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从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亲近《墨子》，分析其“非攻”论的胡适来说，可以说《墨子·非攻》上篇一直是他作为极端和平主义者的思想根源。抗日战争时期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固然相当于《非攻》上篇的“大为不义攻国”了。因为战争是“最矛盾，最无理性，最违反逻辑的好战的人性”的行为，所以应该避开战争。而对于抗日战争初期的胡适来说，可以认为实际上能应用这个情况的只有《非攻》上篇的哲学方法。
1914年，胡适留学美国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日本作为英国的同盟国，攻击了敌国德国的殖民地青岛。而且，在1915年1月，日本向中国提出了不平等的“二十一条”要求。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提出了“对日本立刻开战”的口号，但胡适给这些中国留学生们写了一封公开信劝告说：
在目前的条件下，对日作战，简直是发疯。我们拿什么去作战呢……我们至多只有十二万部队可以称为“训练有素”，但是装备则甚为窳劣。我们压根儿没有海军……我们在战争中将毫无所获，剩下的只是一连串的毁灭，毁灭和再毁灭。
另外，胡适还在1935年6月17日、6月20日和6月27日，仅仅10天之间，给朋友王世杰写了三封信。又在同年7月26日，以同样的意见，给朋友罗隆基也写了信。6月17日给王世杰与7月26日给罗隆基的信中，他说道：
我举一例为伪国的承认：我提出的代价有三：一为热河归还，长城归我防守；二为华北停战协定完全取消；三为日本自动的放弃辛丑和约及附带换文中种种条件，如平、津、沽、榆一带的驻兵，及铁路线上我国驻兵的限制等等。
……我的第一方案是公开的交涉，目的在于谋得一个喘气的时间。（后略）
这是胡适关于中日问题，主张进行“公开交涉”，争取“谋得一个喘气的时间”的解决方针。作为胡适的想法是：通过进行与日本公开交涉来争取得到一个喘气的时间为第一，打算由此来避开战争。
并且，在给罗隆基的信中，补充并订正了6月17日给朋友王世杰的信的内容：
我的第一方案是公开的交涉，目的在于谋得一个喘气的时间。
我的第二方案（给王雪艇的第三函）是从（相对于第一方案）反面着想，另定苦战四年的计划。
（中略）但第三函之方案不是孤立的，只是第一方案的反面，在最近时期中，第二方案只是第一方案的后盾。
胡适在6月27日给朋友王世杰写的第三封信以及在7月26日给罗隆基的信中，提出了作为对日作战方针的第一方案和第二方案，并希望他们向首脑部门提出建议。关于这第二方案，加藤阳子也在其所著书中提到了。
加藤氏说：“1935年当时，中国期盼着美国和苏联能介入日本和中国纷争，但是，美国和苏联都因为与日本敌对会吃亏，所以没有介入。”同时，“胡适说：‘要想把美国和苏联卷入中国和日本的纷争，首先中国必须从正面接受与日本的战争，要准备输二、三年’，‘就算付出庞大的牺牲中国也应该应战，不仅要应战，中国还要有先站出来发动战争的觉悟’”。而实际上，胡适在上述的第二方案中指出：要把美国和苏联卷入纷争，中国估计这个“绝大牺牲”的限度，总得先下决心作三年或四年的混战、苦战、失地、毁灭。只有这样，才能使世界人士对于中国表同情。
胡适提出的这两个方案，可以说与《非攻》上篇以及《非攻》中、下篇的想法相通。上述的第一方案，是通过与日本公开交涉，来争取一个喘气的时间、极力回避战争的一个方案。《非攻》上篇的理论是：因为杀人是不义的，而战争就是大量的杀人，是巨大的不义，所以应该阻止。抗日战争的前半期，中国如果对日本应战的话，会导致大量的杀人，那只有毁灭。因此，胡适认为就算牺牲伪国的土地和经济，也要回避这个杀人状况，回避战争，“反对那些人类理智上最矛盾，最无理性，最违反逻辑的好战的人性”。不管是一人也好，一百人也好，万人也好，胡适就是反对杀人这个行为，是纯粹的反战，他的这种想法与《非攻》上篇的精神相通，在此，我们称其为“上篇性方针”。同时，他的第二方案，是中国通过作出三四年“绝大牺牲”（大量“杀人”的牺牲），来让日本的陆军、海军大动员，使之财政崩溃，使日本与欧美之间直接起利害上的冲击（只有大牺牲即“不利”，而没有“利”）。并且，中国能获得世界人士的同情，还因为与日本作战是为了自卫，是正义的战争，能获得世界人士的理解（对日战，不是为了私利私欲的“攻”，而是为了“天下之利”的“诛”这样的方向性）。胡适的这个方案，与《非攻》中、下篇的精神相通，我们称其为“中、下篇性方针”。
建议要做“绝大牺牲”的觉悟来抗战的第二方案，有研究者以1935年6月27日的信为根据，主张从此时开始胡适已经转向抗战了；但当时，正如胡适所说的“第二方案只是第一方案的后盾”一样，胡适自己是主张用第一方案与日本“公开交涉”，主张通过议和来解决中日全部悬案之事。实际到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发生时，胡适的这个主张依然没变。
卢沟桥事变之时，就算中国要抗日，但由于军备不充足，当然没有胜算的可能。正像胡适自己所说的一样，“问题重心便是我们怎么能打？拿什么去抗日？我们陆军的训练和装备均甚窳劣；既无海军，实际上也没有空军；也没有足以支持战争的国防工业，我们拿什么去抗日呢？这是一件悲剧”，他在担忧着中国的军力。胡适到此时还因为跟日本作战不会取胜，作尽可能回避战争的努力。
