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回顾一下《非攻》上、中、下篇，正如本田济所指出的那样：“上篇毫不触及战争的得失等，是纯理论的一篇；中篇的主要观点是，与因战争而损失的资财和人命相比，所能得的结果也就只有猫额般大的土地，难道这不是损失吗？”在下篇，虽然在强调战争的不利，但如果是为了除去巨害，那就不是“攻”，而是“诛”，也就是所谓“战争容许论”。
关于墨子研究，对于“非攻”理论的根据究竟是在“义”上还是在“利”上以及“义”和“利”究竟是怎样的关系，一直是一个课题。关于“利即义，义即天下之利”的主张，如果仅限于《非攻》上篇来看，还不能明确确认，至中、下篇，“义即利”的主张才出现。
可是，在《非攻》上篇，已经出现了“自利”这个语词。渡边氏指出：“在《非攻》上篇里，有与兼爱上篇的惯用语‘亏父（又兄、君、子、弟、臣）而自利’大体相同表现的‘亏人自利’的词句，由‘亏人自利’来出示对‘窃盗’进行指责或处罚的理由。在此所见的‘利’的观念明显就是‘自利’，所以是‘不义’的、‘不仁’的。”关于在《非攻》上、中、下篇中“利”和“义”的关系，李承律指出：“……尽管在《非攻》上篇没有否定自利本身，利作为全体被爱所包摄，就没有露到表面上来。而且这个时候的‘利’，就不是超越自利范围的‘利’。因此，在这个阶段，还没有对‘利’付予道德价值与根据。”同时，关于《非攻》中篇：“在这个阶段，就对‘利’加上了道德性的根据以及墨家性的社会‘利’思想也就被定位了，而且，在《非攻》中篇，尽管还看不出天下之‘利’，即社会性的‘利’思想，但支持《非攻》论的核心概念还就是‘利’，以君主为劝导对象。在《非攻》下篇，劝导对象也依旧是如‘王公大人’、‘好攻伐之君’一样，是君主。下篇把‘利’分成三个部分，就是所谓的‘三利’（天、鬼、人的三利）思想。就是把三利作为义，即作为社会性正义的准则，而且把它作为全部行动的准则的想法。”
另一方面，现代的学者大凡都如吉永慎二郎所说的一样：“总之《非攻》上篇的墨家以‘亏人自利’为不义，以‘亏人’为‘不仁’……可见墨家以‘义’由‘仁’和‘利’所构成的概念来展开其思想的一端。”如此，大凡都认为在《非攻》上篇，“义”中就已经包含着“利”了。吉永氏指出：在中篇，“相对于《非攻》上篇的墨家是原理性地说明了义与不义之辩，《非攻》中篇的墨家是就解决国家经营，更进者为解决国家存亡这个实际课题的这个‘义’来展开思想的……在中篇提示的议论是：墨家立足于国家·天下这个现实时，比起仁来，更在利的问题上相对增加了比重……可以看出从上篇的相对性地在‘仁’上置于比重的道德主义的‘非攻国’论，到（中篇的）相对性地在‘利’上置于比重的功利主义的‘非攻战’论的展开。而且在功利主义的‘非攻战’论的展开中，也可以看出从‘民之利’到‘国家之利’，从‘小国之利’到‘大国之利’的重心转移”，吉永氏强调了中篇的“利”。对于下篇，他指出：“（下篇）继承了中篇的理论成果，批判了‘师’给国家经营带来不利和不合理……对抗‘大国的不义’来拥护小国，由重视内政来代替‘攻伐’，使国力充实，如果通过义来立名，通过德来获得诸侯的支持的话，将会变的‘天下无敌’。更把‘天下之利’的立场，作为天、鬼、人之利来定义，由此立场出发，以对天、鬼、人不利的攻伐为‘天下之害’，为非……知者是要好好思考能成为天下规范的是何物，何为‘义’的名和实来行动的存在，禹、汤、武王的征伐是‘诛’，不是‘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