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写这篇东西我没跟宗江商量，商量了也白搭，他既不能阻止我写，也不能叫我按他的意思写，大主意还得我自己拿。
世界不大，四十年来闪展腾挪，东遛西窜，无意中竟跟黄氏五杰中的四位建交，就跟黄宗洛没有接触，可还是先后同事——五十年代我在北京人艺搭过班。
1949年渡江不久，我团来了个新战士黄宗江。听说是红极一时的明星，周游世界的水手，《卖艺人家》的作者，《大团圆》的编剧。他怎么来当起小兵拉子呢？听到过传说，说法有几种，我也没考证哪一说最可靠。一说是于伶先生建议他参军的，一说是沈西蒙主动求贤的，最有趣而又最不可靠的一说是白文把他转让来的——白文当时正任特纵的文工团长，到上海招新兵，黄宗江到他那儿报名，白文觉得自己庙小，供不下这个大菩萨，就把他推荐到了军区文工团。
所以有此一说，因为这二位是老朋友。
白文是我敬重的老师和上级，我在他手下当过差，他是戏剧股长，我是他股里的小兵。他到解放区前是上海“苦干剧团”大台柱，《视察专员》演县长，《秋海棠》演副官，《大马戏团》里演慕容老头，红遍了大江南北。宗江比白文出道更早，锋头也更键，人们把他和石挥并列，连白文都承认演技上颇受宗江启发。上海人把石挥捧为“话剧皇帝”，在评议中认为惟一有资格与他较量的就是黄宗江！可宗江声明不参与竞选。既如此，只要宗江按部就班地演下去，“话剧丞相”的乌纱非他莫属。白文也少不了弄个“尚书”之类头衔。不料这两颗光芒四射的明星竟先后失踪了。这事在上海成了特大新闻，人们做过各种猜测，可谁也没猜准。因为连他们俩对自己的“下一步”都没猜准！原来白文本是中共地下党员，以演员身分作掩护进行抗日活动。正在一顺百顺之际，有人把个什么名单弄丢了，情况紧急，后果难料，组织上命令名单上的人立即转移，他就连夜带着老娘去了解放区。到解放区后就分到文工团当了我的顶头上司；宗江是报国心切，不肯在日寇占领下的上海受辱，投奔大后方去了，到了那继续演戏（这倒是他自己计划好的）。可演着演着从舞台上一跳，跳到军舰上当水兵去了。
我听冯二哥（亦代）说过这件事。他说当年在重庆，有一天他上剧场后台聊天。看见位萧洒小生坐在化妆台上看书，看的竟是他散失掉的一本藏书，卞之琳的大著，不禁引起他的注意。这里的爱国剧人他都熟识，这位却从没见过。听说上海来了个黄宗江，他估计八成就是他。便客气地问道：“您大概就是黄先生吧？”小生起立行礼，操一口京片子说：“不才是我，敢问您的台甫？”亦代指指书上原有的签名说：“在下就是冯亦代。请多指教。”两人脸对脸看了一会，都大笑了起来，马上就成了朋友。从此后宗江常到亦代寓所聊天。有一次聊晚了亦代安排他和一位亲戚同屋休息，那亲戚正准备投考海军，和宗江也一见如故，关上门他俩又接着聊。聊些什么不知道，总之天亮后再见宗江，他就宣布“投戏从戎”，说完跟那亲戚一块去报名去了。随后就换上了海魂衫跑到西洋受训，在英美扮演了个风流水手的形象。
白文和宗江分头奔向两个方向，谁也没想到何时再见面。等白文穿着军装带着手枪回到上海时，宗江又重登上剧坛了。原来海军训练一完，日本就宣布投降，宗江乘着军舰在大西洋太平洋足转一阵后，一回到上海就又来个“投戎从戏”。白文替特纵文工团招收新人。宗江去看他时确也说过：“我要报名参军。”于是以讹传讹，就说成宗江参军是由白文去引荐，其实宗江是有更大的来头的。
