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伊士战争的胜利使埃及的前途与整个阿拉伯民族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在一起。纳赛尔深信：阿拉伯的团结是埃及安全与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如果埃及超脱于阿拉伯世界之外，它必然衰退，且不得不单独面对来自西方与以色列的军事威胁。同样地，阿拉伯世界也不能少了埃及。苏伊士战争使埃及成为阿拉伯世界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使纳赛尔成为居主导地位的领袖。既然阿拉伯国家拥有如此丰富的石油资源，占据着中东这块战略要冲，为什么不能团结一致，掀起统一的“阿拉伯民族运动”，创造阿拉伯复兴与辉煌呢？纳赛尔此刻正雄心勃勃地准备发挥更大的作用，渴望着埃及成为阿拉伯国家腾飞的领头雁。他再也不想看到阿拉伯国家被沦为大国的势力范围，中东变成冷战的阵地。
英国在苏伊士危机中的失败使它失去了在中东的霸主地位。英国的撤退与苏联介入中东事务为美国提供了填补中东真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虽然美国反对英国处理苏伊士危机的冒险作法，但在对苏联势力渗入中东和纳赛尔领导作用增强这两个问题上，英美具有共同的忧虑。1957年新年伊始，艾森豪威尔声称：“美国必须抢在苏联前边填补中东的真空。”1月5日，他在国会讲话时，针对中东现状提出了“艾森豪威尔主义”。内容包括：美国每年需要给予中东地区最多达2亿美元的援助资金，以加强美国和中东国家合作，增强它们的经济实力与政治独立；国会授权总统使用美国武装力量“以确保那些期望和请求援助的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反对由国际共产主义控制的国家公然发动武装侵略”。两个月后，国会批准了“艾森豪威尔主义”。艾森豪威尔后来写道：“我们已经有效地争得了国会的同意来宣告政府有决心阻止苏联向地中海、向苏伊士运河和输油管线、以及向给西欧家庭和工厂提供燃料的地下油湖的进军。”
“艾森豪威尔主义”激起了纳赛尔的强烈愤慨。他根本就不认为中东存在什么“真空”，所谓的“填补真空论”不过是帝国主义的一种变调。如果这里真有什么“真空”的话，那也该由这的主人——阿拉伯人来填补。纳赛尔反对美国妄图取代英国，控制中东的阴谋；同样地，他也反对苏联可能有的类似企图。他对赛义德说过，倘若苏联人试图干涉阿拉伯内政，就立刻与莫斯科断绝一切交往。在纳赛尔看来，“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最终目标可能会是排斥苏联插手中东事务（这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纳赛尔搞“外交平衡”），但它对于埃及的现实影响却是破坏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同埃及争夺阿拉伯国家，类似于英国策划的《巴格达条约》。许多西方学者认为，“艾森豪威尔主义”反映了美国对苏埃关系的认识十分肤浅，没有认识到共产主义者同纳赛尔主义者或叙利亚复兴党人这类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之间的重大差别。这决定了其目标与实际效果背道而驰：不是缓和而是加剧了中东紧张局势；不是遏制而是为共产主义渗入阿拉伯打开了更大的缺口。
