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论，参加文官考试的人，总是要先在伦敦的茹安补习学校突击补习一年。很少有人敢冒“自我指导”的风险，而凯恩斯是甘冒风险的。他参加文官考试的决定，使得他一生的历史为之改观，这样说一点也没有夸张的意思，正是为了准备应试，在剑桥的第4年度，他才正式接触到剑桥的经济学。他在决定应文官考试时，除了数学外，还选考政治、伦理学、形而上学、哲学、逻辑学、心理学以及经济学等科目。为了准备经济学，他听过马歇尔的课。现在还保存着一部分当时的听课笔记，这些笔记虽已残缺，其内容之广泛真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从他许多年后所写的评论文字我们了解到，他对马歇尔的讲课方法的评价如下：
“我认为他讲课时那种得心应手、左右逢源的熟巧必将日臻完善。1906年我听课时，却只有难以记录连贯的笔记。”
据凯恩斯的记载，马歇尔常出的试题，比他的讲课更具有重要性。继承他的庇古教授也有类似的特点。凡听过马歇尔课的人，都有同感。马歇尔在批阅凯恩斯的试卷时，红墨水的批改往往淹没了原来的笔迹，对于凯恩斯未来的才华横溢是有预感的。在凯恩斯的一份试卷上还保存着马歇尔的批语：
“这是很有说服力的答案。深信你今后的发展前途，决不会仅仅止于一个经济学家而已。如果你能成为那样一个经济学者，我深感欣慰。”
文官出路中，只有两个部门的职务是凯恩斯愿意接受的，即财政部和印度事务部。考试揭晓，他中第二名。这不仅有些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同时也使他父母始料所不及。英文论文、逻辑、心理学、政治学等试卷都是最优等，“牛津式”的哲学论文得的分数是良好，数学的分数更差，而分数最低的是经济学。关于经济学的试卷，据说他曾表示：“典试官员也许还不如我知道得多。”在某种意义上，这可能是事实，因为他是在经济学家或人文科学的准经济学家中间长大的，例如他的父亲、亨利·西支威克、福克思威尔、麦克塔格特、桑格（C．P．Sanger）、西德尼·查普曼（Sydney Chapman）和庇古等人。当他读本科时，正好赶上关税改革运动；虽然在学生会的辩论中，他的兴趣和贡献是在政治方面，可是常要牵涉到经济问题。他所未曾掌握的或者不肯搬用的，正是典试官员所希望的老一套的现成答案。事实上，他在1906年所理解的经济学主要是靠自修，只是在伦敦工作一段时间以后，才全副身心地认真钻研经济学。他在大学里只听过马歇尔的课，而这个课的目标并不是全面系统的介绍经济学的内容，因之，凯恩斯从未像当时的庇古、麦格雷戈或莱顿那样接触经济学的整个领域，学习过经济学的全部课程，或受过马歇尔时代的整套剑桥教育。直至逝世以前，对于经济学领域中的若干部分，他还从未有过涉猎的兴趣，不能像在他完全独树一帜的那些部分那样功力深厚，游刃有余。
于是他进入文官体系，对自己的前程满怀信心。文官考试发榜以前，他已着手撰写研究员的论文《概率论》。众所周知，文官是可以获得研究员奖金的，而且并不要求在剑桥大学住校学习。
凯恩斯在文官考试中名列第二，这意味着他必须放弃财政部工作的机会，而被分配到印度事务部去。他晚年有时追述在印度事务部工作的情况，常说上午是用来研读《泰晤士报》，下午则撰写研究员论文。然而正如人们所了解的，他是不甘心寂寞的，这种说法不过是真实性很少的讽刺语而已。1906年10月发榜后不几天，他先是被派到军务司。对于这项工作倒也感到兴趣，但还不是那么恰如人意，而且也太清闲。1907年3月转到税收、统计、商务司，在这里案牍工作不多，却对他很有吸引力。翌年7月，印度事务部常务大臣阿瑟·戈德利爵士（Sir Arthur Godley）就凯恩斯起草的一份备忘录提请国务大臣约翰·莫利（John Morley）注意。国务大臣嘱戈德利转告凯恩斯，他认为这份备忘录“很有见地”。戈德利对青年凯恩斯的亲切关怀，间接说明了当时文官体系的上下关系相当融洽。
