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在端州建造了一座宝光寺，明万历《肇庆府志》记载：宝光寺位于“东厢临江，宋康定间郡守包拯建”。清康熙《肇庆府志》记载：“宝光寺在城东临江，宋包拯建。后改天妃庙。明嘉靖四年知府曾直改濂溪书院，今废。”后来的道光和宣统朝修编的《高要县志》都有类似的记载。从志书的记载来看，包拯知端州时兴建的宝光寺，遗址在如今的崇禧塔东堤围上，即当时端州东郊的渡头村附近，土名叫“飞鹅嘴”的地方。刘斯组《修厚载祠记》说：“兹祠之所由建也，旧塔下一小滩类鹅颈，号飞鹅嘴，下为白莲塘。历传有鹅怪伏塘内，白日出，引颈攫谷食，溺人舟乘。西涝辄陷堤。”意思是说包拯在鹅怪经常出没的地方修建宝光寺，是为了镇妖降邪，防止洪涝灾害，保护黎民百姓不受其害。这就和州署前包拯开挖的水井被端州人传为“包公锁妖井”一样，是民间传说。包拯刚正耿直，不信妖魔鬼怪之谈，史籍志书也没有诸如此类的记录。
宝光寺供奉的是玉皇大帝，不是个镇妖降魔的神佛。方志学家刘伟铿在《包拯治端遗迹及其历史意义》一文中分析得颇有道理：“宋朝的皇帝都称自己是玉皇大帝派下凡间治理天下的，包公建宝光寺，意在鼓励端州人要服从朝廷管治，维护社会稳定与国家的统一。”我是认同刘先生这一说法的，包拯有很浓厚的忠君思想，从青少年时起就立下了为皇帝、为朝廷“竭忠死义”的决心。这也是包拯一生都受到仁宗皇帝赏识信任的原因。在边远的岭南端州贯彻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建造宝光寺不失为一个最为形象化的宣传。然而，这种方法只是一种对老百姓的普及性宣传，要提高岭南端州的文化素质，培养能够报效朝廷、为民造福的实用人才，最好的方法就是兴教办学。为此，包拯在端州创办了星岩书院。
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宋初三朝尊黄老思想，提倡“清静无为”、“循谨缄默”，实行无为而治，几十年间，习成风气。刘皇后操控大权时，先后任用王曾、王钦若、张知白、张士逊、吕夷简等人为相，朝政率循旧章，依旧执行“守内虚外”的国策，至使官僚军伍冗滥，办事效率不高，作战能力低弱。为解决“积贫积弱”，朝廷又不惜增加赋税。百姓如牛负重，怨声载道，造成士兵暴动，农民揭竿。加上西夏入侵，内外矛盾不断加剧，正是“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强如一火”，社会危机日趋严重。此时，有识之士纷纷提出革新的倡议，以救国家于危亡。
仁宗亲政之后，擢升范仲淹为参知政事，韩琦为枢密使，富弼为枢密副使，三人同以宰相执政；又以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期望能够推行更张朝政的革新方略。南宋学者陈傅良是这样描述当时的“庆历新政”革新浪潮的：“宋兴，士大夫之学，亡虑三变。起建隆至天圣、明道间，一洗五季之陋，知乡方矣，而守故蹈常之习未化。范子（仲淹）始与其徒抗之以名节，天下靡然从之，人人耻无以自见也。欧阳子（修）出，而议论文章粹然尔雅，轶乎魏晋之上。久而周子（敦颐）出，又落其华，一本于六艺，学者经术遂庶几于三代，何其盛哉！则本朝人物之所由众多也。”改革者为挽救“积贫积弱”，“方庆历、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都以重振儒学，挽救天下为己任，掀起一场儒学复兴运动。
景祐二年（1035）九月，仁宗诏辅臣于天章阁应对，范仲淹与富弼联名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又称《上十事疏》），提出一套革新的基本方案：一曰“明黜陟”，提倡依官吏政绩决定升迁罢黜；二曰“抑侥幸”，限制官僚子弟依据恩荫充官；三曰“精贡举”，变更学校传习之业及科举取士之法，应“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四曰“择长官”，重视对地方官吏的择选，而使政令下达，杜绝扰民；五曰“均公田”，均定官所占职田的收入；六曰“厚农桑”，主张重视农业生产，修复水利，以利财政收入；七曰“修武备”，建议招募强壮之丁，以充京畿卫士，令其三时务农，一时教战，既可省兵费，又益京师防卫；八曰“减徭役”，提出合并州县，以利减轻户少之州县百姓的赋役负担；九曰“覃恩信”，要求朝廷及地方政府官员恪守职责，严格执行宋帝及朝廷所颁大赦等恩惠，以取信于民；十曰“重命令”，即慎重订立条法，一经颁行，各级官吏必须照章遵守执行。
包拯正是处于这样一个儒学复兴的大变革时期，在行孝十年之后“复仕”的。在范仲淹等改革者酝酿、推行“庆历新政”的时候，包拯还是一个地方“芝麻官”，处于“江湖之远”。从天长县令升调端州知州之后，端州的地瘠民穷，更使他对国家的“积贫积弱”深有体会与感触。他对新政、对革新是抱支持态度的，因为他清楚作为一个地方官，对朝廷、对百姓的责任。包拯既重视实践，运用管治一州的权限，以为民办实事来为朝廷分忧，为改革出力；他又是一个重视学问的人，十分注重人才培养。特别是来到岭南端州后，他更深刻体会到人才的缺乏，将兴文办学作为为政的责任。复兴儒学，创办星岩书院，也就成为包拯在端州实施改革的一个重要措施，具体行动。