宗江穿上二尺半，很引起我们小字辈震动。像他这样的名家，在解放初期大团结的气氛下，到哪儿也少不了他一个位置，一份尊重，要参军也会得到照顾。身边例子很多，有位并不出色的什么家，一进门就享受团级待遇，也还过不惯，呆不住，干了几天又走掉。可黄宗江却坚持要从小兵当起，不要任何优待。我估计很少人知道黄宗江离休时的军阶，硬是按着班排连营团师的台阶一级不落爬上来的。他头一炮就来个锤震四平山！
当年像我这样行伍出身的文艺兵，本事不大可挺能挑眼。对新兵看不惯的时候多。新出校门的学生文化水平比我们高，可在艺术上不如我们有经验；名家艺术成就比我们高，按革命资历又没我资格老。对谁我也敢说三道四，惟独对宗江却只有服气。人家放着现成的统战对象、明星班头不当，自愿从最低级的文艺兵干起，没点真格的行吗？这就叫革命性，事业心，不服你来呀！
他对名利既然不屑一顾，也就不故作深沉状，对上级、下属、同伴都一视同仁。随随便便，坦率真诚。连对我这年龄、成就上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小老弟，他也毫不轻视。见面小邓长小邓短总要扯几句。我刚学写作跟他打听点学问，有问必答。既不摆架子也不讲客套。平等中透着亲切，指导时不失尊重。那时刚进城，生活还相当艰苦，纪律约束也严，可他咬着牙适应，决不含糊。他的自律和谦虚把大家征服了，热诚和恳切被大家接受了，成了我们中间能互相交心的一员。其实他总还有点知识分子的生活痕迹，在别人身上就会受到挑剔，对他却没人计较。比如：军装穿在他身上总比我们的板正干净，他自己买的皮鞋也比我们发的光亮俏皮，早上喝粥他还自己带点肉松之类小菜来，我们不光不说他特殊化，还凑上去挟一筷子。（对这点他坚决予以否认，说我诬陷他。我在此郑重把他的抗议注上。也同时补充一个细节：我还记得吃肉松的地点，是南京国民党最高法院二层楼的阳台。）
宗江参军后头一个任务是筹备开国大庆的演出。他和当时在南京的老艺术家戴涯、路翎等现编了一个戏，叫《国民党一团糟》。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一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他们就开始在玄武湖公园义务演出。这是出闹剧，与解放大军渡江后国民党一批要人的狼狈情景，剧中妙语惊人，洋相百出，逗得观众前仰后合。宗江演一位穿长袍的国民党元老，至今我还记得他神经质地高喊：“报告大家个好消息，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了！”据白文说他那“声音化装”的本事就是从宗江这里学来的。这次是我亲耳听到他的“化装声”，觉得他挺有本事。但这次演出给人主要的印象还是那股欢乐和团结的气氛。宗江回忆这件事时也说：“要是后来我们始终保持那样的大团结该有多好！”
二
1949年冬天，我调往北京，我想和宗江的交往会从此中断，有点遗撼。