这时凯恩斯晚上的时间大部分用于撰写研究员论文，而且进展得很顺利。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不肯接受驻部职员的职务和额外待遇。戈德利一再劝说凯恩斯接受这项任命，在了解到凯恩斯在争取研究员学衔之后，戈德利对他的志向表示关怀，鼓励他说，驻部职员的任务基本上是有名无实的，并不妨碍工作。
1908年3月他向研究员评选委员会提出了自己的论文，但未中选。不仅本人感到懊丧，朋友们也都感到意外。正在这失望关头，马歇尔聘请他担任经济学讲师，月薪100镑。若干年来马歇尔一直自行设法筹款聘请两位讲师。1908年马歇尔退休后，庇古教授又继承这项筹款义务有几年之久。凯恩斯去和洛斯·迪金森商量，迪金森劝告他说，如果能回到剑桥作住校研究员，修订论文，明年几乎肯定会入选。于是，凯恩斯决定辞去文官职务。阿瑟·戈德利爵士和凯恩斯其他的顶头上司对这样杰出的僚属离职，都感到十分遗憾，但又十分谅解，所以他们之间仍保持了密切的友谊关系。以后凯恩斯研究印度财政，他们都尽可能地给予帮助。
凯恩斯在印度事务部工作了不到两年，但这段时间并未荒废。他获得了有关政府机构活动情况的丰富知识，特别是学会了不但从学者的角度，而且从行政官员的角度看待经济问题。行政官员必须作出决策，而学者必须研究这些决策所依据的原则。他对印度的货币和金融发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更为重要的是，他才25岁，就通权达变，完全成熟，实在罕见。
1908年7月，凯恩斯离开印度事务部，于9月回到剑桥大学。那年的署期，他都用来写研究员论文。不出所料，1909年3月研究员评选委员会顺利地通过他的论文，他在剑桥大学和皇家学院的地位得到了巩固。
从1909年到1915年凯恩斯主要是在剑桥大学。这些年里他经常利用假期旅行（就在他当大学生及在印度事务部供职时期也是如此），而且大都是和邓肯·格兰特及斯特雷奇夫妇结伴旅行。游迹所至，踏遍了苏格兰和奥克尼群岛、意大利、比利牛斯山脉、希腊、君士坦丁堡、埃及等地。他去埃及是为了看望在埃及担任文官职务的老朋友弗内斯。但是，好几次都因病而旅行中辍，因为那时凯因斯的体质并不健康。1914年初在法国南部曾患过严重的白喉症。
凯恩斯早年不仅研习经济学，而且间或也搞些数学问题。有些同时代的青年学者还把他看作伦理学讲座教授索利的可能的继承人。在他准备《概率论》出版工作时（这本书于1921年才问世），以及在这以后，一度他仍感到研究数理哲学问题以及老一辈的学者如怀特黑德（A．N．Whitehead）、约翰逊（W．E．Johnson）伯特兰·拉塞尔（Bertrand Russell）、穆尔（G．E．Moore），新一代学者如路德维格·威特根斯坦因（Ludwing Wittgenstein）博德（C．D．Board）等人的论战，发人深省，而且也饶有兴味。
从1909年到第一次大战爆发的6年中，他作为经济学者很快地初露头角。据1908-1909年的课程表纪录，自1909年1月，他已为三年级学生讲授“货币、信用、物价”课程。费伊曾于不久后听过这门课，还能清楚地回忆起他授课时条理分明、讲授深入、材料丰富的特点。凯恩斯晚年常说起，那时他教过一半以上的剑桥大学经济专业学生。马歇尔主持的优等生考试第二试成绩相当好，凯恩斯的贡献颇为不少。1907年到1914年期间，每年经济专业学生为数寥寥，例如，1910年只有9个男生3个女生；而毕业生质量之高，却绝非战后毕业生所能比拟，只是战后毕业生人数大为增加而已。
除了讲课以外，凯恩斯第一篇稍具规模的经济著述，是1909年当选研究员以后获得亚当·斯密奖金的《指数编制方法》。这篇精彩论文的某些观点，以后又在《货币论》卷二发挥过，一脉相承，不难辨认，至于主要论点，似乎要到以后才得到发展。
1911年凯恩斯担任《经济杂志》主编，是他作为经济学家向前迈进的第一步。在这以前只是剑桥经济学家内部知道凯恩斯，对于外界来说，还是不太知名的。先前，他在《经济杂志》上只发表过一篇较有份量的文章《论印度最近经济的发展》，另外还有几篇书评，其中评欧文·费希尔（Irving Fisher）《货币购买力》一文内容最为充实，引人注目。凯恩斯之所以能出任主编，主要是得力于马歇尔的信任和推荐。皇家经济学会不论在当时或以后，都一直掌握在老资格的白头翁手里，而那时的凯恩斯不过26岁，尽管资力较浅，却一手包办组成了编委会，聘请了阿什利（Ashley）、坎南（Cannan）、查普曼、埃奇沃思等人担任编委。这位埃奇沃思是凯恩斯的前任，过去从来不受编委会的约束。
