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大学生时期起，凯恩斯就开始藏书，以后有了一个非常精致的私人图书室，逝世后已捐赠给皇家学院。这个图书室几乎搜集了全套的在思想史上占有特殊重要地位的作作者的著作的早期版本。其中以哲学著作为主，但也有依撒克·牛顿的一套精彩著作及其手稿，以及和探讨牛顿手稿有关的研究炼金术的书籍。
凯恩斯有一套为数不多却很吸引人的现代绘画，其中法国派的较多。长期以来，他和罗杰·弗赖伊（Roger Fry）、邓肯·格兰特（Duncan Grant）克莱夫（Clive）和万尼沙·贝尔（Vanessa Bell）等过往甚密；也就是说凯恩斯同英国批评界和绘画界的领袖人物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在剑桥大学皇家学院的住宅就是邓肯·格兰特和万尼沙·贝尔共同装饰布置的。
若论凯恩斯对芭蕾舞的兴趣，可以追溯到第一次大战刚刚结束后在伦敦的最初年代。他结识莉迪娅·露波可娃以后，就和芭蕾舞的接触密切起来，以后又进一步发展了。他和露波可娃一起或者通过她，对英国芭蕾舞的成长发挥了重大作用。从1932年起凯恩斯担任卡玛哥芭蕾舞团的会计，尽最大努力帮助该团找到了既能顾全艺术性又能迎合观众口味以保证赚钱的两全其美的折衷方案，同时他还在幕后奔走，终于在1932年促成卡玛哥芭蕾舞团、威克·威尔士芭蕾舞团和伯兰特芭蕾舞团等等组成联合阵容，使人们第一次有机会欣赏卓越的英国表演艺术。那年阿诺德·哈斯克尔（Arnold Haskell）写道：
“我并不认为凯恩斯先生是新的丁吉列夫（Dinghileff），他有他可能误认为更重要的其他的工作。然而凭他的神机妙算和满腔热情，他实现了现有的艺术明星的大联合，完成了一件宏伟的事业。从这个角度，文娱季节得以活跃起来，绝大部分的功绩应归于他。”
此外，全世界的许多经济学家都不会忘记，1933年为招待世界经济会议的代表们而在考文特公园举行的演出会。这次演出从设计到组织，几乎是凯恩斯一人促成的。同时，莉迪娅·露波可娃的优美表演，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近年来，芭蕾舞事业之所以能顺利发展，主要是由于在早年危机期间凯恩斯尽了力。1936年凯恩斯把自费筹建的艺术剧院，于开幕以后移交给剑桥大学和剑桥市合组的董事会。他自任该会主席，虽然他认为诺曼·希金斯先生是个十分称职的经理，他仍抽空关心剧院的艺术和财务问题。
因此，凯恩斯被吸收参加各种推动、促进艺术事业的国家组织，是理所当然的。1942年4月他当选为全国艺术展览会理事和音乐及艺术促进会议的主席。
所有这一切必然都要占用凯恩斯的时间。除此以外，他在梯尔顿的田庄、林肯郡的学院地产上的种植劳动以及在证券和商品市场做生意，都是他的业余爱好。这些会不会妨碍他的更严肃的工作？事实上妨碍很少，因为凯恩斯既闲不住，也不会像大多数人那样，在无聊的书籍上或遐想上浪费光阴。
1937年以前的那几年，同其他阶段相比，是凯恩斯一生中健康情况最好的时期，但1937年竟因心脏病几乎不起，致病的原因，始终没有诊断出来，据信是由于身体中的某种毒素发作。多年来工作繁重几乎肯定是个原因。他卧床全休了几个月，工作减少到最低限度，虽说最低限度，至少也要全部审阅《经济杂志》的校样。经过一个时期的休养，凯恩斯的健康有所恢复，但仍需尽量避免过份劳累，养精蓄锐，以备应付最紧急的任务。这个艰巨的责任便落在他的夫人身上，一方面要约束他不要兴奋用力，另一方面要减少别人对他的打扰。善良的人们都了解为了使他能继续工作听从她的安排的重要性，可是实际中双方都不那么容易遵照执行。大战结束前的最后几年里凯恩斯实际上是个病人，朋友们也几乎认为他的晚年将维持这种状况。过去他经常做的一定数量的工作从此削减了，国民互助保险公司的董事长职务也辞了。凯恩斯住在伦敦的时间比过去少多了。更多的时间是住在剑桥和苏塞克斯的梯尔顿。他在梯尔顿有住宅，还增置了些田产，在那里可以就近照料。
