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赛尔讲话后仅几分钟，在实行灯火管制、漆黑一片的开罗，成千上万的人冒着敌军轰炸的危险，走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声讨以色列和美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怒斥苏联的叛卖行径。许多人一边哭泣一边高喊：“纳赛尔，纳赛尔，不要离开我们，我们需要你。”50万人聚集在从纳赛尔的住处到市中心长达5英里的道路两旁，通宵守卫着纳赛尔。与西方某些舆论的看法不同，人们的请愿是发自内心的呼喊，并非受人操纵。在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崇尚权威的国度里，纳赛尔已成了国家的象征、革命的象征、民族主义的象征。
在人民的强烈要求下，纳赛尔将辞职报告交给国民议会进行讨论。10日早晨，国民议会举行会议，拒绝了纳赛尔的辞职申请，要求他继续领导埃及政府，直到以色列侵占的埃及领土全部解放，敌人的一切侵略痕迹彻底清除。纳赛尔从人民那里得到了勇气和力量。毕竟，他尚不满50岁。对于政治家而言，这个年龄还小得很。纳赛尔决不甘心自己以失败告终。难道自己的力量和智慧真的被榨干了吗？难道真主那样吝啬，不肯给自己一次复兴的机会吗？
纳赛尔面对的是一种令人心碎的场面：以色列时时刻刻威胁着埃及的安全；西奈半岛上的油田全部丢失；苏伊士运河仍被沉船封锁着；70万人被迫撤出运河区，那里一片废墟。一切需要重新开始。纳赛尔后来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他像是在一片茫茫无际的沙漠中行走，四周全是流沙，他不知道向前走是被流沙吞没，还是可以发现一条正确的道路。
纳赛尔战后主要面临着四项任务：重建埃及军事力量；找到用外交手段结束战争状态的方法；力求使阿拉伯国家团结起来共度难关；改造政治和经济，使埃及全国上下团结一致。
为了重振国民士气，纳赛尔多次讲演，反复指出，埃及不是输掉一场战斗的第一个国家，他还保证继续承担支持巴勒斯坦人的义务。他说：“无论遇到什么挫折与不幸，我们要采取的唯一路线是保卫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我们永远也不会放弃这些权利，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纳赛尔坚信，只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才能使以色列在谈判中让步并全面撤军，才能改变埃及“不正常的软弱地位”。他将重振军事实力划分为三个阶段：防御、遏制和解放。不久，他开始彻底改组军队。解除了阿米尔元帅和50名高级指挥官的职务。他任命法齐将军为武装部队总司令，本人则亲自掌管军队事务。6月21日，纳赛尔改组政府，亲自出任总理。纳赛尔的这些改革触动了军队中一些人的利益，阿米尔派甚至发动了武装反叛，情势一度十分危急。9月4日，阿米尔元帅和前国防部长巴德兰以及其他一些军界要人被软禁，不久被判刑。15日，阿米尔服毒自杀。阿米尔自杀事件对纳赛尔的精神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两人确实在很多问题上意见不一。在战争问题上，阿米尔激进些，纳赛尔保守些。但两人从在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时起，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近30年来，风风雨雨，共同度过。想不到，竟是如此结局。
纳赛尔早就说过：“我不相信任何大国。”苏联在“六·五战争”前后的出卖行径使纳赛尔极为憋火，但从复兴大局出发，他必须忍辱负重，接受苏联苛刻的、傲慢的“帮助”。纳赛尔撤回了驻也门的埃军，征召新兵，并积极扩充、训练民兵和国民警卫队。他加强了苏伊士运河一线的防御。在那里，以军依然占据着战略优势，并经常空袭或炮击埃及的军事、工业目标。
到1968年春天，纳赛尔已认为其武装力量“有能力制止侵略”。9、10月间，埃及多次派出小股突击队偷渡运河，袭击以军军事基地，来对抗以军对发电厂、大桥、水坝等埃及设施的空袭。同时，在埃及的支持下，巴勒斯坦游击队的力量壮大起来。1968年3月21日，巴勒斯坦游击队与约旦正规军联手，在卡拉梅战斗中重创了一支庞大的以色列装甲部队。
1969年春天，纳赛尔觉得埃及已有实力从被动防御阶段进入积极威慑阶段。埃及炮兵猛烈地轰击了以色列建筑在苏伊士运河岸边的“巴列夫防线”，扩大了突击队的出击频度和规模，埃及空军还首次飞越以军防线攻击了以军在西奈半岛的阵地。
