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自古就有考试的传统，在明清时候，科举考试就跟现在的高考差不多，不仅分批次还分地域录取：天津录几个，湖南录几个，都是规定好的。但是这个分地域是逐渐发展而来的，其中还有一段故事。
在朱元璋时期，录取是全方位、多角度的。凡是有参考资格的考生，不分地域、籍贯，只要能得到主考官的青睐，就可以进士高中，批红绫、戴红花、打马游街，享极人臣之荣。这种看似无差别的录取曾令天下士人欢欣鼓舞，但从数学概率论的角度就可能造成这样一个现象：录取的士人在地域分布上极不均匀，甚至全部集中在某地或者某省，其他地方则寥寥无几！不要以为这种略显极端的说法是危言耸听，在洪武三十年（1397年）就发生过一起在历史上被称作“南北榜”案的怪事。
这一年会试，主考官是学识渊博的白信韬和德高望重的刘三吾。经过层层严格筛选后，录取了宋琮等52人。按理说白纸黑字，大家的成绩都是凭真本事考出来的，应该没人会有什么怨言，但这一次不仅有人有怨言，而且有怨言的人还特别多。因为被录取的52人从第一名宋琮到最后一名全都是南方人。
这样，北方的读书人自然而然萌生出许多稀奇古怪的想法，再加上两位主考官也都是南方人，于是各种胡猜乱测、流言蜚语瞬间占据了人们的视野，充斥在大街小巷。愤怒的士子们失控的情绪就像是自燃的白磷，说起火忽地就起火了。眼睛曾经雪亮的群众也跟着起哄，他们先是用泥团将通报考试结果的皇榜打得七零八落，随后又浩浩荡荡地向礼部闯去，要上头给个说法。一时间，南京城里沸沸扬扬，大小字报满天飞舞、舆论大哗。
以耿直著称的刘三吾为了澄清事实，还自己和白信韬一个清白，上书皇帝朱元璋说“北方在元朝的残酷统治下民不聊生，文化受到极大摧残，北方举子的文章远不如南方举子，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出现这样的结果也是情理之中。”朱元璋听后大怒，立刻把刘三吾逐出皇城，白信蹈也停职待办。同时，朱元璋改派侍读学士进行严格的复查。
经过二十多天的紧张复查，报告很快出炉了：刘三吾和白信韬的录取并没有错，确实南北试卷在质量上存在很大差异，就连南卷中最后一名的文章也比北方的优秀者高出许多。看完汇报后，朱元璋更加恼怒，他以侍读学士故意拿北方士人的差卷来糊弄他为由，将侍读学士、白信韬和其他20多名考官冠上谋反的罪名统统凌迟处死。刘三吾因年事已高（85岁）逃过一劫，被发配辽东戍边。
对此事极为不满的朱元璋决定亲自阅卷，经过几十天细心周详的再次复查，钦点了新科进士61人，而令人惊讶的是这次上榜的61名考生居然全都是北方人，南方士子无一高中。黄榜张出，北方士子欢呼雀跃，全城欢庆，南方士子则阒然无声。一场震惊全国的科举公案就这样落下帷幕。
很明显，朱元璋的做法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不可能被后世作为常法来效仿。但正是因为这场诡异的南北案，以后分地域录取的事才会被人越来越多地提起。朱元璋之后，会试的录取仍是南北统一，没有地域之分，因此在皇榜张贴时还是常常出现南方一边倒的现象。直到洪熙元年，仁宗皇帝不无忧虑地说：“每次张榜，录取的北方士人都不到十分之一。”因为这个与人口比例极不协调的十分之一严重打击北方读书人的积极性，制约了明朝北方文化的发展。
经过缜密的磋商，仁宗皇帝采纳大学士的建议，下了一道批文：“科举考试是国家录用人才的大事，一定要兼顾南北，南北人才各有千秋，南人虽然文采风流，但是北人厚重淳朴，以前每次科举考试北人的录取额都不到十分之一，有损公平，从今天起，以后科举考试要注意兼顾南北，南人取百分之六十，北人也应该占到百分之四十。”这就是明朝历史上有名的“南北卷”制度。后来经过逐步完善，改为“南北中”试卷。之后的科举考试以及其他考试都大体沿袭了这一制度，没能逃出这个藩篱。
腐败人人痛恨，而且几乎每个人都能轻易对腐败上纲上线，大加讨伐，皇上也是人，不傻不痴的，他也深知腐败对王朝的侵蚀，但这并不就代表他和他的王朝就能有效地对付腐败，有时候，皇上或者他身边的大臣总会想出一些所谓的妙招来防止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