我到北京文联报到，副秘书长王松声叫我随一位年轻同志先去熟悉环境，安排住处。那位同志抢过我的背包说：“来，你就跟我住一间屋好了。咱们文联的团员也都编在一个小组，我是小组长，名叫黄真，原名黄宗淮。”我笑道：“黄宗淮！有意思，我有个同志叫黄宗江，一江一淮很像哥俩。”他说：“那是我大哥，宗英是我妹妹。”这一来我倒跟宗江的关系更近了点。他来看黄真也跟我亲切地聊一阵。过了两年他也调到北京来了，还新结了婚，娶的竟是我们文工团的元老，荣任前线话剧团副团长的阮若珊。由于历史原因，我对阮若珊和对茹志鹃一样，始终看成是自己的大姐。由此我和宗江的关系更近一步。当然我也有所失——我和宗江差着档次，以前在交往中我常拿在文工团的资历来壮胆，可在若珊面前我永远是新兵，甚至还是孩子，我想这回我算小到家了。（不出所料，至今花甲已过，宗江还是叫我小邓。只在写文章时后边加个注：“叫友梅的那个小老头！”）
他是在《海魂》写完后正式调到北京来的。《海魂》有一部分题材来自起义的“长治号”军舰。“长治号”起义到南京我是最先采访的人之一，电影剧本的几位作者我都熟悉，我就打听他们的创作情况。这才知道他碰上多么尴尬的事。《海魂》剧本写得好，拍得也好，是要载入电影史的名片。可《海魂》的创作过程却是另一出好难演的闹剧。宗江在里边扮演了个觉新式的人物，我又看到了他忠厚宽大，忍辱负重的一面。宗江是个人道主义者，是个君子，不掺假的好人。
宗江的朋友遍天下。不论什么行当，不管什么流派，不计年龄档次，他都交往。他有句名言，叫：“多山头即无山头。”这句话对我做人颇有影响，但要学到他那火候不易。他表面上超脱随和，内心是非常清楚，爱憎分明，正义感和责任心极强。强得把功利二字甩得好远。本来他能写的题材极多，要洋的他是燕京的科班出身，西方各种流派的作品他早就有所了解，而且读的是原文不是译本；要土的他书香门第，博览群书，真要弄什么京音律韵，我这样的根本不是个儿。在他写了《海魂》、《柳堡的故事》等名作之后，有位负责人跟他说：“你总这样跟工农兵不着边不行啊，得深入工农兵生活。”他就扔下自己熟悉的一套，毫不犹豫地深入工农兵去。下农村，进西藏，随后就写出了热闹一时的《江山多娇》、《县委书记》和一部名垂永久的《农奴》。到此也算是功德圆满了，可他还要再接再厉，竟视死如归地去了美国正进行“地毯式轰炸”的越南前线，并且在弹片横飞中写下一部剧本。天可怜见这剧本还没发表就被伟大旗手看中，赫然列入了重大毒草的名单。等他从美国炸弹下返回北京，便带着一身罪名，发往大西北充军了。
就我所知，宗江在“文革”中的生命危险绝不比在越南小。可死里逃生后想干的第一件事还是写作。“文革”过后我俩头次见面他就谈他正在写和正要写的作品，不久就给我送来两个剧本，一本是写一个连队，另一本是写一位被“四人帮”残酷迫害致死的烈士。他跟我说：“我知道这俩戏都不能拍，可我不写出来对不起死去的和活着的。我写出来了，哪怕只给朋友们看看我也算了结一番心愿。”我无法评判过去有些作法的得失。但宗江为人民，为事业的这种热诚勇敢劲头我是永远崇敬的。别看他喝了一肚子洋墨水，在十里洋场出过大风头，却绝不是文学、艺术前边加个“玩”字的公子哥儿。
宗江是个多栖、全才的艺术家。我弄不清他到底有多大本事，只看到凡是派给他的活他都干。他的创作一直是文武昆乱不挡。五十年代有一阵听说他在写越剧《春香传》，那剧彩排时我也看到他在台前台后忙活，可说明书里并没他名字，又听说写了话剧，却又不见下文。有天我和画家彭彬在长安听侯宝林的相声。除去我二人，招待席的一排座位全空着，演出过一半，我觉得亮光一闪，有位穿蓝绸旗袍的小姐娉婷而至，紧挨我坐了下来。那时穿旗袍的人已经不多，何况小姐眼光在我脸上扫了一下，我便扭过头放肆地看了一眼，不看则已，一看招来几句好话。
“对不起，打扰您了，耽误您听段子了。”
“嗨，我当是谁呢，言小姐！”