凯恩斯对待朋友是慷慨的，凡有所请，他无不竭诚尽力，从容周旋。人们都信赖他，尊重他的意见，遇到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一定和他商量过后才作决定。他喜欢招待客人，赞赏风趣的谈话。也愿意和各方面的人物会晤，辩论问题。难道他不应该这样？难道他应该像个隐士，学究，看破红尘，不问世俗事务么？凯恩斯如李嘉图一样，都是透过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反映出来的经济关系及其实际应用，发现了其中的原理，而使经济学有了犀利的分析力量。又回顾一下历史便会发现，一向是凯恩斯首先提出问题，然后人们才试图解答。在几乎整个时期里，当代经济学争论的焦点一直是：凯恩斯是否正确。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形成了一股风气，甚至也可以说是一种时髦，即大多数人都热衷于：不是批评凯恩斯，就是支持凯恩斯，总之，西方经济学的问题就是谈论凯恩斯。在某种意义上，西方经济学者都是寄他篱下呀。这就是凯恩斯的权威性最精确的测量。
熊彼特教授（Schumpeter）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研究凯恩斯的文章，是动人而深刻的，但他感到凯恩斯的晚期著作不免失仓促成篇，而且还时断时续，他又说凯恩斯不仅不应该嫌马歇尔文思迟钝，而且早就应该学习马歇尔的审慎。这其实是对凯恩斯工作能力的误解。他思路敏捷，天生是把快手，不管干什么都是又快又好。可以断言，他最优秀的作品都是一挥而就，倚马可待。有些作品，无论以文体、逻辑性或文字技巧而论，比他最优秀的作品略逊一筹，这种情况之所以产生，往往是由于工作量过大，同时反映了从开头到结尾之间的一段思想发展过程。《货币论》和《通论》就是如此。固然这些著作不妨从头重写一遍，不过就凯恩斯这样的高速度，这样做也是一项繁重的任务。1930年前后，在货币理论领域里，思潮起伏，一日千里。难道为了重写一遍，宁可把上述著作出版日期推迟一年或一年半，是适当的么？正如凯恩斯回忆马歇尔时所写的：“宁愿不计成败，使不成熟的作品先行问世，然后相信公众的智慧，集思广益，并让广大的世界各取所需。”岂不更为得计？
凯恩斯挥笔立就的速度在其同事奥斯汀·罗宾逊教授的记忆中留有深刻的印象，他回忆说：“有一年的一个夏日黄昏，凯恩斯邀请熊彼特教授在皇家学院吃便饭，嘱我前去迎候。熊彼得教授莅临不久，我告诉凯恩斯我们热爱的玛丽·马歇尔病势垂危的消息，并说只有一件事有起死回生的效验，就是我们共同给她写一封慰问信，给她以精神上的支柱。我吁请凯恩斯执笔，因为再没有别人比他更合适了。凯恩斯说了一声少陪以后，嘱我代为招待熊彼特教授，便在拥挤的剑桥大学校友接待室的一张写字台前坐下。不到两分钟就写好了，写了半张纸，一字未改，语约而辞尽，我真不知道，谁能比得上他。玛丽·马歇尔总是说，她得以恢复，多亏这封慰问信。我可并不认为凯恩斯的写作速度是过份的。我刚做研究工作时，感到把思想记录下来，有着一般初学者的困难，那时凯恩斯勉励我学习他的座右铭：力求每天写作3页。”
尽管凯恩斯本人并没有始终不渝地遵守这个座右铭，然而他总是宣扬：思想迟钝最好以经常写作进行治疗。理查德·布雷思韦特（Richard Braithwaite）证实，凯恩斯告诉过他，他的最优秀的作品是以每天1000字的速度写就的。这能说是仓促成篇么？大多数人似乎是以每天平均50到100字的速度进行写作，这是严谨治学精神呢？还是不够勤勉，工作效率较差呢？在估计凯恩斯的写作速度时，还必须考虑到1920年以后，他不再承担日常教学工作的事实。凯恩斯的每一本经济学著作总要经过反复推敲，认真修改才最后定稿付印。
