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雷维奇
我叫杰罗姆·杜波瓦萨。我年轻时那段时间过得又穷困又悲惨；但是在我发表我的第一部小说《一座坟墓的探求》之后，也就是在我获得龚古尔奖金的那一天，我的命运发生了转变。我当时二十五岁，干的是六年级教师这行可憎的行当。在我的成功公布一个钟头以后，我的名字传遍了法国的大街小巷。在我的出版商的客厅里，有上百个新闻记者问我：“您比较喜欢哪些作家，您是不是受了福克纳的影响。”摄影记者喊着：“杜波瓦萨先生，头朝这边！”他们好像用身体形成一道屏障，把我跟客厅里挤满的人群分开了。最后我终于挤到了这群人中间。我认识了许多文人，他们握着我的手，说：“我非常喜欢您的书。”我常常听见“才能”这个字眼，这个字眼是文学的本钱。这种以我为中心的热闹场面，我并不觉得讨厌，我发觉光荣带来的第一个感觉是对这个世界感到陌生。但是，我对这个文学世界还是很中意的。据别人告诉我，那一天，我的态度“自然”得令人诧异；我自由自在地谈话、微笑、行吻手礼。其实，一个人要想在交际场中应付自如，只要把自己当作是在许多影子中间就行了。庆祝一直到夜里很晚很晚才结束；我真巴望它永远延长下去。
写一本书其实很简单。每一个大学生都办得到。课程表的目标就是把平庸的学生培养成一个作家，或者说得正确一点，培养成一个批评家。在得到龚古尔奖金以前，我的作品没有人注意；这个成功给它带来了上百篇的文章；我只记住一篇：“二十五岁的杜波瓦萨得到了龚古尔奖金。没有一个人反对嘉永广场的评判员的裁决。但是一个这样辉煌的成功预示着他将来不会有任何好结果。我们可以打赌，杜波瓦萨将来一定是个只有一本书的人。”成功不久，我离开了教育界；六个月后我又出版了《在一个城市里散步》。这本书受到的批评非常严厉：“杜波瓦萨未免太急躁了一些，在他的第二部文体极不统一的书中，无法再找到他头一部书里受到别人那么称赞的坚实思想。”但是，公众并不同意这个看法，我的才能获得大部分人的认可。从今以后，法国又多了一位作家。
十年里出了八部小说，四本论文，三个剧本。我对光荣和财运已经习惯了；我因为写人不免一死的情况写得太多，所以已经失去了虚荣心。
在我那个时代，有才能的人相当稀少。但是，我也并不是惟一的一个出名的人，弗特隆也胜过他同时代的人百倍。况且公众认为我们俩的才能不相上下。我呢，是一个不信教的人，一个无神论者：我的作品观察人生，在两个虚无（它出来的那个和它回去的那个）之间来考察它。弗特隆是基督教文学的作家，这种文学虽然并不新奇，但是好像给他革新了，他这个家伙把那些宗教上的伟大主题——罪恶啦，通奸啦，爱情上的赎罪啦——变得有声有色，甚至就好像生活中真有其事一样。我们在朝着荣耀上升的过程中互相监视着。我相信尽管我们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但这也并不是说我们之间毫无相似之处。
当然，我很早就想到学院了。但是一个手上握着剑，头上戴着尖角帽的三十五岁的人是不可能跨进学院的门的。那些院士我都认识；没有一个写得像我那么多；但是我们必须听他们的。在文学方面，多谈比多写更能使人成功。我根本没有耐心等待七八个年头。说到这儿，我还得承认我的弱点：我的每一本书，跟头一本一样，写的时候都不知道最后会受到怎样的批评，但是都得到了成功。然而每一次成功，都不像头一次胜利那样，给我带来甜蜜的陶醉之感。现在，我常常想，要想获得同等的快乐，只有进入学院。真正的光荣，就是龚古尔奖金和法兰西学院。
在一场疯狂的梦中，瑞普兰这个名字来到我的心里。这个梦想越来越明确，而且到了最后我认为它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瑞普兰以杀人为职业。近二十年来，杀人的行当有了很大的发展。到下层社会去找凶手的时代也早已过去，杀人的买卖掌握在巴黎和外省的五六家企业手里。瑞普兰领导的企业是其中的佼佼者，常常替银行、教会，甚至替政府办事。我要求瑞普兰谋杀十个院士；他回答我：“不简单。”接着他双手捧着头，考虑了很久。最后，尽管他认为事情很棘手，但还是满足了我的要求。一个礼拜以后，他交给我一张名单。我同意了这张名单，因为牺牲这个院士或者牺牲那个院士关系都不大，只有院士的席位才是重要的。