美国和埃及外交政策的第一个撞击点在约旦。1956年10月，约旦议会选举了由温和的阿拉伯主义者和左翼分子组成的以纳布勒西为首的联合政府，主张追随纳赛尔的不结盟政策，与埃及、叙利亚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废除《英约条约》，以及对苏联减少敌对情绪。1957年1月，纳赛尔与叙利亚、沙特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在《英约条约》废止后，三国每年共同向约旦提供1250万英镑作为对约旦军队的补贴。在阿拉伯伙伴的支持下，3月间纳布勒西政府同英国举行谈判，确定6个月内英国在约旦的军事存在、军队补贴及对边境的防卫义务均告结束。但不久，侯赛因国王的干涉使局势转变，他担心纳布勒西的作法会增强苏联在约旦的势力，并使约旦处于被所谓阿拉伯盟友瓜分或吞并的险境，他试图建起一条连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生命线”。4月中旬，侯赛因发动政变（或像他在自传中所述，挫败了“反叛阴谋”），粉碎了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和支持他们的军队，完全控制了约旦政局。约旦危机被认为是“纳赛尔在亚洲阿拉伯所遭遇到的第一次重大挫折”，是美国的新中东政策——“艾森豪威尔主义”的一份收获。
约旦危机只是埃美中东争夺的一个开始，1957年5月，以纳赛尔和叙利亚盟友为一方，以美国和阿拉伯亲美政府为一方的斗争公开化。黎巴嫩成为新热点。黎巴嫩是最早的、唯一公开接受“艾森豪威尔主义”的阿拉伯国家。夏蒙总统及其亲美政府在5月份议会选举中的胜利标志着其亲美外交路线的巨大胜利。但是这次选举是不公正的，夏蒙控制的保安部队起了决定作用。选举虽然取胜，但他的亲美政策动摇了黎巴嫩得以安定团结的政治基础——关于民族团结的基础条约，从而播下了内战的种子。
在约旦和黎巴嫩的斗争暂时平息后，叙利亚危机又起。由于伊拉克、土耳其、黎巴嫩的夏蒙政府组成了亲西方阵线，约旦、沙特又背离了阿拉伯四国联盟，叙利亚处于四面楚歌之境。为了抵抗来自西方的威胁，叙国内主要政治势力分野为亲埃及派和亲苏联派。前者主要是泛阿拉伯社会复兴党，受到总统库瓦特利和总理阿萨利的支持；后者则以国防部长阿齐姆为首。两派争夺的焦点在军队的控制权。不久，比兹贝上校出任叙军总司令。虽然他不是也不同情共产主义者，但此事使美国惊恐，也令纳赛尔感到紧张，他们都认为叙利亚在迅速倒向共产主义阵营。如果再得不到叙利亚支持，埃及的处境将十分孤独。艾森豪威尔认为：“一个清楚的事实正在出现，叙利亚的邻国、包括同他一样的阿拉伯国家，都得出了现政府必须下台的结论。否则共产主义就会很快完成对它的接管。这块昔日的中立地区就会变成苏联的一个强大的前沿阵地。”美国与其中东盟国密谋推翻叙利亚政府，方式是土、黎、约三国在各自与叙利亚的边界上集结军队以分散叙利亚兵力，由伊拉克从东边率先发动武装干涉。但是，或许只有美国才能冒与苏联正面相撞的风险。在苏联的强有力的警告下，中东小国们纷纷脱身。美国不得不糊里糊涂地卷入事端，又莫名其妙地偃旗息鼓。这再次暴露了美国政府对中东事务的模糊认识。1957年8月至10月的危机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不仅没能使叙利亚断绝同埃及的关系，反而进一步将它推进了纳赛尔的怀抱，使纳赛尔转变了对埃叙联合的超然态度，开始认真地考虑联合的可能性。
叙利亚的国情与埃及很不相同。它没有稳固的政治结构，也没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这部分因为它的疆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法国托管当局人为划定的，并且在二战后，其政治生活一直支离破碎。在这个不稳定的国家中，人们把更多的感情倾注于建立一个比较广泛的以大马士革为中心的阿拉伯社区。因此从这种情感出发，叙利亚要求联合的倾向更强一些。叙国内重要的政党复兴党认为实现阿拉伯联合是当前最迫切的任务，阿拉伯民族必须把自己从外国强加的国界和民族区划中解放出来。纳赛尔在苏伊士危机中表现出的非凡胆略使复兴党坚信他是实现阿拉伯联盟构想的有力推动者。1957年2月，库瓦特利总统向纳赛尔提出以联邦方式实现两国宪政合并。8月，他再次宣称：“叙利亚最热切的希望是实现和埃及的联合，这一联合将是广泛的阿拉伯联合的核心。”9月，叙利亚成立了研究埃叙经济合并的委员会。
