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战争爆发时，凯恩斯仍在病中。谁也没有料想到，他会在这场战争中起到1914年至1918年间曾起过的作用。然而，战争开始几星期后，凯恩斯就提出了英国战争潜力规模问题和战时财政方法。这些以后便构成了英国战时经济全部活动的基础。1939年12月他在《经济杂志》上发表了关于战争潜力问题的论文。他关于战时财政的论文首先是在剑桥大学马歇尔学会宣读的，后来在《泰晤士报》发表，最后出了单行本《如何筹措战费》，销行极广。
《如何筹措战费》的重要性，可从两方面考察。首先，它不是从正统的预算角度出发，而是从凯恩斯先前就业问题的一切著作都已考虑到的总收入和总需求的角度出发，去解决战时财政问题。其次，这本小册子建议，除了赋税和自愿储蓄，还可以号召强制储蓄，作为战时财政的第3个来源。
这第2个建议，即强制储蓄的建议，很自然地会引起热烈讨论，甚至反对。直至1941年的预算才最后采纳了这个意见。但第1个建议，即从国民收入的角度考虑财政问题，并不发生类似的问题。《如何筹措战费》发表后，英国政府很快在内阁办公室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来改进国民收入预算，并充分利用政府的资料认真计算。数星期后，詹姆斯·米德和理查德·斯通就着手国民收入的计算，凯恩斯的理论及米德和斯通的劳动成果，对1941年的预算产生了及时而实用的影响。
出乎人们预料之外，凯恩斯这时也到财政部工作。1940年夏季丘吉尔继张伯伦组阁后，金斯利·伍德爵士（Sir kingsley Wood）担任财政大臣。他于1940年7月聘请凯恩斯和卡托勋爵（Lord Catto）担任顾问，以加强财政部的力量。他们在部里比邻而居，很快就谈得非常投机，他们两个房间之间，似乎总是门虽设而常开，为此，部里有些人背后称呼他们为哼哈二将。
凯恩斯这次在财政部里并无专责。他是辅助财政大臣的，但事实上是分担几位副大臣的部分较为繁重的责任，因为财政部一般日常业务的主要责任都落在副大臣肩上。初期，他主要关心国内财政问题，1941年和1942年的预算报告，毫无疑问，很受凯恩斯影响。后来，他的注意力逐渐转向战后问题。到1942年时，国内财政的主要问题基本上已走上轨道。当时，英国财政体系的战时经济总计划几乎完全是根据物质资源、人力配备、原料调拨、船舶运载量和控制基建等等条件拟定的。这个阶段在考虑国内人民的消费需要时，战时的财政问题逐渐倾向于使赋税和储蓄尽量吸收余裕的购买力（游资），从而通贷膨胀便被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里。这正是凯恩斯的主张。上面所说的国内财政问题于1942年已步入正轨，并不是小看这些问题，它们是很艰巨的，不过财政部的其他专家完全能够加以控制。因此，凯恩斯的全部精力逐步集中到将来一旦战争结束时，对战争向和平过渡问题的预见和计划上面。
凯恩斯在财政部的影响是广泛的，并不仅限于当务之急。财政部的一个同事是这样描写他的工作的：
“尽管凯恩斯在大病之后身体虚弱，他仍以财政部的整个财政、经济活动为己任，这是他的特点。他每天在部门里呆的时间很长，每一个重要文件，不论是本部的或外来供传阅的，他都要亲自过目。他把许多文件保存着以备参考，并且可以从锁在抽屉里的厚厚一叠文件堆里，随手无误地抽出所需要的文件。凯恩斯常会突如其来地问起一些重要的问题、如人力的使用问题、节约资源的必要问题、赋税问题、个人收入所得税问题，所得税信用证问题以及国民收入的统计与项目排列问题等。他在晚年特别注意英国的国际收支问题。”
“凯恩斯阅读官方文件时，求知欲很强，凡是他认为要记忆的材料，总是能够默诵出来，虽然他并非不能编造所谓的事实。他承担所有这些任务，不只是出于作为优秀无私的公务员的本份，还有更深远的原因。前面已经谈到，凯恩斯特别注意把经济理论应用于政府的实际问题。他愈来愈感到，要想拟订一个计划而不受知情者的批评，就必须对整个官方的工作了如指掌。清算联盟计划的腹稿和动笔远在1938年，但到提交公开讨论时，已经根据他对联合王国面临的实际情况的了解，作了增补。国际商品政策初步方案同样也是根据战时大量购买的经验，并考虑到国际商品由于许多供应国往往漫无限制地提价所引起的忧虑而草拟的。”
“在洽谈美国贷款时，凯恩斯作为财政部的代表，非常成功地表现了不辱使命。在华盛顿，他每举出一个数字，都能根据对政府工作实际细节的了解，说明对英国人民生活目前和将来的影响。”
“成人教育班的课堂讨论，就在财政部凯恩斯的房间里举行，部里的新学生都是些中年人，他们和凯恩斯在剑桥任教时指导的青年学生一样，也感到兴奋。”
“甚至在多次的国外旅行时，凯恩斯注意按时收阅部里刚下达的最重要的文件。他认为这样便可对政府的大部分行政事务具有感性的了解。”
