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19年以后，凯恩斯在剑桥大学再没有像战前那样担负全部的教学工作量。年轻的一代，其中不少是他的学生，已经足以应付日常的课堂教学。凯恩斯亲自授课的次数是极其有限的，每年很少超过8次，但内容非常精辟，都是他正在研究的问题。另外他还要指导剑桥大学皇家学院经济专业少数优秀本科生每周的论文报告会以及主持他创办的政治经济学会。
第一次大战后的初期，凯恩斯的影响是通过政治经济学会而发挥作用的。这个学会基本上是本科学生的学术团体。然而成名的学者如经济学家或其他门类的专家，象理查德·布雷恩韦特（Richard Braith Waite）或弗兰克·拉姆齐（Frank Ramsey）对有关的问题发生兴趣时，也会参与其中。每逢有来访的客人，特别是国外客人，他都陪同一起参加座谈。绝大部分论文是由本科学生或青年研究人员宣读的。因为当时研究经济的人很少，所以青年研究人员和本科学生的区别并不很大，而且也还没有哲学博士的学位制度。凯恩斯的政治经济学会对20年代初的本科学生来说，是引人入胜的但又是非常紧张的。之所以引人入胜，是因为人们可以听到凯恩斯、大部分教师和最优秀的持反对意见者，有根据地讨论世界上所有最迫切的现实问题。之所以令人感到紧张，是因为当本科学生宣读精心的杰作时，常常会遭到来宾如霍特里之流的剖析，或者在弗兰克·拉姆齐的辩证分析的巨大威力下败下阵来；在作者竭尽所能，坚持己见，进行约摸3个小时的答辨后，凯恩斯会作出措辞委婉而令人心服口服的结论。其所以紧张，还因为每逢没有轮到自己宣读论文时，就必须先在学会秘书那里抽签，然后在炉边等候依次序发言，往往要在若干欧洲最能挑毛病的学者面前发表不成熟的看法，从而不免产生诚惶诚恐之感。然而这种锻炼却饶有意义，因为在凯恩斯的面前，人们是不愿意犯某些文不对题的错误的，如果犯了则会铭记终身，永不再犯。
截至1937年患病时，凯恩斯通过这个政治经济学会对剑桥大学各班优秀的经济专业学生，都了如指掌，对他们产生的影响，是任何别人所不能比拟的。而与庇古教授对剑桥大学经济思想方法的巨大影响却略有不同，他的影响只有一个部分是由个人接触而产生的，更主要的是通过著作和课堂讲授而传播的。人们从学会的活动，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凯恩斯研究经济问题的一些方法。他早年的兴趣几乎全都集中在经济政策的实际问题上面，学会很少讨论纯理论问题，而所涉及的范围却是非常广泛。之所以如此，虽然是和学会秘书商量后自行决定的，但人们的兴趣所在却或多或少是受了凯恩斯的影响。
20年代初期的凯恩斯不仅是令人敬畏，而且有时还有些接近偏激。但同事们和他对外是团结一致的，而且只有他们学会了避免无稽之谈，才能有效地办到这一点。尽管凯恩斯对于无稽之谈深恶痛绝，他并不是不加区别的。对于青年或比青年稍长的人们，他很厌恶那种自命不凡的夸夸其谈，但对于老老实实的无知却是异乎寻常地宽恕。奥斯汀·罗宾逊教授还清楚地记得，他刚刚任教，在其次会后，他唠唠叨叨地诉说某一个学生据他看来是低能表现，凯恩斯却回答说：“我很欣赏，他所说的正是80%的英国人所想象的。”
凯恩斯在第一次大战后头几年所抱有的轻度偏激情绪，很快就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了。回顾起来还难以确定哪些是凯恩斯本身的变化，哪些是由于人们对他的敬畏而在看法上发生的变化。早年的凯恩斯还没有完全达到晚年由于自己的才能获得公认而产生的从容不迫、沉着自信的境地。总之在20年代晚期他似乎就已更为成熟，成为以后的一代代大学生所熟知的那样一位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长者。1946年4月26日，凯恩斯晚年在皇家学院的学生乔治·旺斯布拉夫（George Warsbrough）在《泰晤士报》上撰文，对他的指导教师凯恩斯的形象作了如下绝妙的刻划：
