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以一腔爱国赤子之忱，关心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于外侮日亟、国事危殆之秋，毅然发动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实现全国抗战。周恩来生前，每念及张、杨则必称：千古功臣。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拥蒋抗日，张学良不顾部属阻拦，不听杨虎城劝告，也未告知周恩来，就决然送蒋返宁，负荆请罪，并于到达南京的当天（1936年12月26日）上书蒋介石，内称：“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犯纪律不敬事件之大罪。兹腼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受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纲犯，警将来。凡有利于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学良不文，不能尽意，区区愚忱，伏乞鉴谅！”
然而，心胸狭隘、报复心极强的蒋介石却背信弃义，经审张、判张、赦张，然后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把张学良囚禁54个春秋，直至蒋氏父子去世后的1990年，才算恢复自由。张学良爱国获罪，是否后悔呢？非也！请看当年担任南京高等军事法庭审判长李烈钧的一段回忆：
“三十一日，开庭前，我命副官先布置一下法庭，然后我偕同朱（培德）、鹿（钟麟）两审判官到法庭坐定。我环顾法庭四周布置周密，警戒森严。我命将张学良带上。不一会儿，张学良面带笑容，趋立案前。我因为他是陆军上将，又是未遂犯，让他坐下，但他仍笔直地站着。我招呼他走近一些。我问张学良：‘你知道犯什么罪吗？’我翻开陆军刑法给他看，并对他说：‘陆军刑法的前几条，都是你犯的罪。你怎么胆敢如此？’学良态度从容，答话直率，毫无顾忌，我心想，学良真是张作霖的儿子啊！我问他：‘我们准备了一份向你提问的问题，要你逐条回答，你愿先看看这些问题吗？’学良回答：‘很好，请给我看。’我等他看完问题后，接着问他：‘你胁迫统帅，是受人指使呢？还是你自己策划的呢？’学良回答：‘是我自己的主意。一人作事一人当，我所作的事我一人当之。我岂是任何人所能指使的吗？’学良侃侃而谈。他问我：‘我有一句话，请教审判长，可以吗？’我说：‘当然可以。’学良说：‘民国二年，审判长在江西起义讨伐袁世凯，有这回事吗？’我说：‘是的。’学良理直气壮地说：‘我在西安的行动，为的是谏止中央的独断专行……’没等张学良说完，我斥责他：‘胡说！那袁世凯怎能与蒋委员长相提并论？你在西安搞事变，是自寻末路，怎能归罪于谁？’审判官见我越说越火，劝我稍休息一下。朱、鹿两审判官陪同我至休息室。休息片刻，复回法庭，继续审讯。我劝张学良：‘你在西安的事，应据实供出，否则对你不利。’鹿钟麟亦对学良说：‘审判长待人诚恳宽厚，汉卿幸勿失此良机。’学良唯唯。我接着对学良说：‘你是否受外党的播弄？不然何以糊涂至此。望你抓紧时机，从速实告。不然求一生路亦不可能。机不可失，君其毋悔！’”张学良说：这回的事，由我一人负责。我对蒋委员长是极信服的，我曾将我们的意见，前后数次口头及书面报告过委员长。我们一切的人都是爱国的人。我们痛切的难过国土年年失却，汉奸日日增加，而爱国之士所受之压迫反过于汉奸，事实如殷汝耕同沈钧儒相比如何乎，我们也无法表现意见于我们的国人，也无法贡献于委员长，所以用此手段以要求领袖容纳我们的主张。我可以说，我们此次并无别的要求及地盘金钱等，完全为要求委员长准我们作抗日一切准备及行动，开放一切抗日言论，团结抗日一切力量起见。我们认为目下中国不打日本，一切事全难解决。中国抗日非委员长领导不可，不过认为委员长还未能将抗日力量十分发扬而亲日者之障碍高过于抗日之进行。如果我们有别的方法达到我们希望，也就不做此事了。我此次来京，也有三点意见：（一）维持纪律，不隳我中国在国际上地位；（二）恢复及崇高领袖之尊严；（三）此事余一人负责，应当得应得之罪，我并无一点个人的希求，一切的惩罚我甘愿领受。我写给委员长的信，不知道他要发表的，否则我不写。原先我们也不想这样做，因为事情紧迫，无法作出来的。前次我们本想以全体人员去向委员长要求，不料一二·九学生运动由警察开枪，以致如此。我始终是信佩委员长的，但对亲日者更加认识。现在的要求是极端的抗日，贯彻始终。至于我个人的生死毁誉，早已置之度外。我们的行动本不是要开枪的，也无要损害任何人的。不幸行动中统制不良，尤其是邵先生翼如，我心中真是十分不安。如不是信崇蒋先生之伟大精诚，其如中枢怎样处置，那我是不在乎的，也可以说不接受的。我对于我们之违犯纪律之行动，损害领袖之尊严，我是承认的，也愿领罪的。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
新中国成立后，李烈钧谈起审判张学良一事时说：“那简直是演戏，我不过是奉命扮演这幕戏的主角而已！张汉卿态度光明磊落、对话直率，无所畏惧。”“西安事变用兵谏的方式谏止蒋介石的独断专行，何罪之有？”
