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都时期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尽管办报的人才济济，但谁也办不好这张报。八年中报社社长频频换将，换了六七个，就像走马灯样，几个月又是一个。每个社长都是因出了“纰漏”而下台。
1940年，国民党中宣部长王世杰找了几个党内负责过宣传的人反复研究，决定请抗战前在北京办《晨报》、时任中央社总社总编的陈博生来接任《中央日报》社长。陈上任后雄心勃勃，把《晨报》老班底请到报馆分担重要部门负责人，以号称“新闻活字典”的詹辱生为总编辑，以著名作家孙伏园为副刊《平民》主编，以常识渊博、精通外文的刘尊棋（不公开的中共党人）为资料室主任，果真，死板、缺乏读者的“党报”出现生气。但是，不久就出了问题。
有一次，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在一个民众会上致词，该报采访主任赵效沂认真地记录，回报社详细认真写了一篇报道，自认颇下工夫。编辑部又接到中央社稿，其中有事后由蒋介石加添补充的一小段。总编辑将两稿比较一下后，还是认为本报记者稿显然要好一些，于是采用了本报讯稿而没用中央社稿。次日蒋介石见报后大为震怒，当着中宣部长王世杰和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说：“家家报纸登我的演讲词（用中央社稿）都很正确，唯有《中央日报》胡来！”
陈布雷、王世杰立即质问陈博生。陈不愿作任何解释，立即辞职。詹辱生、孙伏园、刘尊棋和写稿人赵效沂等，全部引咎辞职。
陈布雷、王世杰又经过反复考虑，调办得比较满意的《中央周刊》社长陶百川继任社长。陶确是办报内行，他一向重视新闻报道，要求“确、速、博”三字为编采箴言，要求须有与众不同的本报特讯。就是不要各报一律 “中央社讯”。陶对大家说：“这样才能与《大公报》、《新华日报》媲美。”他选定留学日本专攻新闻、作战地记者多年的卜少夫为采访主任。卜当时只有 30岁出头，年轻有活力，经验丰富。
1942年 12月，卜少夫到中央社编辑部找他的好朋友傅剑秋，顺便在桌子上看到一份内参。卜返报社以透露的口气写了一篇简单的《本报特讯》： “据有关方面称，我与美英之新约，全部业已草成，且经商妥，明年元旦即正式公布云。”编辑部把这条“特讯”放在重要位置上，此稿还经“新检局”检查盖章放行。谁知次日见报后，爆发了一次大的灾难。这次“报难”比上次要严重得多，因为中、美、英三国签字时，约定在 1943年元旦三国同时刊登，不得违约先行发布。外交部见《中央日报》竟发特讯刊登，认为事态严重，涉及国际间外交上“失信于人”，影响至关重大，便向中宣部质问。后由总裁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处理此事。与会之人，一致主张追查新闻来源和写稿人。最后认定采访主任是“有闻必录”，责任在总编，因此把总编辑袁业裕立即送交军事法庭关押，以严重泄密论处，执笔人采访主任卜少夫罚薪 3个月。
这个“报难”轰动一时，陶百川只当了一个月零五天的社长便引咎辞职，采访主任卜少夫只当了 27天采访主任，自认是“祸首”，也随陶辞职。
此后，才把远在福州任《东南日报》社长、人称之为报业“小诸葛”，见多识广，足智多谋的胡健中调来接任社长。对调重庆一事，胡固辞未准，只好受命上任。胡着重研究前几任失职的原因之后，确定办报三方针，即 “两严一活”，一是对言论严格把关，亲兼总主笔，非他签字不得发稿，二是重大新闻，以“中央社”稿为主，本报讯与专访特写由编辑部主任、总编辑双重审核，做到万无一失；一活，就是把副刊办得活泼、生动，增加周末“集纳版”，收集一些趣味性人物、事迹，由编辑加工改写，使其生动具有可读性。此一高招果然有效，销路上扬，读者颇多好评。
陪都专科以上学生竞赛，丰华瞻名列前茅。“集纳版”以显著地位刊出一篇报导添油加醋，标题是《丰子恺令嫒名占榜首》。丰子恺本人读到此文，忍俊不禁，捧腹大笑，便对华瞻说：“还是请报馆改正一下为好，不然找不到媳妇。”于是，华瞻写了封信，亲自送往《中央日报》编辑部。
按照习惯，编辑部用小字标题“来函照登”，放在不显眼的地方就能对付过去了。可大家一研究，认为这封信颇具文采，又有可读性，便风趣地冠一标题《我非巾帼》，并加花边，极为醒目，原信如下：
敬启者第三届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学生毕业竞赛，鄙人幸获得国文冠军。
贵报刊登消息，昨已拜读。唯鄙人系丰子恺先生之子，并非 “令嫒”。贵报所载，想系误传，特请更正。此事本无必要，唯恐迷离扑朔，引人误会，或将使男同学投情书于我，而女同学对我绝交，故奉牍耳。
即请
撰安此致
中央日报社编辑部
丰华瞻敬启
为把副刊搞活而闹了一个大笑话，算好还不致闯祸。胡建中算是唯一一个长命的社长，从 1943年 3月份起干到抗日胜利后的 1946年春，总社迁南京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