在四月二十五日到二十六日的那个夜晚，屠杀成为现实。十个遭难的人，有的是鳏夫，有的是光棍。都在半夜到早上五点中间这段时间里被闷死在他们的枕头上了：显然，这是一个凶手干的事。这件案子激起了极大的恐慌。表示哀悼的、而且在危险中的学院由警察守卫着。三十个活着的院士由暗探保护。不久，怀疑集中到有给文学家写信的怪病的人身上。三十个人给抓起来了；有三个自动承认，可是后来又否认了。我看到一份专事敲诈的刊物上登了这样一篇报导：“难道不应该在这次犯罪行为对他们有利的那些人中间去寻找罪犯吗？”但是我对此毫不担心。经过两个月的徒劳的搜索，警察局也好像厌倦了。我造成了一些幸运的人；大伙儿已经在谈论着后继的人选了。出殡的那天，我在教堂前面挂着黑布的空场上遇到了弗特隆。我们握了握手，一句话也没有说。我不相信他会疑心到我，但是他的忧郁却比以前少了很多。
一直哀悼了一年，我心平气和地等待着。选举的时候终于到了；我放过了前面的八名；这是个很好的策略，弗特隆也这么做。等到选到倒数第二个空缺的时候，我认为时机已到，于是递上了申请书——这无疑是我的作品中最成功的杰作。弗特隆也模仿我，他打算弄到最后一个空缺。他也跟我一样，不肯去拜客。一个公众认可的作家可不能降低身分去做这种事。十年以前，在得到龚古尔奖金之前，我去拜过客吗？等到选举以后，我当然要去道谢的。
可不久，我就后悔了，可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我没有当选。比起我来，别人更喜欢一位海军上将；弗特隆也被一位主教打败了。可是他的失败一点也不能减轻我的苦恼。
在那段日子里，是我一生中最阴暗的时期。我不写文章了，一心痛悔着自己有责任、而让别人得到好处的、徒劳无益的屠杀。有一天晚上，不过也只有一天晚上，我甚至真的感到了良心的责备。我还要等多少时候才能等到一次自然的死亡让出一个空缺来呢？
瑞普兰知道结果以后，对于我的失败他也很伤心。有一天他来按我的门铃。
“我想为您再做点事，”他对我说，“但是，我请求您下一次利用一切机会，出去拜拜客！”
我俯下头，答应了。他接着说下去：
“最近几个月来防备当然要松多了，但是这些先生们还是不很放心。到他们家去杀人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大街上行事。我要杀死比阿托瓦。在弄死人以前，在大街上跟他们。这就是我的职业。我甚至得到了与观察野兽的自然学家和打猎的人得到的相同结论：每一天它们在回到巢穴以前，都要走过相同的路线，穿过相同的沟渠，停在相同的树丛里。人也是一样，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每天在同一时刻离开他们的家，沿着同一条街走，走进相同的铺子，连一举一动都是一样的。人的一生就这样反反复复地过着。多么美丽的一个小说题材啊，比阿托瓦应该是一个诗人，每天夜里都要在河边游荡好几个钟头，而且路线从来不变。这给我的行动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比阿托瓦就在河边被人打死了。我连忙去向杀人者致谢；可是我还没来得及开口，瑞普兰却已经带着意味深长的微笑对我说：“你谢错了人！”接着他告诉我：那天晚上，我隔着一段距离跟着我要猎取的对象。时间已经很晚很晚，河岸几乎连一个人也没有。很显然，这是下手的最好时间和地点。于是我向比阿托瓦走去。可是在我还没有走出我的藏身之处之前，有一个人从黑地里窜出来，用棍子照准院士的脑袋上狠狠地打了三下，这三下连一头牛也可以打死。
“看见他打，我决不会相信他是个新手，当时我离得相当近，所以认出了这个凶手。”
瑞普兰笑笑；我也笑起来了。
“弗特隆！”
这个名字从我的嘴里漏了出来。
接下来的事情恐怕大家都可以猜到。在我的隐名埋姓的告发下，弗特隆第二天就给抓起来了；他当时就承认自己谋杀了比阿托瓦；但是他却不承认那十个人也是他谋杀的。尽管如此，我的良心还是得到了平安。文学界的一场大屠杀就这样结束了。弗特隆被认为是疯子，他将要在一个疯人院里了结他的一生。
在角逐这个院士空缺时，我去拜客了；我的当选当然没有问题了。我度过了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不久以后，我还要尝到手握雕花的剑柄，走进黑暗的坟墓的那种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