“冲您点了半天头您理都没理，原来您还认识我呀。”
那一阵言慧珠正跟我熟悉的一位管事人闹气儿，不是一般的气，是气得要自杀。我既和她那位对手一个衙门里办公，挨几句抢白也算活该，我就连忙道歉。我看她精神焕发，不像要自杀的样子，搭讪说：“您最近在忙什么？”她说：“排《春香传》哪，是宗江给帮的忙，作家里还是有人够交情的。”
我才知道宗江在帮她排《春香传》。
果然，《春香传》演出时门口牌子上写着“艺术指导黄宗江、郑律成”。
戏不错，得了奖，言慧珠是我最佩服的三位女演员之一。论功底，论扮相，论嗓子，论梅派戏的地道味，没几个人能赶上她。在这点上宗江和我有同感，不过他还是看到言小姐更多长处。他说《春香传》连编剧带导演其实都是慧珠自己干的，他只帮了点忙，慧珠却坚持要把他的名字写出来。这和他在另一出戏里的遭遇相比，就看出了慧珠的人品。不过宗江刚看到门外牌子时还有点不安，他说：“怎能把我的名字放在郑律成前边呢。人家是《延安颂》的作者呀。”后来又看到说明书，他心里才踏实。说明书上印的是“郑律成 黄宗江”。由此宗江得出个结论：“言慧珠才女也！”
可叹才女命运多舛，不久后自杀一次，幸好被抢救过来，但到“文革”时终于还是拂袖而去了。
后来我还看过她一些戏，但最深的印象仍是抗美援朝时演的《凤还巢》和与宗江合作的《春香传》。此外还有出《百花赠剑》，我觉得谁也没她演得好。
三
最先鼓励我写电影的是黄宗江，虽然我至今也没写成一个电影剧本，这份关心我不能忘。
1956年我的《在悬崖上》发表后，接到在电影学院要毕业还没毕业的董克娜来电话，约我去谈谈。意思是要我把它改为电影剧本，他们作为毕业论文来拍片，后来桑夫同志又来约，说北影会拍得更好。但我对电影把握不大，兴致不高。就找宗江商量。他那时结婚不久，住在西单大院胡同，我去时他正享受天伦之乐，就背着小女儿，拉着大女儿跟我谈话。听说丹娣如今也做了妈妈了。我不知二小姐长大后的性格如何，小时给我的印象是十分可爱却颇欠文静。在她爹背上、脖子上不断地笑和叫，有时还加上跳！我们整个在她震耳的欢笑声中费劲地谈了一晚上。宗江听她的叫声像听交响乐，精神更能集中，思维更加敏捷，听完我诉说后，极力鼓励我写。还在二小姐的伴奏下为我出点子，指出小说中那些细节阅读起来虽有趣味，但无法用视觉艺术表现，并教给我如何改成可视形象。就这样我也还下不了决心，过了好久都没动手。
1957年4月30号这天大清早，接到黄宗江一通急电：“喂，小邓，你上我这来一趟好吗？”
“什么事？”
“来了再说。”
“多咱去？”
“吃了点心就来，越早越好。”
我当时正长期的无条件的全身心的在第四建筑公司深入生活，连住也住在南礼士路的公司里。这时宗江住在双栅栏，骑车到了西单，看看时间尚早，我先去同春园吃早点，然后又故意在报摊上磨蹭了一会才去双栅栏的黄公馆。我进屋时他正坐在床边发愣，不光还没洗脸，连袜子也还没穿。我说：“看样你才起来，那刚才的电话是……”他说是早上想起这事给我打了电话，打完电话他又回来躺下了。
他一边忙活一边神聊，话却不谈到正题上：“赵青从舞蹈学校毕业了，想替她找个师傅学点传统舞蹈，你说找谁好？”我说：“当然是韩世昌。你看看他的《学舌》、《闹学》、《游园》，那身段，那台步，那……”他说：“我们也想到他了，可满城争说《十五贯》之后，昆曲的行情见长，韩先生正筹建北方昆曲剧院，怕是没工夫教徒弟。我们想找小翠花，你以为如何？”我说：“那也好，《红梅阁》的魂步是一绝呀。于先生最近倒是总闲着。”他说：“对，赵丹正在北京，今天他们就决定这件事。”我问：“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他喝了口牛奶说：“没关系，找你来有另外一件事，祖光今晚请客。”