任何桎梏都不足以限制梅纳德·凯恩斯。虽有编委会的设置，但正如人们可以预料到的，他是本着自己的意志行事的。在凯恩斯逝世以前约一年半的期间，大战尚未结束，在横渡大西洋的旅途中埋首处理送交《经济杂志》发表的大量稿件的时候，他从埃奇沃思手里接收过来满满一抽屉稿子。对于这批稿件，刊登还是退稿，埃奇沃思一直拿不定主意。其中有两篇是以厉害出名的肯宁汉副主教（Archdeacon Cunningham）的投稿。这位副主教在数年前几乎推翻了马歇尔经济学优等生考试制度。埃奇沃思既不能作出决断予以发表，又缺乏勇气拒绝刊登。凯恩斯像后来一贯的那样，十分果断地处理了这一抽屉稿子；他把那两篇稿子退给了人人害怕的肯宁汉副主教，并附上一封措辞委婉、表示歉意的短信。
1913年皇家经济学会聘请凯恩斯担任学会秘书，同时兼任主编。秘书的主要职责是筹措会费、发展会员，并监督《经济杂志》及其他学会刊物的印刷出版费用的支出。凯恩斯接任秘书时，皇家经济学会会员为576人，等到他移交秘书职务改任主席时，会员人数已发展到4619人。学会的这种大发展，主要应归功于担任主编兼秘书的凯恩斯。在他担任学会秘书期间，皇家学院会计课主任勃特雷斯先生（S．J．Butress）多年来一直是他忠实而得力的左右手。
凯恩斯的工作是繁忙紧张的：他要为日益加重的讲课任务进行备课（以1913-1914年为例，他每周主讲三年级经济学原理两次，货币问题两次），此外，他还担任《经济杂志》及皇家经济学会的职务。兼任学院和大学部的导师，虽然如此，他还在公余之暇研究印度的货币和金融。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兴趣，最初形成于在印度事务部工作期间，以后继续进行研究，1909年在《经济杂志》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印度最近的经济发展》。这就使他和印度事务部的一些旧同事保持接触。1913年，印度的经济问题严重到成为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随即成立了一个皇家印度通货及财政委员会。这时凯恩斯的著作《印度的通货及财政》业已排印。于是这个委员会最初聘请凯恩斯担任秘书，以后又聘请他担任委员。
凯恩斯和这个委员会的联系，有三方面的重要性。第一，他对当前争论的问题有意义重大的贡献：不但从报告本身可以明显地看出凯恩斯的影响，同时报告所附的详尽的备忘录《关于在印度设立国家银行的若干建议》，也是由他单独执笔的，马歇尔对之曾给予很高的评价；第二，委员会的经验大大地加强了和巩固了凯恩斯作为经济学者所能表明的真知灼见。这就是把严格的经济原理和熟练掌握管理细节的实践，融合在一起的能力；第三，也是最重要之点，委员会使他与一些对他后半生发动巨大影响的人物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委员会的主席是奥斯汀·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委员中有财政部常委副大臣罗伯特·查默斯爵士（Robert Chalmers，后来晋升为勋爵）、凯布尔勋爵（Lord Cable）、基尔布拉肯勋爵（Lord kilbracken）、费伯勋爵（Lord Faber）。后三人都是当时财政金融界的领袖人物。委员会的秘书是在财政部任职的巴兹尔·布莱克特（Basil Blacket），无论是当时或若干年后，他都是凯恩斯亲密的朋友。自委员会设置之时始，他同外界有了较广泛的接触，以此来衡量自己，对他在经济界的地位有了足够的认识，从此他对自己的业务能力信心十足，勇往直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