“20年代中叶众所了解的凯恩斯勋爵主要是对当代财政、政治领袖过多的经济政策上的失误的无情批评家。然而剑桥大学学生所熟知的凯恩斯的形象却迥乎不同。人们可以指望，他对比较优秀的学生初出茅庐的缺点加以宽容，他对足以引起其他教师严厉指责的缺点也是比较能容忍的。愚蠢、自大、夸夸其谈并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凯恩斯对于那些学术上尚无成就而具有这些缺点的本科学生，总是慈详而克制的。这和其他文史学者的习惯，或他本人对于领袖人物犯了同样错误所给予的谴责，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他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导师。”
凯恩斯还有另外一面，也是令人费解的。前面已经说过，他痛恨愚蠢，他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出于美学的角度，而且也由于道德的原因。他认为愚蠢使得这个世界不能尽美。可能正是为了这个缘故，他一直到最后也不能够同在主要问题上和他意见不同的人们完全和平共处。许多一度和他很友善的人们由于彼此的见解南辕北辙，至少在某个时期内成了他的敌人。不过这种敌视多半只是短暂的，他的一些最早的敌人如劳埃德·乔治和丘吉尔，以后成了他的朋友和同盟者。凯恩斯往往回过头来更为重视可畏的反对者，而且欣赏的程度还在那些不起劲的同盟者之上。还有一些人不幸一直是和他敌对的。
凯恩斯对剑桥大学的贡献绝不仅限于少量的课堂讲授和政治经济学会。20年代他一般只有3天呆在剑桥大学星期六、星期日和星期一。然而在这3天之内他尽可能多做工作，抵得上多数人一周的工作量。1919年他担任皇家学院的副会计长，从1924年至他逝世时一直担任正会计长，对于皇家学院的财务管理任劳任怨，鞠躬尽瘁。无论在主管学院财务或经营个人私产方面，他的善于理财是人所共知的。他几乎破天荒第一次使得学院的资金财源足以负担基本建设和文化设施方面的巨大需要。
凯恩斯在皇家学院担任各项职务外，对剑桥大学校本部的各种事务，有时是在大学财务方面，也起过重要作用，所作的批评和建议，都是受到重视的。对于大学的“经济学、政治学教学委员会”更是经常关心，他曾一度担任过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并在该会的评议工作中总是起主导作用。主要由于他的努力，大学才于后来设置了“应用经济学术”，以从事统计和其他应用的研究。
尽管凯恩斯对剑桥大学的贡献很多，但从1920年以后，他的精力并不只局限在剑桥大学这个小天地里。每周他住在伦敦的那几天，活动范围比在剑桥的那几天更为广泛。
1914-1918年凯恩斯担任《经济杂志》的主编，从未间断过，后来因为他在财政部的任务太重，编委会主席埃奇沃思便分担了一部分责任。战后，1919年埃奇沃思正式担任副主编，1926年麦格雷戈接替埃奇沃思，1934年罗宾逊承继麦格雷戈；出任助理主编。这样，多一个人共同编辑，使得凯恩斯的负荷有所减轻。麦格雷戈和罗宾逊先后主管《经济杂志》的书评和比较费事的后半本杂志的准备工作。1937-1938年凯恩斯患病后，罗宾逊说服他摆脱比较机械的通读校样工作，全部由其代劳。然而，就是在病中，他对重要文章也从未放松过，真是名副其实的主编。
作为主编，凯恩斯只要看到投稿有丝毫可取之处，便准备竭尽所能给予扶助，凯恩斯这方面可举出许多实例。凯恩斯所给予的正是青年人起步时所需要的提携和关切；每发表一篇文章，都是作者和编者共同努力的心血结晶。这种稿子要是落到许多编者手里可能会把原稿退回，至于那些眼力稍差的编者，往往就拒绝了。凡属于他专业范围以外的稿件，凯恩斯总是于必要时向友人请教，特别是克拉潘和庇古，但最后的决定是由他作出的。为了提高稿子的质量，他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往往给作者写长信，详细说明他的批评和建议；临了，文章发表后，有时连作者本人都不易分辨出来，哪些是他自己的原始材料，哪些是凯恩斯的意见。