从战争开始到结束的6年当中，梅纳德·凯恩斯在逐步转变。大战爆发后，他主要是探求真理，明辩是非的学者和哲学家。他是试图说教的批评家，只要在说教的过程中能够强调人所低估的东西，便以为满足。战争使他担任了负责工作，从而他的建议可以迅速得到贯彻，因此提出建议时便要妥为斟酌了。以后，凯恩斯所担任的使节任务使他得以到各处旅行，接触不同的问题，于是他像文官一样，渐渐更多地从实际出发去考虑问题，例如，在目前国际条件下，哪些是可行的，哪些是办不到的。他永远尊重事实，但他更相信通过迂回的途径可以达到目的。
作为一个担任文官职务的人，他有两个天赋的条件，即善于辞令并工于文章。凯恩斯和词锋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有些人很善于诤谏，每吐一字都切中肯綮，达到所渴望的目标。凯恩斯却善于劝说。在一次凯恩斯主持的会议上，有位为当时环境所迫持反对意见者，于会后私下对人说：“最糟糕的是，凯恩斯竟能劝说我相信我认为错误的事情。”凯恩斯的词锋于华丽、明快、铿锵之外，更是语意圆转，词藻丰富，具有深厚充沛的力量；在同时代的人物中，只有丘吉尔还可以和他相伯仲。不论人们同意他的看法与否，或了解他讲的内容与否，都会觉得他所讲的津津有味。他绝不会使人厌烦，或使用陈腔滥调。他永远是妙语连珠，滔滔不绝的。
和他的词锋有联系的是他的笔锋。一般文官职员整日埋首于不费思索写就的成套官样文章中，着笔的人固然思路窒涩，阅读的人则更为疲惫，在这种困倦的精神状态中偶然读到出自凯恩斯手笔的官方文件，如饮醇醪，字字句句能深入肺腑，许多这样的文件，时效很短，有些恐怕永远不会再见到天日，有些则经过相当时日后是应予以发表的。
对于所有的人来说，凯恩斯固然不是一个无所不知的完人，但是对于许多人来说，他确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在我们的时代里，他确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杰。他的兴趣是广泛的，他具有超群的天赋，在众多的学科领域都具有高深的造诣，使内行人都引以为知音而对他十分推崇。他能够在相等的知识和理解水平上，同哲学家、数学家、历史学家、藏书家、现代油画评论家、芭蕾舞评论家等谈论问题，正如他能同经济学家、金融家、文职人员和政治家纵谈古今一样。由于这个缘故，人们对凯恩斯的了解，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尽相同。
凯恩斯的劝说艺术还有另一个特点，就是他担任文官职务时也像担任学术职务一样，对于荒谬言论是深恶痛绝的。和他最接近的同事以及和他持同样看法的人，都很欣赏他的这个特点。他善于雄辩并驳倒有充分准备的论点，往往使那些在别的部门工作的人们感到懊恼。尤其是当他们发现论点是正确的，而论据却是错误的时候，更为难过。当然，只要论点正确，理由总会很快发挥威力。凯恩斯常常自我嘲笑说，他是世界上最健忘的人。凯恩斯往往对争论的内容记得很牢，对提出争论的人却记不起来。如果你在第二天提出同样的问题，他很可能把你昨天谈过的论据当作自己的东西，夸示一番，如果你的论据恰好合乎他的口味的话。知道他的人们学会了一点，在今天的辩论中受到挫折，不妨暂时退却，然后明天再接再励。
除了上述优点外，凯恩斯还具备文官职员最重要的优点，即有献身精神并带动他人。他所领导的代表团都是很和睦的。凯恩斯本人以及其他做负责工作或具体工作的成员无不感到，持续工作压力之大，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然而，他们都能自觉地努力工作，这一方面固然由于凯恩斯本人是那样努力，另一方面也是他的事事抓紧的紧迫感教育了大家。他是很不拘小节的，也不大讲究等级。他乐于接近任何向他汇报问题的或具体谈判工作中遇到困难的人，而且马上就抓住关键，指出你所疑虑的问题所在，然后机敏地立刻做出判断和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