审判后的第二天（即1937年元旦），张学良对发动西安事变的现实意义和国际影响，在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中阐述的更加清楚、明白：
“危机四伏，困苦艰难的民国二十五年（即1936年）已如逝水般的飞去，关系民族存亡绝续的民国二十六年，又随时序的嬗变俱来，我们当这样一个新年元旦，想想我们的国家前途，想想我们的故乡惨状，应该怎样决定我们的今后任务？再看看国防潮流的激荡，国内新局面的展开，我们更应该怎样振起我们的精神，坚强我们的意志，认清我们的目标，巩固我们的阵线，来为民族国家及至全人类的和平而奋斗！……”
我亲爱的战士们！去年“双十二事件”是我们国家存亡绝续的分野，我们自相砍杀的内战，是要从此绝迹了，我们抗日复土的光荣战争，是马上就要见之行动了，我们的民族与国家已有了复兴的希望，这显然是我们中国划时代的一个事件，不独使我们可以期待着国策的转变适合了民众的要求，且已投下了一块巨石于国际深潭，忽然飞沫四溅警醒了世界苟且偷安的人士与夫野心帝国主义者的憧憬与迷梦。……
“我亲爱的将士们！民国二十六年从今天开始了！这显然是我们民族解放斗争的开端，也正是我们民族复兴的起点。以往，我们也曾为急于‘回家’与不甘容忍而怨恶政府，但现在已迥非从前的情形了，我们当此新年开始之日，过去的，只如听其过去，不要再云怨望；现在的，我们必要把握得住，也不必再去讴歌，怨望不足济事，讴歌便有惰心，现在是我们的主张就要见诸行动的时候了。我亲爱的将士们！你们真爱我们文化悠久广土众民的祖国吗？你们未忘我们故乡的父老兄弟和田园庐墓吗？你们知道我们民族的最大敌人，就是强占我们东北四省，现在还在侵略我们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吗？好了，现在就请你们随着这次的元旦一致努力，加紧训练，待命杀敌，务求在最近的将来收回我们的白山黑水！”
同一天，刘少奇在一次谈话中说：“张学良在南京的行动是有助于全国团结抗日，停止一切内战的方针之实行的。这不是表示张学良的无耻与投降，反而表示张学良为着团结全国抗日停止内战而不惜牺牲个人的忠诚。张学良是请罪了，西安事变的一切责任他担负了，剩下来的还有什么问题呢？那就是只有南京政府要执行真正足以满足全国人民愿望的抗日救国政策。”
综上所述，可见张学良为了救国救民的目的，放弃了一切，牺牲了自己。去台后虽长期遭不公正之待遇，然淡于荣利，为国筹思，即便身陷囹圄，仍不改爱国初衷。在台湾井上温泉张学良曾对来看他的张严佛说：“西安事变，为了制止内战，为了抗日，我没有错。我不该扣留委员长，判刑10年无话可说，但10年刑期已满，如今抗战胜利，日本都投降了，还把我关下去，这是什么法律？这样对待我，无论如何是非法的，我心中不平。”张学良在台湾还曾对一位记者说起他不愿见记者，因为记者总要问他有关西安事变的具体情节。他说：“这要我如何回答呢？如果说是我一时的冲动，显然是我自己无能；如果说我是受共产党的欺骗，显然是骂我自己糊涂；如果说是老先生（蒋介石）该被扣留，显然表示我还没有承认错误，与我当时亲自护送老先生回南京的心愿不符。所以，我决不能见记者。因为我怎么说都不行。”他的这一谈话表明，他始终认为他发动西安事变是正确的。
1990年8月，张学良对日本记者谈及此事时再次表明，为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发动西安事变没有错，也许方法欠妥，如此而已，别无他说。
张学良在口述历史中，在谈到大家最关心，也最敏感的西安事变时说：“西安事变，我当时就说过，委员长就好像是盏灯泡，我暂时把它关一下，我把它擦一擦，我再把它开开，让它更亮。”“不客气地说，那是泥菩萨，首领就是泥菩萨，我把这泥菩萨已经搬倒了，我再自行把它扶起来，它有灵，他要我脑袋疼，不能不给它磕头。在西安，蒋先生既然答应了，那你是权威，我拥护你，我陪你去南京，去请罪。蒋先生也真是，他没有说假话，他后来也真是这样做了。他对我说：‘我不剿共，我不剿共了，我跟共产党合作！’”
“我是坚决反对内战的，假如我不这样做，恐内战更扩大。”张学良曾对宋美龄说：“耿耿此心，可质天日，敬请夫人放心。”“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他还对周恩来说：“我张学良对你和毛先生的意见一向是很尊重的，既然中共都主张和平解决，那我还有什么话说。”张对美籍华人唐德刚教授说：“我没有搞《忏悔录》那玩意儿，我也没有去发表那个东西。”“如果重走一遍人生，我还会那样干。”“我问心无愧，我没有私心。我敢给你说，我做那件事（西安事变）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我没有做过与我私人地位、利益有关系的东西，我没有。假使我自个有地位利益，就没有西安事变。我跟你说，我大权在握，富贵在手，我什么都不要。所以，蒋先生也能原谅我。我跟蒋先生是要钱，还是管他要地盘？我没有。牺牲我自己。牺牲我自己为什么？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不要打了，我说我们与共产党打什么呢？都是中国人，打什么呢？都是政治问题，不是不可谈的嘛，所以后来谈是我的主张。而且我对介公讲，我说共产党你也剿不了。他说为什么？我说共产党有人心，我们没人心。”可见，后悔之说，纯系捏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