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格涅夫，1818年出身于贵族家庭。1837年大学毕业。1838～1841年在欧洲游历。他于3 0年代末～40年代初开始创作。
屠格涅夫早期创作受革命民主主义的有益影响。他曾参加过《现代人》的撰稿和编辑工作。屠格涅夫创作写成的第1部现实主义作品是短篇小说及散文集《猎人笔记》（1847～1852）。这是俄国文学中把农民的贫困生活同他们的内心美结合起来描写的第1部作品。《霍尔与卡里内奇》、《歌唱者》、《孤狼》、《森林和草原》等，都是其中的名篇。《猎人笔记》还以出色的大自然风景描画著称。《猎人笔记》是“富有诗意的对农奴制的控诉书”，但它不否定整个贵族阶级，而力图在贵族中找到健康和正直的力量来解决农村中的矛盾。
从1856 年发表《罗亭》起，屠格涅夫转入长篇小说的创作。他共发表了6 部长篇小说。此外，屠格涅夫还创作了一组以爱情和个人幸福为题材 的中篇小 说《浮士德》（1856）、《阿 霞》（1858）等。他的著名作品还有短篇小说《木木》（1852）、《初恋》（1860）及晚年所写的《散文诗》（1878～1882）。在《散文诗》中，屠格涅夫把自己一生对社会、人生和创作问题的长期思索，凝聚压缩成非常精炼的、带有象征性的小故事或抒情独白中。其中脍炙人口的有《门槛》、《麻雀》、《爱之路》、《俄罗斯语言》等。
屠格涅夫写的6 部长篇小说是：《罗亭》（1856）、《贵族之家》（1858）、《前夜》（1860）、《父与子》（1860～1861）。《烟》（1866～1867）和《处女地》（1877）。代表作是《父与子》。
《罗亭》的主人公罗亭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多余人”行列中的新典型，是40年代先 进贵族知识分子的代 表。他头 脑清晰、热爱真理，唤醒了17岁的少女娜塔丽亚对真理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罗亭不了解俄国和人民，他是“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当被他唤醒的娜塔丽亚准备抛弃家庭，随着他去追求崇高的事业的时候，他却动摇、退缩了。他不仅在爱情上表现软弱，在他致力的农业改革、通航计划、教育事业中，也都遭到了失败。但罗亭始终不与周围环境妥协。小说通过罗亭型人物的命运，肯定了他们在40年代的进步作用，并谴责了使他们痛苦的贵族上流社会。
《贵族之家》继续探讨贵族中进步知识分子在40～50年代的社会作用问题。小说男主人公拉夫列茨基立志改革，比罗亭更积极，但却更加一事无成。他与华尔华拉结了婚，但却没有爱情幸福。他后来与丽莎真诚相爱，但由于他有妻子，丽莎遵守着严格的封建宗教道德，他们的幸福也化为泡影。正如杜勃罗留波夫所说：“拉夫列茨基处境的戏剧性已经不是因为他和自己的无力做了斗争，而是因为跟这样的见解和风习起了冲突———跟这些见解和风习的斗争是可以把坚毅和勇敢的人都吓退的。”拉夫列茨基最终成了一个“仍然 活着，却 已经退 出了 人间舞 台的人”。在《贵族之家》中，屠格涅夫客观上表现了贵族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已经终结，为贵族阶级唱了挽歌。小说充满平静忧伤的哀歌情调和抒情气氛。小说有细腻的心理描写。
50年代末，俄国解放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平民知识分子代替贵族革命家登上政治舞台。对社会问题十分敏感的屠格涅夫写了《前夜》，从创作以“多余人”为中心的小说转 向反映“新人”题材的小说。《前夜》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第一部以平民知识分子为中心人物的长篇小说。主人公英沙罗夫具有明确坚定的理想。小说肯定了他的历史作用。女主人公叶琳娜·斯塔霍娃是一位比娜塔丽娅和丽莎更自觉更坚强的妇女形象，反映了俄国社会对于新的生活、新的人物的需求。
屠格涅夫敏捷反映俄国社会中新的动态，这是他的功绩。但是《前夜》所创造的还不是俄国的“新人”，主人公英沙罗夫来自保加利亚。屠格涅夫借此表示，俄国还只处在出现这类英雄人物的“前夜”。英沙罗夫是一个反对土耳其侵略的爱国主义者，而俄国的英沙罗夫要反对俄国的专制农奴制度，反对“内部土耳其人”。此外，英沙罗夫的形象在 艺术上有某些概念化 的缺点，缺乏生动精细的性格刻画。
60年代革命被沙皇镇压下去后，加深了屠格涅夫思想和创作中的矛盾。他一面对国内政治上的反动怀着愤慨，另一面又害怕革命变动。这种矛盾反映在他著名的第5 部长篇小说《烟之中》小说透露出虚幻的悲观主义思想，“烟，烟，？？他好象觉得一切都是烟”。
屠格涅夫最后1部长篇《处女地》是反映70年代末俄国民粹派到民间去的运动的，作者写了民粹派运动的社会根源和失败原因，但小说以自由主义观点解释这一事件，并带着悲观主义色调。
《父与子》（1860～1861）是屠格涅夫创作的最高成就。小说所写事件与创作时间大致平行。屠格涅夫对当代现实的敏锐态度在这里又一次充分体现。
