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再出仕，已经接近不惑之年。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三月，朝廷派三十九岁的包拯出任扬州府天长县（今属安徽省）县令。父母去世之后，包拯便将行孝之心转化为报效朝廷、为民造福之心。扬州府地处江淮平原，素称“苏北门户”，是个鱼米之乡。唐宋时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更为密切，生产技术先进，百姓生活富裕。天长县毗邻扬州，虽是县邑，也相当富庶。民富则安，包拯知县三年，只审理了一宗“牛舌案”。
这是一宗很小的民事诉讼案件，犯罪者是受害人的近邻，因为有矛盾而挟嫌报复，将受害人养的一头牛的舌头割去。受害人告上公堂，包拯用计诱使犯罪者上钩。他让受害人将受伤的牛屠宰出售，又张贴出严禁私宰耕牛的公告，有违令私宰者严加惩处，对揭发者给予奖赏。犯罪者为获奖赏便去告发受害人，正中了包拯的圈套。在这个案件中，包拯准确判断嫌疑人的犯罪动机，又善于推测犯罪者贪小便宜的心理，轻而易举便破了案。
其实包拯的才智早在小时候就表现出来了，在他的家乡一直盛传他幼童时期“审鸡蛋”的故事：包拯的母亲张老夫人收到邻居送来的一盘红喜蛋，不知怎么忽然少了一只，询问两个丫环，两个丫环都说不知道。这时年幼的包拯想出了一个主意，他请母亲端来两杯清水，让两个丫环各拿一杯来漱口，然后把水吐回杯子里去。吃了鸡蛋的丫环吐出来的水浮有鸡蛋黄的碎屑，真相大白。这可见包拯的智慧和对事情的体察入微。吴奎在给包拯写的《墓志铭》中说，包拯少年时代“挺然若成人，不为戏狎”，也在这件日常生活的小事情中得到印证。
天长县是包拯为官的第一任地，是他三十六年（从授大理评事，知建昌县算起）仕途生涯的开始。包拯在天长县没有经历大的考验，政绩未能凸显出来，三年时间，平平稳稳就过去了。
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包拯官升殿中丞，调任端州知军州事，第一次出任州一级行政长官。这一消息传开后，亲朋戚友纷纷上门劝说，让包拯请求朝廷改派到其他州郡。亲朋戚友的良苦用心，包拯心里是很明白的。端州地处岭南，属广南东路，与中原之间横隔五岭，交通阻塞，天气酷热，瑶僚聚居，语言不通，还有“杀人祭鬼”、“巫觋挟邪术害人”的陋俗，被称为蛮荒之地。
自秦汉至唐宋，岭南都是朝廷贬谪流放罪臣的地方，到端州当官，也就和被流放差不多了，所以没有人愿意去。据《宋史·职官志》所述，宋时官制，官分为两种，一是“职事官”，职事官是有差遣的，如包拯升殿中丞，知端州。殿中丞是官衔，知端州是差遣。一是“散官”，散官实际上是挂着官衔吃皇粮，所以又称为“寄禄官”。职事官有了差遣，就增加了职务（岗位）津贴，所以职事官的俸禄要比散官（寄禄官）多很多。亲朋戚友们都认为，包拯官升殿中丞，已有了官衔，即使不接受端州知军州事的差遣，当个寄禄官，虽然俸禄少很多，也算收入稳妥，实在不必接受这个差遣，到端州去受苦。
包拯虽然远在天长县任县令，但对朝廷的情况却十分清楚。仁宗期间，“三冗”（冗员、冗兵、冗费）仍然十分严重。单说冗员，北宋之初，官员只有3000人左右，真宗时期增加到9785人。到了仁宗当政，官员激增至17300多人，还不包括未受差遣的京官、使臣、守选等。这些人中，很多都是没有实职，只吃俸禄的“寄禄官”，朝廷正如包拯说的“官多、禄多、税多”。在这样的情况下，仁宗自然想多派一些官员到广南路（今广东、广西）去任职，让朝廷多了解广南路的情况。无奈广南路地处边远，酷热多雨，交通崎岖闭塞，土人还未开化，社会很不安定，出生在中原和江北、江南的众多官员们宁可赋闲等待，也不愿意到广南路来。这样又形成了朝中冗员、岭南缺官的局面。
广南路由于严重缺官，便衍生出岭南各级官员的“南选”制度（即主政广南路的官员自行选拔基层干部，不必由朝廷选派）。除了监司一职必须由朝廷派遣（驻地一般都比较好）之外，其余各州府、县邑为补官员不足，便由广南路转运使选差当地土著临时代理州、县官的职务。这类官员称“摄官”，没有品级，只权摄政事，属于临时代理。摄官的月俸仅三千钱，到神宗皇帝时才加至五千钱，州级官员的月俸，还不及正任县令的一半。由于待遇差，摄官一旦有权在手，也就容易贪婪腐败。且一旦有正官接任，摄官便要归籍为民，没有升迁的机会，自然是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难得有心处理政务。大多数摄官无心政法，有心贪污，又怎能管理好一州、一县！由于摄官为数日多，到了淳化二年（991），朝廷不得不下达诏令限制摄官人数：“宜令两路各于摄官内留选二十五人，以备承乏，余悉放归故里。”也就是说，只有少数历来有治绩的摄官才能够获得机会，还必须经过考核，才能成为有品级的正官，绝大多数摄官还是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这个诏令不但没有起到限制摄官数量的作用，还加重了摄官内部人心浮动。
到了仁宗执政时期，由朝廷派任广南路的州一级官员，又演变为派遣只当过一任知县的“荫官”。所谓荫官，大多是有较高官位者的子孙，是未能考取进士，借助父祖的权势进入仕途的官僚子弟。他们靠父祖的庇荫弄到一顶乌纱，却是闲极无聊，有胆量的便讨个差遣，到岭南来混几年，再找到机会还是靠父祖的权势返回朝廷，或升迁到其他好的地方去。这样的纨绔子弟，知识浅薄，少不更事，阅历不深，经验不足，才当过一任知县，未经过严格考核，就让他们去当一个州的行政长官，如何能把岭南管治得好呢？有冤有苦、无处申诉的还是当地的黎民百姓。
包拯对广南缺官的情况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尽管亲友们不明白，朝廷那么多冗员闲官都不愿涉足岭南，包拯为什么要特立独行，拿自己的锦绣前程打水漂。包拯对自己的选择却是义无反顾的，过去“亡宦十年”是为了尽孝，如今远赴端州是为了尽忠。他的决心，在最初出仕时给仁宗皇帝的一篇奏章中就已经表露无遗了：“生于草茅，蚤（通‘早’字）从宦学，尽信前书之载，窃慕古人之为，知事君行之方，有竭忠死义之分，确然素守，期以勉循。”包拯以儒家的忠孝思想为指导，以前辈圣贤的行为作楷模，他懂得怎样侍奉君王，如何约束自己，为社稷、为百姓奉献赤胆忠心，不断自勉自励。
只有出身名门、深明古训、贤良淑慧的妻子董氏，才知道丈夫心意已决，劝说无益。她一心成全丈夫，支持丈夫，悄悄地收拾好南行的衣物，提前作好辞别江南、远赴岭南的准备，与丈夫共渡不可预料、难以想像的岁月。包拯接受了朝廷的差遣后，也不向亲朋戚友一一告别，携带妻子董氏以及刚满9岁的儿子包，放弃休假，提早登程，千里迢迢，跋山涉水，到端州赴任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