰因恰恰又因S.塔拉一场舞会而得以形成。”
我是这样理解杜拉斯的，以我的小说《有毒的婚姻》为例，《有毒的婚姻》不是在叙述一个故事，而是在叙述一个“空缺”，讲述男主人公一直不露面的情况下，一个家庭男女之间究竟会变成怎样。如果没有男主人公的“缺席”，《有毒的婚姻》这个故事就无法形成。
这个故事在写之前，我只知道“丈夫米克一夜未归”这件事，其他事我一无所知，我不知道故事将怎样展开，心里清楚的只是我要写一本男主人公始终没出现的书。在《有毒的婚姻》快要结尾的部分，我让“丈夫米克”出现了一下，这本书出版之后，有评论家告诉我，如果始终那不让那位神秘人物出场，将会更好。可惜书出版以后就无法更改，但现在版本的《有毒的婚姻》反响也很不错。
杜拉斯影响了我的叙事方式。
在《情人》中，她的叙事方式斑斓交错，充满了低沉的、灰色的、明亮的、简洁的、冗长的、时间错乱的、线条清晰的……各种各样相互矛盾的东西交织在一起，像一段复杂无比、交错扭结的织物，你可以把它看成一团乱麻，也可以将它视为一件艺术品。
我最近的一部小说，写我19岁在军校当女学员时，徒步到延安去旅行的经历，作品刚刚写完，暂定名为《凝望延安》，这部小说在写法上，我觉得是我“中毒”最深的一部，我情不自禁地成为一名杜拉斯“中毒者”，这部原本可以被归类为“军事题材”的小说，却被我叙述得斑斓且飞扬，在这部小说中，我找到了一种全新的叙事途径，结构上“三度”时空错位相连，叙述语言上迷狂且飞翔，在这部书中，到处能够找到杜拉斯在《情人》中的那种意境。我喜欢杜拉斯的这种叙述：
“城市喧闹声很重，记得那就像一部电影音响放得过大，震耳欲聋。我清楚地记得，房间里光线很暗，我们都没有说话，房间四周被城市那种持续不断的噪音包围着，城市如同一列火车，这个房间就像在火车上。窗上都没有嵌玻璃，只有窗帘和百叶窗。在窗帘上可以看到外面太阳下人行道上走过的错综的人影。”
我喜欢这种有光、有影、凭着自己的感觉系统来叙述一件事的写法，我是一个很感性的作家，对众多观念、形态、主义、教学、学问不感兴趣，我所有的写作都是从我自身的身体出发的，当然这个“身体”包围头脑和躯体两部分。今年6月，我在现代文学馆讲演时，还特别谈到这个问题，作家仅仅用“头脑”写作是不够的，杜拉斯就曾经说过：“作家的身体也参与写作”，但纯粹的“身体写作”其实也是不存在的，头脑必须在场，全身同时感应，艺术品才有可能产生。
《一个分成两辦的女孩》曾被人说成是“身体写作”：
“夜里，我做了平生第一个与性有关的梦：梦里出现一个人影，一左一右裂成两半。他们让我坐在床沿上，然后把我的上衣脱了，他们分别把手放在我的乳房上开始摩挲。我无法看清他们的脸，屋里光线暗淡，有云雾般的灰褐色光团在眼前绕来绕去，我像中了催眠术一般，声音嘶哑，嘴巴像死鱼般地一张一合，却发不出一点声音。”
《一个分成两辦的女孩》也是中了杜拉斯的“毒”之后写出的作品，杜拉斯使我理解到写作那种自由自在状态的可贵，她说：“所以，你看，我写作并无目的。我觉得我写就是因为非写不可。”
这种“非写不可”也就是我后来放弃原先的职业（曾经是一名军人），全身心投入到写作中去的惟一理由。长篇小说的写作，是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心态，沉下来，生活相对有规律，感情避免大起大落，一个卷在情感漩涡之中的女人，是很难静下心来写作的。
“非写不可”是因为思绪如泉涌，句子一句接一句地来到指尖，我坐在电脑前，将它们逐一敲出来，我听得见小说中人物说话的声音，他们的风衣在风中发出“噗噗”的响声，他们在餐馆里吃东西，阳光的颜色，盘子里的气味，女人的妆容，华丽的饰物……．“非写不可”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让一个作家感到难以言说的愉悦，这种“愉悦”是一般不写作的人极难体会得到的。
关于“男人写的小说”，我和杜拉斯的看法是一致的，在《物质生活》的一篇文章中，杜拉斯这样写道：
“我常常这样说，现在可以不受约束地谈谈这件事。即关于男人写的小说。存在着一种男性文学，废话连篇、喋喋不休，被学问教养缠得动弹不得，思想充斥累赘沉重，观念形态、哲学、变相的论述评论塞得满满的，这种文学已不属于创作范围，而是另一种东西，属于一种傲气，是一种一般表现老板地位的那种东西，完全没有特异性。”
所以，我从不忌讳“女作家”这种说法，因为“女作家”意味着意境上优于男性，文字上优于男性，感觉上优于男性，我也不理解别的女作家为什么害怕被称为“女作家”，而喜欢被人称做“作家”。杜拉斯说：“普鲁斯特不属于男性文学。这才是文学。”
杜拉斯“中毒”者，将会更加张扬一种从女性身体出发的写作，而不是从什么主义什么学问出发的写作，概念在先的写作令人痛不欲生，而自由自在的、由野草从身体的各个地方生长出来的写作，才是“最酷”的写作。我目前正在写的《狂野青春》三部曲就是这样一个长篇系列，它的第一部已出版，第二部正在写作之中，杜拉斯的“毒”会在书中继续蔓延，我庆幸，我是一名杜拉斯的“中毒”者，我会写出更好的小说，这种自信源于才华，也源于对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崇拜和尊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