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以上的日记，可以认为，对胡适来说，要从议和转向抗战的主张变更，需要相应的准备。笔者认为胡适得到的这个确信是：经过了在1937年8月13日的第二次“上海事变”。
当然，当时的国民党军队的装备也提高了，而且当时，也是日本的近卫内阁已明确表明了撤回抗日战争不扩大方针，表明正式侵略中国的时期，所以也有使胡适不得不站在主战立场的外在的时代背景。
也有研究者以胡适在1935年6月27日提出要作“绝大牺牲”的觉悟抗战策略的信件为根据，认为胡适在1935年6月27日当时就已主张抗战。不过，在这封信的开头他写道：“前上两函，都未蒙赐覆。今天写此函，是要从别一方面着想：——从反面设想——另画一个国策。”由此也可知道，胡适给王世杰写了两封信（主张议和内容），但都没有收到王的回信，胡适以为自己的主和内容被否定了，所以他认为有必要考虑另外的方案，不是议和的方案，即如何促使世界大战发生的从反面设想的方案。这个设想，不管从在信件中所占的比例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其设想的具体内容来看，都令人以为胡适真的已经在主张抗战了。但是，他在信件的结束部分说：“总而言之，今日当前大问题只有两个：（一）我们如可以得着十年的喘气时间，我们应该不顾一切谋得这十年的喘气时间；（二）我们如认定，无论如何屈辱，总得不到这十年的喘气时间，则必须不顾一切苦痛与毁灭，准备作三四年的乱战，从那长期苦痛里谋得一个民族翻身的机会。”由此可以看出，胡适所提出的抗战设想完全是他站在“得不到这十年的喘气时间”的假设上的。当然，他的根本旨意应是“我们应该不顾一切谋得这十年的喘气时间”。由此可知，胡适在这个时候依然在主张着议和。
这1935年6月27日的信之要旨，与其说在主张抗战，还不如说在于他指出了主战派还没有抗战“决心”（觉悟）。胡适经过仔细的考虑，明确地认为“若要作战”，必须有“混战，苦战，失地，毁灭”的“决心”（觉悟），批评以蒋介石为核心的没有觉悟的首脑机关还抱着“‘等我预备好了再打’的根本错误心理”根本就是不对的。其实，最重要的是，通过写这封信，使胡适自己也更明确了“决心”（觉悟）的重要性。即，他在1935年7月26日给罗隆基的信中说“根本错误心理”一样，要使“和”成功也需要有“战”的决心，可以说胡适此时已经确立了“和主战从”的想法。而同时，如果光从“战”的决心来看，确实正如余英时所说的，“至晚从1935年7月始，他已逐渐修正他的看法了”。可以说，胡适在这个时期，一边主张议和，一边也开始有了对“战”的决心。但是，正像给罗隆基的信中所强调的“在最近时期中，第二方案（要准备三四年的苦战）只是第一方案（公开交涉，争取喘气的时间）的后盾”一样，可知胡适在1935年7月中，依然在主张议和没有变。
简单地归纳一下抗日战争时期胡适的主张变化如下：从1931年9月18日日军挑起“柳条湖事件”开始，到1937年8月6日，由于中国的军事力量不如日本，胡适的基本路线是主张议和。但是，中间1935年6—7月萌发了抗战的决心。至1937年8月13日，看到上海“八一三”（即第二次“上海事变”）的抗战中的中国军队勇敢抵抗日军的情景，毅然扔掉了议和，主张抗战，进而变为彻底地全面地支持对日抗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