祖光我倒是认识，他常骑着英国飞利浦上端木蕻良老大哥这儿来聊天，我跟端木住斜对门，总碰见祖光上厕所，他总不会为这个请我吃饭。
我就问：“祖光请谁？”
他说：“请赵丹他们。”
我说：“那我去干什么？”
他说：“赵丹想拍你的‘悬崖’，要跟你谈谈。他明天就回上海，没工夫单独约你了，咱就凑一块去谈。他们谈赵青拜师的事，咱们谈剧本的事，各行其事，两不耽误。”
“人家不是要吃饭吗？”
“咱跟着吃呗，反正祖光花钱。”
“晚上吃饭现在就去？”
“今天天安门前有事，晚了就过不去了。”
等他漱口，净面，剃须，热奶，沏茶，着装，登履，升冠……这套忙完，就将近中午，天安门前已经人山人海。我俩在人堆中钻空子前进，走到新华门对面就再也走不动。只见画家彭彬挤在人群中翘首相望，眼睛盯着天安门方向。我们就凑过去闲聊。过了半个多小时，从那边传来欢呼声，又过十五分钟，近处人头开始转动，前边的人往后退，后边的人往前拥，随后就看到毛泽东跟伏罗希洛夫两位站在一辆敞篷车上缓缓而来，车经过处就有人鼓掌，也有人高呼“毛主席万岁！”“欢迎……”但并不整齐——那时距文化大革命还有好些年，还没定出欢呼致敬的仪式和规格。多的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少了些膜拜作场的形式。我也喊了“毛主席万岁！”还把脚跷得更高些瞻仰领袖的风采，谁知离我们还有数丈远时两位却坐了下来，车子也加快速度，拐弯进了新华门。尽管两位都是巨人，坐下后人们也还是看不清楚。我跳起来看了一眼二位领导的后背，就退到后边去休息。人散开后我们继续前进，走到王府井南口已是下午三四点钟，宗江说：“中午咱们省了一顿，这晚饭还不知什么时候吃上，咱先吃点什么垫补垫补吧。”就到东单三条口，吃了顿奶油炸糕，到帅府园吴府时离吃晚饭时间不远了。
祖光家里好热闹，一进门就听见满是上海闲话，吴侬软语。黄宗英、上官云珠、赵丹……足有七八个人，挤满了东厢房一屋子。还有几位生脸：一个漂亮小伙，说是赵青的全权代表，赵青有事不能来，他替她来谈拜师事宜。另一位文雅中年名叫岑参，刚从香港回到内地，正准备拍一部戏曲片。当时我还没经过当右派的磨练，面皮尚薄，在多位名家面前有点自惭形秽。这些人中我最熟的是风霞和王雁。王雁大概是拜师的联络人，正和赵丹、宗英、赵青的代表商量有关细节；凤霞是女主人，要忙着招待，我就退到屋角去抽烟。宗江大概看出我的拘谨寂寞，就拉过上官说：“小邓有点认生，你来照顾他。”我和上官在上海只有一面之交，并不熟悉。她却认真地照顾起我来，拿过一盘凤霞母亲做的炒红果说：“他们讲话咱们就吃，谈谈你最近又在写什么。”随后又把香港演员送她的一把尼龙伞打开给我看——那时我们市面上还没有尼龙制品。她想叫我看个新鲜，我从这里却是看到了上官的善良和忠厚。
拜师事务谈完后王雁和赵青的代表就告辞而去了，祖光就领着大家步行上新开路康乐饭馆。我跟赵丹在路上就进行谈判。讲好三个月之后交稿，在这期间我要请创作假，创作假期间我是不领工资的，赵丹答应签定合同后就先预支一笔稿费给我做生活费。走到康乐时我们已达成协议了。