《经济杂志》的工作，不论凯恩斯走到哪里，便跟到哪里，最初是剑桥，继而是伦敦，在以后年代里是梯尔顿，甚至在世界各处。他把大量的稿件带在身边，一有空便审阅。在剑桥大学罗宾逊担任他的助理时，总是在星期日早晨和他讨论：稿件的取舍、约稿问题、编辑分工后所涉及的一般情况和意见交换等问题。早在患病以前，凯恩斯已经有起床前即进行工作的习惯。他常常坐在床上，靠着垫得高高的枕头，在皇家学院的宿舍里或圣·爱德华街的住宅里都是这样。床上放着炕桌，书籍、文稿、星期日报刊摊在床面和床边桌椅上。他患病以后，莉迪娅（Lydia，即逃亡英国的白俄芭蕾舞演员露波可娃，1925年和凯恩斯结婚）责任便重了，她把来访的人让进来，约定谈话的时间，然后出出进进，忙个不停；虽然亲人尽量按照她的叮嘱行事，但由于凯恩斯往往在闲谈时情不自禁地超过医嘱的时限，她就不得不打断双方的话头了。
在二十年代里，编辑工作只占用凯恩斯在伦敦的一部分时间。除了经济学以外，他还从事两三件主要的活动：私人的经商活动、就当前的经济问题发表演说和文章、藏书及其他爱好。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最初几年里凯恩斯主要经商活动是国民互助保险公司，从1921年起担任董事长，董事中有他的老友沃尔特·莱顿和福尔克（O·T·Falk）。凯恩斯在保险及投资问题上很费了一番心血，他的投资理论即非正统式的，也不总是容易为保守的人们所接受。他在公司年会发表的演说，往往是针对一般经济情况和投资专题而借题发挥的。国民互助保险公司资产中一般工业有价证券的比重，有所增加，这种做法主要是根据凯恩斯的主张，他认为保险公司之类的机构持有有价证券是妥当的。这种投资理论时常引起尖锐的论战，然而人们都很钦佩凯恩斯的投资眼光。国民互助保险公司，皇家学院，皇家经济学会等机构在财务上的成功，以及他私人财富的隆盛，都可以作为有力的证明。
以后凯恩斯又一度担任独立投资公司和地方保险公司的董事。独立投资公司最初是根据他创立的一些新的投资理论而创办的，并在他的扶持下获得了发展。
最初担任《民族与评论周报》的主席；继而担任合并后的《新政治家与民族》的董事，表现了凯恩斯另外一方面的旨趣。1922年自由党的年会上，有人提出需要办一份第一流的自由党的周报，而《民族与评论周报》尽管马辛哈姆（Massingham）的编辑非常出色，还是入不敷出，于是一些自由党员便把这个刊物接过来，由凯恩斯任主席，休伯特·亨德森（Hubert henderson）任主编。多年来凯恩斯对之爱护备至。他不仅使用自己的名字，而且偶尔还用笔名在周报上发表文章（他在其他地方没有这样做过）。至少曾有一度当休伯特·亨德森休假时，他还短期间兼任了编辑职务。鉴定凯恩斯当时在周报上究竟发表了多少文章，这一工作迄今还没有完成。由于当时凯恩斯的思想方法和休伯特·亨德森尖刻的笔锋如出一辙，致使鉴别工作格外的困难。
以后，凯恩斯和合并后的《新政治家与民族》的关系便疏远了。他乐于把全部责任交由金斯利·马丁（Kingsley martin）承担，他自己尽量地置身事外，不闻不问；在战争爆发的关键时刻，在原则问题上一度还和主编有分歧。
凯恩斯所著《和约的经济后果》的基本论点是重建欧洲的迫切性及其困难。这本书问世后，若干年来，凯恩斯的主要精力集中在这个问题上面。这个问题头绪纷繁：诸如赔偿问题如何顺利解决，国内的债务担负问题，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各国切实可行的物价水平，还有与各国物价密切相关的国际汇兑制度如何顺利地重建，各国所能预期达到的稳定程度，等等。
以上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凯恩斯逐一加以推敲。在以后的几年当中，他的著作甚丰，虽然基本上是针对时务的应景之作，但对货币和贸易领域里的经济思想发展趋势，却产生了更深远的影响。在凯恩斯编集刊行的著作中，1922年出版的《和约的修订》是他对赔偿政策的继续抨击和最新指控，1923年出版的《货币改革论》则是他于战后首次广泛阐述货币价值、汇率、贬值的优点的著作。凯恩斯再一次走在时代的前面。贬值可以降低赔偿负担，势在必行；然而，在政治上却有重重障碍，难以逾越；有些人把布雷敦森林会议制定的汇率变动幅度，看作一件缚手缚脚的紧身衣，在当时情势下，想恢复1914年前汇率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谈何容易！《货币改革论》无非是把他平时所阐明的思想汇集起来略加删定而已。