但是，纳赛尔起初对叙利亚的建议并未表现出应有的热情，尽管阿拉伯联合是他梦寐以求的目标。那时，他的首要兴趣是建立一条维护埃及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独立自主、反对外来势力干涉的统一战线，制定共同的政策。这种战线以国家共同体的方式统一行动，而不是像叙利亚想象的那种超民族的同盟。这种主张反映了埃及作为一个单一民族国家的强烈的自我认同感。针对库瓦特利的建议，纳赛尔是这样讲的：“目前，我并不是按任何联邦或邦联制的思路在考虑问题……我比较喜欢诸如阿拉伯联盟这样的组织成为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强大且令人生畏的纽带。”
不料，叙利亚国内危机的出现和随后美国干涉叙利亚内政的阴谋的暴露大大加快了埃叙联合的步伐。1957年9月9日，纳赛尔猛烈抨击了美国的中东政策，并答应给予叙利亚无条件支持。在叙埃两国进行了密切磋商后，10月10日，一小批埃及部队在叙北部港口拉塔基亚登陆，与叙军顺利会师。这标志着埃及已愿意较多地卷入叙国内事务，并共同承担防务义务。但是，一说到联盟问题，纳赛尔依然谨小甚微，这既与他一贯的审慎态度有关，也有复杂的国际形势因素。他担心在当时危机条件下，同叙利亚联合，会使美国等国借口埃及吞并叙利亚而发动侵略战争。下面这段对话很能反应当时纳赛尔和叙利亚领导人的不同态度。
纳赛尔说：“我知道宪法制度上的联合不会是件容易事。……让我们慢慢筹备这个联合吧，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叙利亚人问：“难道你要放弃自己早已宣布过的目标吗？”
“没有。但为了确有把握，我们还是打好基础吧。”
“那么，你的意图是否任凭叙利亚遭到分裂和仇恨的蹂躏？难道你眼看着叙利亚灭亡吗？”
“不。叙利亚是我的第二祖国。叙利亚是伟大的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我对该民族的未来满怀信心。”
就在双方还在为联合的方式和进程难以达成一致时，风云突变。纳赛尔突然提出两国完全合并，叙利亚像埃及那样解散所有政党，建立新的政治团体“全国同盟”取而代之，军队和政治相脱离等作为合并的前提条件。操纵时局的叙利亚军方马上接受了纳赛尔的条件。以比兹里为首的军官们将全体内阁成员赶到了开罗。1958年2月1日，在两国内阁的联席会议上，通过了联合方案，决定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纳赛尔成为第一任总统。在三周后的公民表决中，埃及人和叙利亚人分别投了99.99%和99.9%的赞成票。在民众的极度热情中，阿联正式成立。什么原因使纳赛尔最终下了决心呢？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你们都知道阿联当时是怎么诞生的，叙利亚军队已分裂成不同的派别”，共产党人认为“能垄断叙利亚的日子已临近，他们相信共产主义对叙利亚的渗透已强大到可能建成一个共产党政府的程度。”
无论建立阿联的最终动因是什么，阿联的诞生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纳赛尔称之为阿拉伯人自己创立的第一个国家，是由完全摆脱了外国控制的两个国家组成的，是向阿拉伯解放的第一步。而就他自己而言，阿联的出现是他在阻止美国妄图“填补真空”的斗争中的转折点。为了避免西方及中东亲西方国家掀起反对新生阿联的国际风暴，纳赛尔表示“无论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阿拉伯人不打阿拉伯人”，阿联是一个“排斥极端主义并不偏袒任何一方”的国家。
不久，纳赛尔访问叙利亚。看着街头和房顶上欢声雷动的群众，他感到了比在埃及还要强烈的心灵震荡，纳赛尔不禁感慨万千，“这是感情的狂潮在排山倒海般地奔腾”，“希望有一个包括所有国家的阿拉伯人民在内的包罗万象的阿拉伯联合”，“我们的责任是支持阿拉伯世界范围内的阿拉伯民族，为把他们从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手中解救出来而孜孜不倦地努力奋斗”，这是“一项伟大的任务，其责任之重大足以叫人充满敬畏”。以后，纳赛尔不止一次地表示：在叙利亚这一“阿拉伯主义跳动的心脏”，感受到了“一生中最愉快的时光”。