那时的康乐还是家庭饭馆，住房改的营业厅，只能摆下一张圆桌。白天卖散座，晚上才有包桌，每晚只做两桌，所以要提前订座。我们来时前边那一桌还没吃完，掌柜的说：“多包涵您哪，屋里没地方，先在这门道里站会吧您吧。”这几位大明星、名导演就都站在那儿扎堆咽唾沫。正等得不耐烦，不知外边走路的哪个人认出了赵丹，就伸过头来看。北京人有从善如流的好习惯，只要有一个人伸头看，一会后边就站上一帮。还有人自来熟，凑过来问：“早来了？开会了是吧？”大家就提议进里边站着，宁可叫里边人讨厌，也别惹外边人围观。祖光带头进了屋，一进去就响起一片寒暄声。原来梅兰芳先生在请客，萧长华、姜妙香都在坐，请的是老明星徐来夫妇。大家既都认识，梅先生就放下筷子起身打招呼，别的几位也举着筷子让坐，乱了一阵他们匆匆吃完把桌子让给我们。
祖光要了不少菜，最出色的是“樱桃肉”和“桃花泛”。上官忠于职守，吃饭时仍拉我坐在她身边，见我爱吃什么总是为我多布些。结果我吃得最实惠。
几杯酒下肚，谈话海阔天空起来，有两个话题我最感兴趣，一是宗江谈起《柳堡的故事》，有意请凤霞演女主角，一是凤霞讲起评剧演员王度芳一件往事。旧中国时王度芳在台上唱戏，一抬脚把靴子甩了出去，靴子飞到台下正砸在一个特务的头上，那特务跑到后台抓住王度芳“叭叭”就打了他一顿嘴巴。王度芳有气没地方出，当晚就请自己吃了一顿红烧肉。上官建议我把这个细节写进将来的小说里。因为她问近来在写什么时，我说想要写一个反映戏曲艺人生活的小说。
我想大家看到这儿准烦了，吃顿饭用得着这么罗嗦吗？别急，你往下看，下边还有文章：
过后不久，赵丹寄来三百元预支稿费，我请创作假回到北京文联写剧本。剧本没写完我就成了右派。欠下上影三百元使我心中不安。接受劳动改造后，有天放假，溜到西单剧场去听昆曲，意外的碰到了宗江。我觉得没处躲没处藏。宗江却依然如故，亲切地问我身体如何工作怎样，既不提我当右派的事也不问我剧本的下文。我本想表示那笔帐一定要还，可眼泪直转，怎么也说不出口。这股欠债难还的愧疚一直拖到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中正蹲牛棚，有一天来了两位外调人员，转弯抹角地启发我证明赵丹、吴祖光等开黑会的问题。我没的可说，那两人就火了：“不开会你怎么能拿到赵丹三百元？怎么就按计划炮制大毒草呢？好，有你交代的地方！”
第二天我又被拉上了斗争会，会前一位尖嘴猴腮的造反派对我说：“你小子直到如今没跟我们露过参加黑会的事，就以为我们不知道吗？连日期地点我们都掌握了，今天不交代清楚别想散会！”
虽然丢人，我也不想涂改历史，说我“跟造反派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照实说，我是低头哈腰，老实承认了接受三百元炮制大毒草的罪行。造反派问我还策划了什么大阴谋？我说用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腐蚀青年灵魂这阴谋够不小了，还要怎么大法？
造反派赏了我一顿大嘴巴子。
回到牛棚我想起王度芳的故事，简直想哭，因为我挨了顿嘴巴连吃碗炖肉出出气都办不到。
此事我和谁都没提过。我为我的认罪瞧不起自己，觉得对赵丹、祖光和宗江都欠着份情。
199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