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从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亲近《墨子》,分析其“非攻”论的胡适来说,可以说《墨子·非攻》上篇一直是他作为极端和平主义者的思想根源。抗日战争时期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固然相当于《非攻》上篇的“大为不义攻国”了。因为战争是“最矛盾,最无理性,最违反逻辑的好战的人性”的行为,所以应该避开战争。而对于抗日战争初期的胡适来说,可以认为实际上能应用这个情况的只有《非攻》上篇的哲学方法。
1914年,胡适留学美国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日本作为英国的同盟国,攻击了敌国德国的殖民地青岛。而且,在1915年1月,日本向中国提出了不平等的“二十一条”要求。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提出了“对日本立刻开战”的口号,但胡适给这些中国留学生们写了一封公开信劝告说:
在目前的条件下,对日作战,简直是发疯。我们拿什么去作战呢……我们至多只有十二万部队可以称为“训练有素”,但是装备则甚为窳劣。我们压根儿没有海军……我们在战争中将毫无所获,剩下的只是一连串的毁灭,毁灭和再毁灭。
另外,胡适还在1935年6月17日、6月20日和6月27日,仅仅10天之间,给朋友王世杰写了三封信。又在同年7月26日,以同样的意见,给朋友罗隆基也写了信。6月17日给王世杰与7月26日给罗隆基的信中,他说道:
我举一例为伪国的承认:我提出的代价有三:一为热河归还,长城归我防守;二为华北停战协定完全取消;三为日本自动的放弃辛丑和约及附带换文中种种条件,如平、津、沽、榆一带的驻兵,及铁路线上我国驻兵的限制等等。
……我的第一方案是公开的交涉,目的在于谋得一个喘气的时间。(后略)
这是胡适关于中日问题,主张进行“公开交涉”,争取“谋得一个喘气的时间”的解决方针。作为胡适的想法是:通过进行与日本公开交涉来争取得到一个喘气的时间为第一,打算由此来避开战争。
并且,在给罗隆基的信中,补充并订正了6月17日给朋友王世杰的信的内容:
我的第一方案是公开的交涉,目的在于谋得一个喘气的时间。
我的第二方案(给王雪艇的第三函)是从(相对于第一方案)反面着想,另定苦战四年的计划。
(中略)但第三函之方案不是孤立的,只是第一方案的反面,在最近时期中,第二方案只是第一方案的后盾。
胡适在6月27日给朋友王世杰写的第三封信以及在7月26日给罗隆基的信中,提出了作为对日作战方针的第一方案和第二方案,并希望他们向首脑部门提出建议。关于这第二方案,加藤阳子也在其所著书中提到了。
加藤氏说:“1935年当时,中国期盼着美国和苏联能介入日本和中国纷争,但是,美国和苏联都因为与日本敌对会吃亏,所以没有介入。”同时,“胡适说:‘要想把美国和苏联卷入中国和日本的纷争,首先中国必须从正面接受与日本的战争,要准备输二、三年’,‘就算付出庞大的牺牲中国也应该应战,不仅要应战,中国还要有先站出来发动战争的觉悟’”。而实际上,胡适在上述的第二方案中指出:要把美国和苏联卷入纷争,中国估计这个“绝大牺牲”的限度,总得先下决心作三年或四年的混战、苦战、失地、毁灭。只有这样,才能使世界人士对于中国表同情。
胡适提出的这两个方案,可以说与《非攻》上篇以及《非攻》中、下篇的想法相通。上述的第一方案,是通过与日本公开交涉,来争取一个喘气的时间、极力回避战争的一个方案。《非攻》上篇的理论是:因为杀人是不义的,而战争就是大量的杀人,是巨大的不义,所以应该阻止。抗日战争的前半期,中国如果对日本应战的话,会导致大量的杀人,那只有毁灭。因此,胡适认为就算牺牲伪国的土地和经济,也要回避这个杀人状况,回避战争,“反对那些人类理智上最矛盾,最无理性,最违反逻辑的好战的人性”。不管是一人也好,一百人也好,万人也好,胡适就是反对杀人这个行为,是纯粹的反战,他的这种想法与《非攻》上篇的精神相通,在此,我们称其为“上篇性方针”。同时,他的第二方案,是中国通过作出三四年“绝大牺牲”(大量“杀人”的牺牲),来让日本的陆军、海军大动员,使之财政崩溃,使日本与欧美之间直接起利害上的冲击(只有大牺牲即“不利”,而没有“利”)。并且,中国能获得世界人士的同情,还因为与日本作战是为了自卫,是正义的战争,能获得世界人士的理解(对日战,不是为了私利私欲的“攻”,而是为了“天下之利”的“诛”这样的方向性)。胡适的这个方案,与《非攻》中、下篇的精神相通,我们称其为“中、下篇性方针”。
建议要做“绝大牺牲”的觉悟来抗战的第二方案,有研究者以1935年6月27日的信为根据,主张从此时开始胡适已经转向抗战了;但当时,正如胡适所说的“第二方案只是第一方案的后盾”一样,胡适自己是主张用第一方案与日本“公开交涉”,主张通过议和来解决中日全部悬案之事。实际到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发生时,胡适的这个主张依然没变。
卢沟桥事变之时,就算中国要抗日,但由于军备不充足,当然没有胜算的可能。正像胡适自己所说的一样,“问题重心便是我们怎么能打?拿什么去抗日?我们陆军的训练和装备均甚窳劣;既无海军,实际上也没有空军;也没有足以支持战争的国防工业,我们拿什么去抗日呢?这是一件悲剧”,他在担忧着中国的军力。胡适到此时还因为跟日本作战不会取胜,作尽可能回避战争的努力。