在教育方面，岭南比之中原地区、岭北地区都要落后。唐初，文化典籍的讲习，在中原、岭北已经由私人普及到县，而直到唐天宝十三年（754），朝廷才颁布诏令，岭南五府实行科举制度，敕各府民间“自身有词藻可称者……任命应诸邑乡贡……有堪及第者，具奏闻”。到了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开建（今封开县部分）才出了个“岭南第一状元”莫宣卿。“南方异地产奇才，突破天荒出蒿莱。”但是，文化发展是延续的，文脉切断就会出现青黄不继的断层。北宋时期，岭南也正是处于这样一种状况。特别是宋初，朝廷曾经一度不许州县随便兴学，设立官学、书院还要经过朝廷的特许，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岭南教育的发展。
包拯在宋康定至庆历年间（1040—
1042）创办星岩书院。那时候，中原至岭北，有著名的四大书院：江西庐山五老峰南麓的白鹿洞书院，因唐李渤隐居读书，曾蓄养一头白鹿而得名；湖南衡阳县北石鼓山的石鼓书院，为景祐年间仁宗所赐名（《文献通考·学校》列为“宋兴之初天下四书院”之一，而《玉海》录“宋朝四书院”有嵩阳而无石鼓）；河南登封县太室山（嵩山东峰）的嵩山书院，早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始建，原为嵩阳寺，后于宋景祐二年（1035）仁宗更名为嵩阳书院；河南商丘县城的应天府书院，因商丘旧名睢阳，亦称“睢阳书院”。这些书院都选择山林名胜之地作为院址，清静幽雅，吸引了众多著名学者前来讲学。而岭南，在包拯之前还没有书院创立。
包拯在岭南西江流域首创星岩书院，开了岭南办书院的先河。书院选址在州城北郊的宝月台，亦是当时端州最为秀丽、清静、幽雅的地方。“宝月荷香”是名闻遐迩的“端州八景”之一。康熙《肇庆府志》记载：“县北百步为宝月台。平地突起，望之如台。宋守包拯建星岩书院其上，岁久圮废。”清何元《窦观察国华重修宝月台内包孝肃祠又新建五峰园敬纪》和《宝月台记》也有记述：“郡城北百余步，陂塘数十顷，中起高邱丈余，周环如台。宋州守包公建星岩书院其上，岁久几废。”
星岩书院设有专门的学舍，也建有专门给教员、学生住宿的地方，然比之“应天府书院”筑学舍一百五十间、聚书一千五百余卷的规模，可能要小许多。现有史籍虽无有关星岩书院曾得到朝廷的奖励与资助，或得到过赐额、赐书、赐学田等待遇的记载，但就从属于“南蛮”边远之地来说，办书院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对端州的文化教育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星岩书院不是官学，但它在教育上具有较高的层次。地方上的府、州、县学侧重于儒家主要经典的传授，为科举应考做准备。而书院主要是进行专题讲学，多邀请著名的学者、专家掌教、授课，学术气氛较为浓厚，为地方培养懂得经济、懂得治理的实用型人才。
书院的名称始于唐朝，是负责编纂、撰述图书并储备顾问的机构。如唐开元六年（718）设丽正修书院，八年之后改称集贤殿书院。书院置学士，掌校刊经籍、征集遗书、辨明典章以备顾问对应，是一个培育人才的地方。包拯青年时深受翰林学士刘筠的影响，认为选拔和培养人才是关系国家盛衰的大事，而所选皆须胸存谋略、讲求治道的实用型人才，这和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者“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的主张是一致的。
只可惜当时岭南边远蛮荒，交通不便，加上端州瘴疫流行，中原人才到岭南游历、流寓的不多，特别是包拯治端州的前后十年，史籍中也少有中原名士踏足端州的记录，少有如范仲淹这样的大家前来授课讲学。星岩书院创立不久，包拯又调任上京履职，书院得不到后继知州的重视。加之“庆历新政”，很多有政治主张的人物，借书院作为百家争鸣的场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庆历新政”失败之后，书院因涉及政治斗争而受到抑制，端州星岩书院也难以幸免。到了元丰年间（1078—1085），知州王洎上任，将星岩书院改为“石头庵”，书院因此停办。因为当时端州城东已经有了一座“石头庵”，为了与此区别，当地百姓就把“星岩书院”称为“西石头庵”。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高要人黄执矩才恢复了星岩书院，一直办到明朝初年。星岩书院不但是西江最早，也是广南东西路（广东、广西）较早兴办的书院之一。它的创办，标志着西江地区的教育先行了一步。
包拯还建造了文昌祠，“文昌祠在城西景星坊，宋康定郡守包拯建”。“文昌”是天上的星官名，属紫微垣，包含六颗星。月在北斗魁星附近，其中第六颗叫司禄星，也称为“文曲星”、“文星”。“文昌帝君”主宰人间文运科名、文章学问，是科举士子的守护神。文昌精神是一种奉献精神，总体可归结为：文章学问，无不从阴德中来，不积阴德，便无以自立。因此文昌精神劝人广行阴德，努力提高自身的道德境界，从而实现最高理想。包拯修建文昌祠，也是为了弘扬奉献精神，对为善者鞭策，对为恶者警诫。用包拯的诗来概括，就是“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鼓励读书人努力学习，科场夺魁，为国家效力，为百姓谋福。包拯是进士出身，参加过殿试，因此很重视科举取士。建文昌祠，让学子们祀祷文昌帝君神灵保佑，是他劝学的宣传手段，良苦用心由此可见。他希望在地处岭南，比起中原、比起江南文化还相对落后的端州，青年人能够养成学习的风气，用文化知识改变家乡的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