胡适站在即使承认傀儡满洲国，即使作最大的让步，也应极力避开战争选择和平之道这样的立场上，看起来好像有如《非攻》中、下篇一样的在叙述着利与不利，但实际上他在极力避免大规模“杀人”的战争，与《非攻》上篇精神相通，在根据义不义的观点来分析情势。而事实上，议和才是极力减少“杀人”的方策。
可是，对于日益加剧的日本的侵略，胡适不久也已无法停留在如《非攻》上篇般的纯理想的立场上了。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有讽刺意味或可笑的是，他的立场也逐渐变为如《非攻》中、下篇般了。就是说，作为实践面，到1937年为止，他希望的是“上篇性方针”，1937年8月13日以后，中国政府也好，胡适自己也好，都变成“中、下篇性方针”了。
1937年8月6日以后，胡适知道跟日本的议和已经不能实现了之后，他的观点逐渐变为对日抗战了（详细参见第一章中胡适1937年9月8日的日记）。胡适看到1937年8月13日第二次“上海事变”中，中国军队奋勇作战的情景，他感到中国也能抗战，从此他的观点也随之变为对日作战了。
1937年11月13日，胡适作为驻美特使（国民使节），在美国的纽约外交政策协会（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上，以《远东冲击后面的问题》（The Issues behind the Far Eastern Conflict）为题进行了演讲。
在演讲的开头，他作了如下的叙述：
今日远东冲击后面的问题有二：
一、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国家主义合法渴望的冲击。
二、日本军国主义和新世界秩序道德的限制之间的冲击。
……所以外来的文化到了中国都无法与中国固有的文化相抗衡，外族的侵略也无法在中国长久立足。中国的抗日情绪和抗日行动就是愤恨和抗拒日本侵略的表现。这种情绪和行动是合理的，所以中国才会赢得世界的同情……所以我说中国为生存而战并不是夸大其辞。
第二个问题所关连的，却不仅是中国，而是整个世界的。这是日本政府认可的罪行把这个世界新秩序毁坏无遗。日本狂暴的行为解除一切在世界新秩序控制下的狂暴行为的束缚……所以中国在某种意义说来是为整个世界作战的……因为国际的混乱是以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略满洲始，日本在国际间应当被目为“第一号敌人”，必须对毁坏代表数十年来理想主义的世界新秩序负责任。
由这个演讲可以看出胡适已经持有像《非攻》下篇一样的观点了。在演讲中，胡适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为自卫而战，是为生存而战，是为与世界新秩序的破坏者作战，指摘日本是国际社会的“第一号敌人”（Public Enemies Number One）。日本就相当于《墨子·非攻》下篇的所谓“天下之巨害”，除去这“天下之巨害”，就有如《非攻》下篇的“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一样，胡适指出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为整个世界而战，不是“攻”，而是“诛”。因为日本是“破坏世界新秩序”的天下之巨害，日本固然走上了全民族切腹的路，胡适觉得只有让日本败北，才是拯救日本民族的唯一手段。可以认为，胡适是抱着如此的善意，而提出了“日本切腹，中国介错”这个观点的。
胡适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战争观的转换，在其1938年11月13日的日记中也能窥视。当天的日记如下：
覆咏霓文电，有云，“六年之中，时时可和，但事至今日，已不能和。六年中，主战是误国，不肯负责主和是误国，但今日屈伏更是误国”。
在此，胡适指出：至今为止的六年间，即从1931年9月18日的“柳条湖事件”开始到“为大战之前要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的1937年8月6日的六年间，“时时可和”。从这个言词可知，胡适六年间都在考虑着回避战争，考虑着议和的可能性。胡适虽然在主张议和，但是，与汪兆铭一派的“不肯负责主和”而“误国”不一样，胡适主张的是“有代价的让步”。同时，对于没有军力却主张着抗战的一派，他也指摘此“主战是误国”的。但事至今日，因为“屈伏更是误国”，议和也已经没有可能了，余下的选择只有战争。当然，在此时，与日本抗战的军力也已增强。于是，胡适选择的是，主张抗日战争。
但这个战争不仅仅是简单的抗战，而是为国生存的战争，是为了整个世界的战争，即为的是天下之利的战争，就如《非攻》下篇里所叙述的，不是“攻”而是“诛”，是诛伐的战争。这就是胡适容许这场战争的理由。作为实际行动，胡适在1937年9月，先以驻美特使的身份，其后，到1942年又作为驻美大使，为了引导中国在抗日战争中取胜，他在美国这个最重要的国际舞台上做了种种努力，对完全不想介入中国和日本战争的美国政府以及国民，诉说了如昔日墨子为除天下之巨害、为了天下之利而作战一样，中国与日本作战是为了除去“第一号敌人”，为了除去“世界新秩序的破坏者”，是为了整个世界而战。胡适要说服毫无意思介入战争的美国，为了使其下参战决心，他运用了最有说服力的逻辑就是与《非攻》下篇相通的观点，最终成功地等到了美国的参战，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