埃叙两国曾有过联合的历史，如在抗击近东蒙古人和十字军的时候。但如前面提到的，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以及现实力量对比等方面都不大相同。以政治观念为例，叙利亚人崇尚个人主义而埃及人习惯于极权主义，仅这一点就给纳赛尔出了难题。叙利亚和埃及并不接壤，它被土耳其、伊拉克、约旦及黎巴嫩等国包围，这些国家当时都亲西方，而对埃叙联盟和纳赛尔充满敌意，很愿意为搞垮阿联出些力气。埃叙间的陆路交通又被敌国以色列切断，因此联系起来很不便利。这些内外因素都对阿联的发展起了不良影响。
阿联的成立给中东各国和美苏等大国的中东政策带来了深刻的影响。1958年4月28日起，纳赛尔对苏进行为期三周的友好访问。苏联经济的发展、穆斯林宗教信仰自由以及苏联人对他隆重而热情的接见，给纳赛尔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他谈到：“历史经验证明，苏联与我们的合作是建立在帮助我们铲除势力范围并发展我们的经济，使我国工业化这一真诚愿望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有人想奴役一个国家，他就不可能帮它发展实力，无论这种实力是在军事方面还是在工业发展方面。”但事实上，苏联并非对阿联无保留地支持，而是怀着喜忧参半的心情。叙利亚和埃及联合，减少了它倒向西方阵营的可能，但共产主义在那里的影响也被削弱了。纳赛尔后来透露出了访苏时不和谐的一面：赫鲁晓夫要求纳赛尔让共产党自由活动，纳赛尔则认为这是对阿联内部事务的粗暴干涉。此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上又老调重弹。
阿联的建立是“艾森豪威尔主义”的首次挫折。为了避免阿联倒向苏联，在纳赛尔出访苏联前，美国告诉纳赛尔：“美国将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采取一项新政策，……将尊重阿联的中立和独立。”纳赛尔表示：只要这一愿望是真诚的，阿联欢迎。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和阿联的关系有了什么好转，黎巴嫩危机、伊拉克革命的爆发，使双方的矛盾更加尖锐了。
如前所述，夏蒙政府的亲美路线为黎巴嫩内战播下了种子，因为它破坏了黎维护安定团结的全国条约。该条约声称：第一、黎巴嫩基督教徒承认黎巴嫩是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条件是黎必须保留其特殊的独立和中立地位，不被强行拉入某个阿拉伯联盟或在阿拉伯争端中倒向一方。第二，黎巴嫩穆斯林承认黎与西方的文化联系和特殊地位，条件是不与其他阿拉伯国家为敌。显然这是一个旨在平衡黎国内各派利益集团的中立路线。尽管纳赛尔极力向黎反对派表示：“黎巴嫩现在享有的主权完整和独立将不会受到触动”，他更不希望黎巴嫩爆发内战，但他的关于阿联将是各地阿拉伯主义的支持中心的宣言客观上强烈地激励着黎反对派向亲美的夏蒙政府发起挑战。
1958年5月8日，持不同政见者马特尼遭枪杀，黎反对派乘机发动全国总罢工，各派敌对集团间发生武装冲突，后演变成武装叛乱，黎巴嫩区区九千人的军队难于控制局势。夏蒙向美国紧急求援，并声称如果美国不援助，黎巴嫩，以及约旦、伊拉克等都将落入受苏联支持的纳赛尔的手中。前边曾说道：“艾森豪威尔主义”本身就是建立在对中东各国情况、关系的错误认识的基础上的，并在美国干涉叙利亚的适得其反的行动中表现出来。但美国似乎一在中东危机中听到苏联或纳赛尔的名字就头脑发热，这一次又是痴心不改，蠢蠢欲动。其实，艾森豪威尔的私人特使墨菲早已清楚：“许多冲突都与个人之间以及国内的争斗有关，而与国际问题毫不相干。在反叛中，共产主义并没有起什么直接的或实质的作用。”尽管如此，艾森豪威尔仍坚持“共产党人应对这场动乱负主要责任”，他把黎巴嫩内战看作是苏联的又一次“共产主义挑衅”，并命令第六舰队的两栖部队开至东地中海，驻欧美国空降部队进入戒备状态。
为了尽早解决冲突，纳赛尔积极支持联合国向黎巴嫩派遣国际观察员，并试图用自己在中东的影响力来协调各方立场。他提出的方案内容包括：夏蒙总统应结束任期；由二号人物谢哈卜将军继任总统，“反叛分子”应被赦免等。美国认为这些内容“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也向夏蒙施压。想不到，就在夏蒙左右权衡，已经接受了类似的解决方案，危机马上就会平息之时，伊拉克革命爆发，并同黎巴嫩问题交织起来。局势骤然再度紧张而变得扑朔迷离。