小说写青年医生巴扎洛夫到他的同学阿尔卡狄家做客，与阿尔卡狄的伯父巴威尔发生了尖锐的思想冲突。巴威尔是旧贵族保守派，年轻时他放荡不羁，寻欢作乐，而到中年后他却要故意表现贵族的高傲和优雅。起初他看到巴扎洛夫不拘守贵族礼节，心里不痛快；后来听说巴扎洛夫不信任任何贵族的神圣原则，就更加愤慨了。这两代人的代表经常争论不休。在父辈和子辈的论战中，阿尔卡狄站在巴扎洛夫一边。后来，两个青年人到省城去，在舞会上认识了优雅动人的富孀阿金左娃，随后又应邀到她的庄国做客。巴扎洛夫明知他和这个好享受、对谁也不迁就的地主太太之间隔着很大距离，但却对她产生了爱情。她虽也为巴扎洛夫不凡气度所吸引，但终因不愿改变平静舒适的旧生活而拒绝了他。巴扎洛夫苦恼地回到父母身边，当他第二次又去阿尔卡狄家做客时，他与巴威尔的矛盾更加激化，终于为一件偶然的事发生决斗。巴威尔受了轻伤到国外去了。巴扎洛夫又回到家中，帮父母行医。一次在解剖尸体时，手指被细菌感染而死去。通过这样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屠格涅夫展开了一幅“父”与“子”两代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的画面，创造了俄罗斯文学中第一个“新人”，即60年代平民知识分子出身的民主主义者巴扎洛夫的形象。
巴扎洛夫的形象基本上概括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一些特征和哲学政治观点。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承认客观存在，蔑视抽象的概念和原则。巴扎洛夫尖锐地批判自由主义，认为他们的所谓“揭露”，只批评政府一般的缺点，而不接触到制度本身，这反映了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态度。巴扎洛夫对贵族阶级是极端憎恨和尖锐否定的。他无情批判贵族的一切生活习俗，他们的文化和唯心主义哲学。他尽情嘲笑各种感伤、温柔、“美丽的词句”和那种把爱情看成是某种超自然而“神秘”的感情的观点，他把这一切都叫作“浪漫、荒唐无稽、腐败和做作。”巴扎洛夫关于“原则”和“感觉”的言论，虽然有某些夸大，仍基本上反映了杜勃罗留波夫的观点。
屠格涅夫把60年代的新思想归结在“虚无主义”的名义下，并明显暗示其中包括对沙皇专制制度及其思想体系的否定。他在给斯鲁切夫斯基信中写道：“把他（即巴扎洛夫）叫做虚无主义者，那就应该当作革命者来解释。”和巴扎洛夫相对，屠格涅夫创造了各种类型的贵族形象。在对垒鲜明的形象系统中，巴扎洛夫是唯一具有高度智慧和意志的现实力量，找不到一个人能与之相抗衡。死守贵族原则，顽固而保守的巴威尔· 彼得罗维奇虽“用全副心灵来恨巴扎洛夫”，并屡次主动挑起争论，但丝毫不能动摇巴扎洛夫的信念。屠格涅夫在致赫尔岑的信中写道：“还用说，他（巴扎洛夫）当然压倒了蓄着香喷喷小胡子的人？？”
至于善良软弱而喜欢感伤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他根本不敢渴望成为巴扎洛夫思想上的对手。阿尔卡狄则不过是一个“软软的、爱自由的少爷”，他和巴扎洛夫短暂的“友谊”，只是说明当时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流行之广，以致一些思想上完全异己的人也暂时附和进来。巴扎洛夫在道德力量上压倒了他周围的一切贵族，显示着民主主义对贵族的胜利。
但是，屠格涅夫并不相信巴扎洛夫型人物的理想和事业。他抱着自由主义的怀疑态度，认定巴扎洛夫注定要灭亡，因而给他安排了一个意外的早死，给这个形象涂上了一层悲剧性的色彩。他一面刻画巴扎洛夫和人民的关系，一面又夸大巴扎洛夫和人民之间的隔膜和互不理解。屠格涅夫还赋予巴扎洛夫一些不属于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性格特征，如否定一切，只信自然科学等。在屠格涅夫笔下，巴扎洛夫在永恒无垠的宇宙面前，有时感到个人渺小和最终不免死亡而悲观失望，并因此怀疑为人民福利而斗争的必要性。这些局限性使《父与子》有别于车尔尼雪夫斯基描写“新人”的小说《怎么办》。
《父与子》出版后引起了文学界激烈的论战，说明小说的迫切现实意义。革命民主主义阵营对小说的评价也有分歧。
屠格涅夫的艺术造诣很深。他的小说结构严谨完整，形象生动鲜明，爱情主题具有深刻的社会内容。他不主张对人物心理作过分细致的挖掘，而采用简洁的综合性的手法，如通过人物外部表情动作，人物对话，通过音乐和风景的描写以刻画心理活动。他使散文语言和诗的语言接近起来，不但优美、鲜明、准确，而且具有诗的抒情性和音乐性。
如小说中关于巴威尔与巴扎洛夫争论的描写：一天傍晚，巴威尔警告巴扎洛夫说：“贵族制度是一个原则，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头只有不道德的或是没有头脑的人才能够不要原则地过日子。”可是巴扎洛夫却反驳说：贵族制度“一点儿用处也没有”，并质问说：像巴威尔这种贵族，“整天 袖手坐着，对社会有什么用处？”巴威尔听了脸色气得发白。巴威尔反问巴扎洛夫说：“我实在不明白一个人怎么能够不承认原则、法则！是什么东西在指导您的行动呢？”巴扎洛夫回答说：“凡是我们认为有利的事情，我们就依据它行动，？？现在最有利的事就是否定，因此我们就来否定。”语言针锋相对，简练有力，使父子两代人的冲突跃然纸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