凯恩斯对重建欧洲最主要的意见，都在《曼彻斯特卫报》商业副刊的特刊《欧洲的重建》上发表过。这个特刊从1922年4月20日到1923年1月4日是由凯恩斯主编的，在当时是很有影响的。首先，它为凯恩斯、卡斯尔（Cassel）和其他致力于制定基本经济原理的人们提供了发表种种看法的论坛。其次，整个欧洲的工业、财政、商业等各个部门的真正专家，都被吸引到这里来了，虽然观点并不总是一致，但他们至少肯为特刊写文章。撰稿人有首相、总理、财政部长、国家银行总裁、国际工商巨头，以及人口、交通、汇兑等各方面的专家。这可以说是凯恩斯编辑方针的成功。凯恩斯在这上面发表的文章主要是讨论：币制稳定、购买力平价、远期汇兑市场、日内瓦会议、俄国问题、通货膨胀是课税的一种方法、货币价值波动的社会影响、人口问题、赔偿问题解决的可能性、德国马克的投机以及重建欧洲基本原则的总结等。因此《货币改革论》不过是凯恩斯早已在这里阐明过的见解的进一步发挥。
除了为《曼彻斯特卫报》副刊撰稿以外，凯恩斯还在别处发表文章或施加影响。这些年他也给《曼彻斯特卫报》写了大量的文章，论述各种问题，头几年主要是论述赔偿问题。1922年他参加热那亚会议后，又为《曼彻斯特》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对这次会议作了精彩的报道。
到了1925年，欧洲最突出的货币问题是英镑的前途。凯恩斯已在《货币改革论》中明确地主张，英国的正确政策应该是首先稳定国内物价，不惜一切代价避免通货紧缩和工资收入降低，奉行汇兑率的短期稳定而不是长期的稳定政策。他建议英格兰银行应该有一个类似暂时固定但可变动的银行贴现率那样的，暂时固定但可变动的黄金收购价格。1918-1919年秋坎利夫委员会（Cumliffe Committee）的报告曾经主张紧缩通货，并恢复战争平价的金本位，这时要求贯彻坎利夫委员会报告的压力，愈来愈大。1925年9个月里，论述金本位恢复的利弊得失的文章、信件和讨论会的报告，潮水一般在报刊上泛滥；都不约而同地要提到凯恩斯，或凯恩斯说过什么，或据信凯恩斯说过什么，或凯恩斯不会说过什么这些就是每场辩论的主要内容。丘吉尔当时已经是财政大臣，在1925年的预算报告里宣布，黄金输出的禁止令于1925年12月31日到期后将不再延长，同时宣布从4月18日起，英格兰银行可准许以任何合法货币兑换黄金，输出国外。他还声称将提出一项法案，责成英格兰银行按照固定价格出售金条，这就等于说，照战前的平价恢复了金本位。
对于这项政策，凯恩斯写了《丘吉尔先生的经济后果》一书予以驳斥，并且预见到当对外汇价提高10%，也就是说，工资和其他费用每镑减少两先令，固定收入者的财富却增加10亿镑之后，英国贸易、就业、劳资关系可能发生的变化。他特别看出煤炭工业将是主要的受害人。1925年煤炭工业所遭遇的灾难和1926年的大罢工，固然还有其他原因，至少表面上的印象证实了凯恩斯预见的正确性。
随着英国金本位的恢复，欧洲复兴的格局便已接近完成。当然还有些重要问题没有获得解决。在赔偿问题上，在铁的事实面前，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调整，也逐步从不理智走向理智。协约国之间的债务仍然是一项悬案。所有这一切表明：已经取得的成就离凯恩斯为他自己和为全世界树立的理想目标，还有一段极为遥远的路程。然而，不论从欧洲经济历史的角度或凯恩斯个人生活史的角度看，以1925年作为划分欧洲重建年代和以后阶段的分水岭，大体上是可行的。
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来看，1925年对凯恩斯个人生活也是很有意义的。1925年8月4日他和莉迪娅·露波可娃结婚。露波可娃毕业于圣·彼得堡皇家芭蕾舞学校，是个伟大的舞蹈家，和凯恩斯一样，在自己的领域里成就卓越，甚至是个更伟大的人物。只有她才是梅纳德最理想的配偶，她在她所从事的艺术领域里，无论知识和经验都已达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境地，可算得一个很高的权威，但她从来不想同凯恩斯在他所擅长的知识领域里一争高低。凯恩斯得到这样的伴侣之后，才从20年代热情奔放的说教者逐步成为30代创造性的思想家和学者，然后成为40年代的哲学家和政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