在黎巴嫩危机期间，伊拉克一直主张西方进行直接干预，并表示：只要夏蒙总统提出请求，伊拉克或伊约联盟（为了抗衡阿联，伊拉克和约旦也马上组成了联盟）就马上出兵干涉。7月14日，被调往约旦边界的两个旅在卡西姆准将和阿雷夫上校的率领下杀回巴格达，费萨尔国王和赛义德首相措手不及。赛义德在扮成女装转移时被认出，死后，尸首被大街上的群众撕成碎片。革命者宣布哈希姆王朝灭亡，伊拉克将在冷战中保持中立，维护阿拉伯团结，实行政治自由和社会改革。
伊拉克革命震惊了整个西方世界，使美英等国在中东的政策支柱彻底坍塌。伊拉克革命是由军队中的亲纳赛尔分子发动的，但纳赛尔本人并未插手，革命的消息同样让他惊讶。尽管如此，艾森豪威尔一如既往地表示：“如果我们不作出积极有力的反应，那事态的恶化就可能产生使西方在中东的势力完全被清除的结果。”为了预防“多米诺骨牌”效应，他立即下令第六舰队海军陆战队在黎巴嫩登陆，同时增援沙特和波斯湾，甚至还考虑到动用核武器保护科威特。在美国的怂恿下，英国也派出军队去约旦保护侯赛因国王的安全，准备洗刷一下在苏伊士危机中失败的阴影。美英两国的蛮横行为，使阿联总统纳赛尔不得不从局外深入局内，他公开保证：“在伊拉克遭到任何入侵或是在帝国主义对它发动进攻时，我们是唯一站在伊拉克一边，唯一会与它并肩战斗的国家。”阿联很快就与巴格达新政府缔结了军事条约，并提供了许多武器弹药、飞机和雷达。纳赛尔承认“我们当时是在拿自己的命运和独立下赌注”，但他更坚信“伊拉克的独立会巩固我们的独立”。他知道那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时刻，但他又为伊拉克纳入了阿拉伯中立主义阵营而欣喜不已：“阿拉伯民族主义已经最终挣脱了锁链。阿拉伯人民对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祖国充满了信心……自由的旗帜也将在安曼和贝鲁特上空高高飘扬。”
像在苏伊士危机中一样，纳赛尔一方面作着战争准备，一方面则展开外交攻势。纳赛尔要求苏联不单方面介入，不作任何可能引起美国入侵中东或把中东变成核战场的举动，在此前提下，苏联保证支持阿联和伊拉克的自卫行动。同时，他希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理解伊拉克革命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真正含义。他说：“我们要使自己的国家独立。我们要维护我们的民族主义和尊严。我们正在为和平而努力，因为和平是我们的宗旨，而战争意味着完全毁灭……当伊拉克人民和军队奋起反抗时，他们仅是奋起反抗邪恶和腐败……在谈到和平时，西方国家的统治者们气急败坏、怒不可遏，他们正在将世界引向悬崖绝壁之边缘，即引向战争。”纳赛尔的和平攻势擦亮了世界热爱和平的人民的眼睛，也使美英等国终于认识到伊拉克革命本是伊拉克的内政，贸然发动战争将十分危险。既然伊拉克已经保证继续履行国际义务，包括石油输出，那么战争就得不偿失了。不久，黎巴嫩各派达成了政治妥协，谢哈卜将军成为下届总统。在联合国的斡旋和监督下，美军撤出黎巴嫩，英军撤出约旦。笼罩在中东上空的战争阴云开始消散。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填补真空”的斗争中，纳赛尔领导的阿联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在纳赛尔同西方强国的斗争中，如果把苏伊士战争中赶走英法势力作为他的第一个胜利的话，那么这一次阻止美国独霸中东的成功就是第二个胜利。这次胜利标志着西方列强对中东阿拉伯国家进行直接的军事干预的时代一去不复返。1958年被纳赛尔自豪地称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胜利之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