凯恩斯从大胆无畏、甚至傲慢的在野批评家，转变为在朝的顾问和政策的制定人，受到了普遍的尊敬与欢迎；在这一转变过程中，1940年他当选为英格兰银行董事会董事，标志着他的这种转变进入了一个重要的新阶段。他当时的反应和玩笑式的评语是：“我还不晓得老妇人和我，谁是正式夫人。”（老妇人是英格兰银行的爱称）尽管英格兰银行传统习气非常之深，但凯恩斯很快就能适应环境，这位过去的主要批评家不久就成了银行最忠诚最热情的捍卫者。可以说，任何其他职务都没有使他得到过这种真正的愉快。凯恩斯与政府密切合作的过程继续深入；1942年6月，为庆贺他的诞辰，他被册封为贵族，成为苏塞克斯郡的梯尔顿勋爵。当凯恩斯在1943年5月打破了长期的沉默后，政府便在上议院里得到了一位强有力的发言人。他具有部长的一切才能，但并不实际负有责任。宗谱纹章院授给凯恩斯的纹章镌有下列十分贴切的双关箴言：“Me tutore tutus eris。”（我作您的保护人，您将得保平安）。翌年3月，他又当选为剑桥自治市中古以来就有的名誉总司库，这是一个表示敬意的空衔，以前弗朗西斯·培根爵士、奥利弗·克伦威尔、麦考利勋爵都曾获得这个称号。倘若他不逝世的话，他会得到更高的荣誉，获得“功勋勋章”。
在他获得的各种荣誉中，凯恩斯最为珍视的是，1940年他当选为伊顿公学的评议员，从而可以出席校长、副校长和校长助理的联席会议。从一开始，就可以感到他对由校长和评议员组成的评议会的影响。凯恩斯渊博的学识和当机立断解决疑难的能力，使他成为评议会里德高望重的成员。只要他在英格兰逗留，他总喜欢参加伊顿的会议，并在那时盘桓一夜，以便尽可能地了解那里的情况。伊顿毕竟在其心目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同时，由于凯恩斯既深入了解内部的财政金融问题，又不负实际行政责任，不可避免地要在某种程度上委任他担当财政使节。早在1941年5月，他就出使过华盛顿，讨论租借法案和其他有关两国的财政金融问题。他继续不断地负担这方面的任务，是从1943年开始的，并且主要（虽然不是完全）是涉及他多年来所研究的财政和经济复兴的重大问题。
凯恩斯在经济领域里的巨大努力，他对布雷敦森林会议的贡献，对租借法案的结算以及获得美贷款的贡献，现在是、将来仍然是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要想从总的方面对这些问题作出最后评价，以及对凯恩斯在这当中所起的作用作出最后判断，还有待于较长期、较真实的考察，同时也有待于许多内部文件的公布。
在战争时期，在这些问题上，他的第1个主要贡献是参与了国际清算联盟计划的拟订。这就是所谓的凯恩斯计划，它首先在1943年4月，几乎和美国的方案所谓的怀特计划同时发表。
“凯恩斯计划”的目标和“怀特计划”一样，正如《货币改革论》所探索的，是要在固定汇率和完全由各国市场及政治、财政政策等短期因素所决定的汇率之间寻求一条中间途径。凯恩斯计划的要点是，每逢当前的汇价和价格关系不能提供平衡的基础时，相对调整的责任应该由债权国和债务国共同担负，以减轻债务国紧缩通贷、限制经济活动及压低收入的压力。
达成较广泛的国际协议过程的第一阶段是，由英国、美国以及某些其他国家的专家共同研究这些建议。1943年下半年凯恩斯从事这项任务有几个月之久，最后于1944年春完成。结果是双方协议，放弃凯恩斯清算联盟方案，而采用怀特的基金概念，也就是说，由各国分摊本国货币，组成一种国际平准基金，但从英国角度看是重要的、凯恩斯计划中的一些其他因素，都加以保留。英国政府发表了一项新的白皮书《国际货币基金原则述评》向英国人民说明交涉的结果。白皮书内容有与会全体专家的联合声明和英国代表说明性的附录。这就在英国当前舆论批评面前说明了：基金代替清算联盟后，国际货币已不需要，另有适当的安排以保证汇率的弹性；此外，稀有货币条款会发生巨大影响，从而使相对调整的责任由债权国和债务国共同承担；最后，对于过渡的困难也作了安排。
这些经过修正的建议不可避免地都是妥协的产物。在不能强迫全世界同意仅对英国最有利的方案时，也就只好退而求其次，但这些建议的特点是，汇率的稳定和汇率的变动互相结合；当汇率需要固定时，即使之稳定；当汇率需要变动时，即使之具有灵活性。这就要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一部分国家主权。凯恩斯始终坚信，有一种主权，即执行一贯有利于充分就业的国内经济政策的主权，是绝对不能放弃的。他在上议院舌剑唇枪，长篇大论地为这些建议辩护，同时对于那些指责他从反对金本位的急先锋摇身一变而赞同恢复金本位的人们，痛加斥责：
“当许多今天的革新者之流还在崇拜黄金的时候，难道不是我写道：黄金是不文明的残余么？在新的理想获得胜利，政府、议会、银行、报纸、群众、甚至经济学家终于接受新的理论时，难道我会如此健忘、昏愦、言而无信，去帮助制造新的桎梏，把我们牢牢地束缚在旧的地牢里么？”
但是从一开就很清楚，这个建议计划涉及商业和关税政策问题，并可能影响到作为30年代英国经济地位屏障的帝国优惠制和英镑区关系，也可能影响到美国与英自治领的关税制度。因此，提出批评意见的人们会很自然地感到，只要在这些领域里将来的政策还不能肯定下来，任何在货币政策方面束缚手脚的承诺，都在某种意义上是时机不成熟的。然而他们却忘怀了，根据互助协定第7条，英国政策已经承担了义务。它规定英国必须共同致力于“在国际贸易范围内取消一切形式的歧视，并降低关税，消除贸易障碍。”凯恩斯却没有忘记这条规定，而当时正是最需要美援的时候。英国的批评家总是认为货币结算协定似乎是独立存在的，而第七条的规定已成过去，在讨论目前新计划时，只有学术性质的联系而已。不过美国绝不作如是观，英国的许多幻想是由于对美国的看法缺乏足够的估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