也许纳赛尔已经感到了自己的身体正在衰弱，他显然加快了战略步伐。同年7月23日，在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全国代表大会上，纳赛尔宣布埃及已进入“解放”阶段，方式是凭借人力资源的优势，准备打一场消耗战、持久战。为赢得阿拉伯兄弟国家的援助，在纳赛尔的倡议下，阿拉伯国家于11月21日在拉巴特召开了首脑会议。会上没能对埃及倡导的联合调配部队、武器和资金的计划达成协议。但会后，纳赛尔和卡扎菲、苏丹总理尼迈里达成协调，同意三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政策上密切合作。纳赛尔还打算促成伊拉克、约旦、叙利亚三国组成对付以色列的“东方防线”，但三国政治上的分歧制约了之间的合作。纳赛尔一生都致力于阿拉伯的联合与团结，他付出太大，失望太多。纳赛尔还鼓励巴勒斯坦游击队联合起来，采取统一行动以壮大力量。在他的帮助下，法塔赫同其他一些较小的队伍合并，阿拉法特掌握了巴解领导权。
不久，“消耗战”初见成效，据以色列官方统计，战后由于游击队和阿拉伯正规军的双重打击，以色列死亡526人，伤2026人。
在发展自身军事力量的同时，纳赛尔谋求通过外交手段，协调阿拉伯国家的立场，结束战争状态，实现和平。
在外交立场上，阿拉伯国家有两种不同意见。埃及、约旦等国认为应尽可能地政治解决阿以战争，必要时付出一定的政治代价。纳赛尔的目标是：以最小的政治代价换取以色列撤出被占领土。他坚持以色列应首先撤军，“消除侵略痕迹”，然后再政治谈判。以叙利亚和阿尔及利亚为首的几个国家则主张通过革命游击战争继续同以色列作战。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们的军事行动并不比埃及积极。1967年9月初，纳赛尔同其他阿拉伯国家首脑举行喀土穆会谈。会议确立了“不和、不谈、不承认”的较强硬的对以策略。但除叙利亚和阿尔及利亚以外，其他阿拉伯国家一致赞同纳赛尔和侯赛因的主张，即应尽力通过政治手段而非军事手段迫使以色列撤军。喀土穆首脑会议还决定解除阿拉伯国家对美英等西方国家的石油禁运，重新开启叙利亚的输油管道。埃及和约旦两国还争取到了沙特、科威特、利比亚的财政援助。
9月22日，安理会通过了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决议，确立了如下基本原则：不承认用战争方式获得领土；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等。决议规定：以色列应从最近冲突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军；交战状态应该结束；必须承认“这一地区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承认它们拥有在安全和得到认可的边界内享受和平生活的权利”；保证自由通过这一地区的国际水道；公正解决阿拉伯难民问题；以及“通过建立非军事区等措施，保证该地区每一个国家的领土不受侵犯和政治独立”。对于第二四二号决议有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评价。一般看来，决议确立的基本原则等还是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决议仍未区分侵略者和被侵略者，偏袒以色列而对阿拉伯人缺少应有的支持。决议措词含糊，各国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因而不可能实现中东真正的和平。但埃及和约旦两国从既定的外交方针出发，还是承认了这一决议，力求早日迎来和平。
1970年初，纳赛尔再次表示了埃及政府在中东和平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他正式通知安理会，准备贯彻和平决议，并宣布：放弃以色列首先撤军后才能进行谈判的立场；同意一揽子解决决议中涉及的所有问题，并协商解决贯彻决议之具体办法；接受联合国作为调停人，同以色列间接谈判，但不接受直接谈判、双边和平或外交上正式承认以色列；愿意签署一份由美苏英法四大国担保的契约性多边和平文件；同意建立非军事区，部署联合国部队，条件是这支部队必须驻扎于埃以战前边界的两侧；允许联合国部队驻扎在沙姆沙伊赫，负责监督关于自由通过蒂朗海峡的协议执行情况。阿以根深蒂固的矛盾决定了纳赛尔这些建设性意见不可能得到积极响应。纳赛尔的和平愿望落空了。
