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时间段第三年的国债回购利率的平均值分别为8.367%、4.435%、3.278%、2.401%，折算成周利率为0.155%、0.083%、0.062%、0.046%，同期的上证综合指数周收益率分别为0.083%、-0.076%、0.333%、0.123%，其差分别为-0.067%、-0.139%、0.271%、0.077%。
我们按照法玛给出的CAPM有效性含义分别对各时间段进行检验，显着性水平设定为10%，查表可知单边的，。下面是检验的结果：
第一时间段（1995年6月9日-1998年6月5日）：除第二个回归方程拒绝的假设外，其他回归方程均不能拒绝；各方程均不能拒绝的假设；也不能拒绝，也就是线性假设；将反映非系统风险的时间序列回归误差标准差加入方程，均有显着的解释能力，并且加入非系统风险的这三个方程拟合程度最高（分别为0.637、0.655和0.626），非系统风险与平均收益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在最后一个方程中，也就是说平均收益与负相关，投资者承受的系统风险越大，获得的报酬反而越低。这反映了这段时间里上海证券市场的非有效性和严重的投机性。因而否定了CAPM在该期间的有效性。
第二时间段（1996年6月7日-1999年6月4日）：在20%的显着性水平上，各回归方程均拒绝的假设，在10%的显着性水平上，只有第一个回归方程不能拒绝，显然有；拟合程度最高的最后一个方程中（为0.220）的假设均被拒绝。这意味着回归拟合曲线的截距低于无风险利率，拟合曲线比CAPM预测的更加陡峭，而且存在的非线性形式，非系统风险对平均收益也有显着的解释能力。显然CAPM在该期间也是无效的。
第三时间段（1997年6月6日-2000年6月2日）：10%的显着性水平上，只有第二个回归方程能拒绝；拟合程度最高的最后一个方程中（为0.225），不能拒绝，的假设，被拒绝，存在。像第二期一样，回归拟合曲线的截距低于无风险利率，曲线比CAPM预测的更加陡峭，非系统风险对平均收益也有显着的解释能力。CAPM在该期间同样无效。
第四时间段（1998年6月5日-2001年6月1日）：在10%的显着性水平上，所有的原假设，均不能拒绝，也就不能拒绝CAPM在这段时间内的有效性。但由于均为负值，各回归方程的拟合效果都很差，或许有其他的因素如反映企业特质的股本规模、市盈率和杠杆变量能够更好地解释股票收益率。
比较四个阶段回归方程中非系统风险系数及其统计量的变化，我们发现一个有规律性的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股票收益率的解释能力越来越小，其平均值第一时间段为0.511，第二、第三和第四时间段下降到0.184、0.189和0.066；对应的统计量的平均值第一时间段为5.287，第二、第三和第四时间段下降到1.386、1.42和0.240.这一点正是CAPM所蕴含的，这就说明随着中国股市规范化程度越来越高和广大投资者的逐渐成熟，上海证券市场的资产定价日趋合理。期间伴随着中国股票市场由初创期开始向市场化阶段转变。有关部门出台了一些有关规范股市行为的法规和监管措施，如《证券法》的实施，禁止违规资金入市等，与此同时，随着对证券这个新生事物认识的加深，广大投资者的投资也逐步走向理性化和规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