胡适站在即使承认傀儡满洲国,即使作最大的让步,也应极力避开战争选择和平之道这样的立场上,看起来好像有如《非攻》中、下篇一样的在叙述着利与不利,但实际上他在极力避免大规模“杀人”的战争,与《非攻》上篇精神相通,在根据义不义的观点来分析情势。而事实上,议和才是极力减少“杀人”的方策。
可是,对于日益加剧的日本的侵略,胡适不久也已无法停留在如《非攻》上篇般的纯理想的立场上了。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有讽刺意味或可笑的是,他的立场也逐渐变为如《非攻》中、下篇般了。就是说,作为实践面,到1937年为止,他希望的是“上篇性方针”,1937年8月13日以后,中国政府也好,胡适自己也好,都变成“中、下篇性方针”了。
1937年8月6日以后,胡适知道跟日本的议和已经不能实现了之后,他的观点逐渐变为对日抗战了(详细参见第一章中胡适1937年9月8日的日记)。胡适看到1937年8月13日第二次“上海事变”中,中国军队奋勇作战的情景,他感到中国也能抗战,从此他的观点也随之变为对日作战了。
1937年11月13日,胡适作为驻美特使(国民使节),在美国的纽约外交政策协会(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上,以《远东冲击后面的问题》(The Issues behind the Far Eastern Conflict)为题进行了演讲。
在演讲的开头,他作了如下的叙述:
今日远东冲击后面的问题有二:
一、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国家主义合法渴望的冲击。
二、日本军国主义和新世界秩序道德的限制之间的冲击。
……所以外来的文化到了中国都无法与中国固有的文化相抗衡,外族的侵略也无法在中国长久立足。中国的抗日情绪和抗日行动就是愤恨和抗拒日本侵略的表现。这种情绪和行动是合理的,所以中国才会赢得世界的同情……所以我说中国为生存而战并不是夸大其辞。
第二个问题所关连的,却不仅是中国,而是整个世界的。这是日本政府认可的罪行把这个世界新秩序毁坏无遗。日本狂暴的行为解除一切在世界新秩序控制下的狂暴行为的束缚……所以中国在某种意义说来是为整个世界作战的……因为国际的混乱是以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略满洲始,日本在国际间应当被目为“第一号敌人”,必须对毁坏代表数十年来理想主义的世界新秩序负责任。
由这个演讲可以看出胡适已经持有像《非攻》下篇一样的观点了。在演讲中,胡适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为自卫而战,是为生存而战,是为与世界新秩序的破坏者作战,指摘日本是国际社会的“第一号敌人”(Public Enemies Number One)。日本就相当于《墨子·非攻》下篇的所谓“天下之巨害”,除去这“天下之巨害”,就有如《非攻》下篇的“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一样,胡适指出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为整个世界而战,不是“攻”,而是“诛”。因为日本是“破坏世界新秩序”的天下之巨害,日本固然走上了全民族切腹的路,胡适觉得只有让日本败北,才是拯救日本民族的唯一手段。可以认为,胡适是抱着如此的善意,而提出了“日本切腹,中国介错”这个观点的。
胡适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战争观的转换,在其1938年11月13日的日记中也能窥视。当天的日记如下:
覆咏霓文电,有云,“六年之中,时时可和,但事至今日,已不能和。六年中,主战是误国,不肯负责主和是误国,但今日屈伏更是误国”。
在此,胡适指出:至今为止的六年间,即从1931年9月18日的“柳条湖事件”开始到“为大战之前要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的1937年8月6日的六年间,“时时可和”。从这个言词可知,胡适六年间都在考虑着回避战争,考虑着议和的可能性。胡适虽然在主张议和,但是,与汪兆铭一派的“不肯负责主和”而“误国”不一样,胡适主张的是“有代价的让步”。同时,对于没有军力却主张着抗战的一派,他也指摘此“主战是误国”的。但事至今日,因为“屈伏更是误国”,议和也已经没有可能了,余下的选择只有战争。当然,在此时,与日本抗战的军力也已增强。于是,胡适选择的是,主张抗日战争。
但这个战争不仅仅是简单的抗战,而是为国生存的战争,是为了整个世界的战争,即为的是天下之利的战争,就如《非攻》下篇里所叙述的,不是“攻”而是“诛”,是诛伐的战争。这就是胡适容许这场战争的理由。作为实际行动,胡适在1937年9月,先以驻美特使的身份,其后,到1942年又作为驻美大使,为了引导中国在抗日战争中取胜,他在美国这个最重要的国际舞台上做了种种努力,对完全不想介入中国和日本战争的美国政府以及国民,诉说了如昔日墨子为除天下之巨害、为了天下之利而作战一样,中国与日本作战是为了除去“第一号敌人”,为了除去“世界新秩序的破坏者”,是为了整个世界而战。胡适要说服毫无意思介入战争的美国,为了使其下参战决心,他运用了最有说服力的逻辑就是与《非攻》下篇相通的观点,最终成功地等到了美国的参战,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