“六·五战争”使埃及的经济发展受到沉重打击，原有的许多建设项目不得不暂停或取消。在纳赛尔的领导下，埃及人民团结一心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重建运动。到1969年，埃及经济已开始复苏。表现在：石油生产已超过战前水平并可望大量出口；棉花、水稻的产量创历史最高纪录；外债问题得到缓解，1969年实现了第一次外贸盈余等等。到1970年，埃及经济的综合增长率已上升到5%，工业增长率则达到11%。
在政治上，纳赛尔遇到了日益强劲的“政治逆流”。尽管他推行了许多改革办法试图“净化埃及的公共生活”，保持“革命的纯洁”，但不满和失意情绪仍在潜滋暗长。1968年2月21日，赫勒万等地发生骚乱，人们不满于政府工作效率低下和压抑的安全管制，日益壮大的“精英阶层”（主要是高级知识分子）渴望让“合格的人”进入政府。为此，纳赛尔改组了政府，多选拔了专家技术人员进入内阁。3月30日，纳赛尔宣布了“政治行动计划”，他许诺进一步清除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建立一个现代化的高效率的政府，坚持社会主义，扩大人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但某些人想走得更远，他们要实行西方式的政党制度，举行自由的议会选举。11月，又发生了阿西特骚乱。学生成了这次骚乱的主力，他们主张用“新社会”代替现存社会。纳赛尔愤怒地指责了这场骚乱是“反革命分子”和大学生中“少数不负责任的人”煽动的。他呼吁学生们要认识到在以色列仍然占据着大片埃及领土的情况下，维护全国的团结是压倒一切的要求。国内政局的动荡严重损害了纳赛尔的身体健康。多少年来，他一直忍受着糖尿病、心脏病等疾病给他带来的痛苦，顽强奋斗着。也许，他真的已经成了“一只裂了缝的中国花瓶，永远无法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了”。
至于阿拉伯世界，巴勒斯坦抵抗运动与约旦当局的矛盾已因近期发生的劫机事件而激化成大规模的屠杀。这种事的调解人无疑还得是纳赛尔。1970年，阿拉法特和侯赛因来到开罗，同纳赛尔等阿拉伯国家的元首和首脑们共商解决危机的办法。穆斯林圣书上有这么一句话：人之将死，其言行常会表现出异常的智慧和远见。在这次首脑会议上，纳赛尔表现出的外交技巧、决心、耐心和幽默感使那些熟悉他的阿拉伯同行们亦感到惊叹。9月27日，在会议主席纳赛尔的巨大努力下，停火协议顺利签订。协议要求巴勒斯坦游击队和约旦军队撤出交战的城市和乡村；游击队将其兵力集中在约旦边境上的约旦河谷前沿阵地；阿拉伯各国派出一个军事监督团和政治观察员负责决议的执行。
这件事办完后，纳赛尔松了一口气，他突然感到太累了，他准备宽恕自己“偷一个懒”，接受医生的劝告去亚历山大度假。他给助手海卡尔挂了个电话：“我太累了……我要先在这里睡上一整天，然后再考虑去亚历山大……”纳赛尔的思维突然跳到了阿以问题上，他叮嘱海卡尔通过美国驻开罗的外交使团向尼克松捎个口信，告诉他纳赛尔仍在坚持按安理会决议原则，为和平解决阿以争端而努力奋斗。
9月28日下午，当纳赛尔前往机场，与科威特领导人亲切话别时，他突然感到头晕目眩，无法支撑了。
9月28日晚，开罗广播电台停止了一切正常节目，播放《古兰经》经文，气氛十分惨淡。副总统兼国民议会议长萨达特沉痛宣告：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总统逝世。消息传来，开罗市民发疯似地拥上街头，拥向尼罗河畔的广播电台。人群哀号着，哭喊着：“纳赛尔没有死！”
9月29日，中国政府向埃及政府发去唁电：“纳赛尔总统领导阿联人民在1952年推翻了法鲁克封建王朝，取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重大胜利。他领导阿联人民对美帝国主义及其侵略工具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进行了长期斗争。他支持巴勒斯坦民族解放斗争和印度支那人民抗美救国斗争，为阿联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亚非人民团结反帝、争取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0月1日，埃及为纳赛尔举行国葬。数百万埃及人从全国各地拥向开罗，想最后看一眼敬爱的领袖。每一处高地、每一个楼顶、每一所阳台、每一座雕像、每一棵棕榈树上都挤满了人。人们排山倒海般地呼唤：“纳赛尔，我们将继续你的步伐，直到胜利！”
传说当一个有价值的人死后，天空中就会升起一颗美丽的星。每一个怀有正义感的埃及人都已经看到了这颗照耀着阿拉伯大地的恒星。星光将指引他们勇敢前行，奔向独立、和平、团结、富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