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口水中沉浮
九锡是什么？九锡就是九种极为珍贵的物品，包括车马、衣服、乐、朱户、纳陛、虎贲、斧钺、弓矢、鬯是最高礼遇的表示，也是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为人臣子者能享受到的最大荣耀。而且这种传说中的待遇在王莽之前还仅仅只是传说，根本没有人享受过，更何况还是像王莽这样由老百姓自发请愿完成的，就更加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请愿的人很多，洋洋洒洒挤了几大街。据严肃史学家班固《汉书》中的统计：在不长的时间里，朝廷就收到各方面支持王莽的信件达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封，其中直接来自各方面一把手的请愿书就达到了九百零二封。数字之所以如此准确是因为班固对这一新出现的问题也十分感兴趣，于是利用职务便利查阅了当时的宫廷档案。那么宫廷档案中的这两组数据又说明了什么呢？
在王莽生活的西汉末年，全国人口不过五千万，而且绝大部分都是文盲，识字者顶了天也就一百万。再考虑到读书人分散在全国各地，交通不便等因素，这个四十多万的数字无疑是相当巨大的，而那个看上去根本不值一提的九百零二更是已接近当时全部高级官员的总和。
更令人称奇的是，在王莽加封九锡之后的第七个月，有人在长安附近挖井时挖出一块石头，上面居然用标准的隶书刻着“告安汉公莽为皇帝”。也就是说，九锡已经很委屈王莽了，他应该当皇帝。这在一向崇尚礼法，尊重权威的封建王朝无异于石破天惊。接着，一大批地方官员争先恐后地敬献祥瑞，有说做梦梦到王莽当皇帝的，有说发现了象征吉祥的白兽的。而最离奇的恐怕还是发生在初始元年（公元8年）的铜盒事件。是年深秋的一天，一位不知来路的神秘人把两个铜盒交给了刘邦庙的守庙官员然后匆匆离去，盒子里是一副“天帝行玺金匮图”和一封“刘邦”写给王莽的信，信中说王莽是真命天子，可以代汉而立，并且连王莽王朝的的国号都给想好了，叫“新”。
一连串的民意，神意（民意的一种反映），不由得王莽不动心。就在铜盒事件不久，王莽熬不住了，他建立了自己的新王朝！也成为了中国封建王朝里独一无二的民选皇帝。
那么我们不仅要问，王莽何以会有如此巨大的感召力，他到底做了些什么？能够让全体国民心甘情愿匍匐在他的脚下俯首称臣！
史学家给出的答案恐怕会令大家失望。王莽啥也没做！他无非就是努力恪守孔老夫子的教诲，克己复礼，心里时刻想着仁义孝悌的祖训，老老实实上下班，不迟到，不早退，不养小秘，不包二奶，忙的时候不会公车私用，闲的时候也不会揣着大批公款去拉斯维加斯一掷千金，偶尔还卖掉坐骑去捐助希望工程。这些确实都是美德，但是仅仅凭借这些，就能成功登上了别人必须真刀真枪干上几十年还不一定到手的皇位？看上去不可思议，但却是事实。如果当时跟现在一样，流行民意测验和支持率统计的话，那么在当时人民的心中，王莽的地位一定是极度崇高的，支持率不到百分之百，起码也到百分之九十九点八。
王莽当政之初，并不像中国历史上其他的改朝换代那样，军阀割据，然后是数百年的统一战争。当时全国各地百废待兴，人人都鼓足一把劲，要干一番大事业，“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整个社会和谐得不得了。
但王莽按部就班的个性还是让他的新王朝再次成为一个短命的王朝……当上皇帝之后短短不到四年的时间，没有经过流血牺牲的新王朝轰然倒塌。王莽，这个曾经大家共同的精神偶像，也从天堂跌落到地狱。
人生两重天，世事变化之快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的头被反对者割下来，挂在城头，任凭风吹日晒。即使这样，那些过去像爱戴伟大领袖那样爱戴他的普通百姓还觉得不解气。他们把他的头从旗杆上卸下来放在街面上当球踢。有的甚至还把他的舌头割下，分食而尽。都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那么这一前一后，王莽又做了些什么？何以群众对他的态度变化如此之大？他难道真的做了什么伤天害理，丧尽天良的事？事实上，他啥也没做，做得还跟先前一样，份内的事，老老实实地上下班，平平凡凡地生活，既没有挪用公款，也不搞权利出租。
但是别人不这么想，他们恍然大悟似的给王莽安上最恶毒的骂名——“篡逆”！这个看上去合情合理的罪名其实相当牵强。如果真是这样，那为什么在王莽还没建立新王朝的时候，总有人接二连三的献祥瑞劝进呢？而一旦王莽倒台了，大家又争先恐后地落井下石呢？当初把王莽送上台的是这些人，王莽下台之后最痛恨王莽的也是这些人。在他们的嘴里，王莽从一个半神半人的道德模范瞬间变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乱臣贼子，而他之前曾被人广泛传诵的种种善举也都在一夜之间改旗易帜，被说成了别有用心。即使在几百年后，人们还是不愿意放过他，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写过一首题为《放言》的诗，其中有四句“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很显然，在诗人看来，王莽在当上皇帝之前的各项举动都是作秀，都是炒作，都是虚假，都是“伪”的。王莽在众人心中就是一个十足的操盘手，政界巨鳄，所幸群众那涂抹了孔雀胆的眼睛最终雪亮地把他辨了出来，并让他落得了应有的下场。
天堂和地狱的背后
同样的事情为什么在不同的时间、地点评价会如此不同？在王莽还没有当上皇帝的时候，他凭借自己的完美形象和道德优势鹤立鸡群，让人们都充分地相信只有他能够拯救大家，拯救这个日薄西山的庞大帝国，所以那些劝进信和祥瑞会汹涌澎湃地涌来。但当他真正当上皇帝后，形象和道德的说服力大打折扣。诚然，天下的子民需要一个完美的道德化身，但他们更需要实实在在的利益，能不能吃饱饭，有没有安居房，生活会不会一天比一天好，明天值不值得憧憬！这些才是他们心中时刻牵挂着的问题，但是曾经的道德模范王莽并没能给他们答案。他依旧保持着完美的道德形象，做着不痛不痒的工作，这也难怪最后人们会把无边的愤怒都发泄在他的头上，甚至把他一心一意恪守的道德形象也说成了虚伪。
甚至于同样的东西一前一后在人们心中引出来的看法竟然截然相反，这里有期望值的原因，但更重要的还是人们在评价事物时普遍存在的一个心理——马太效应。基督教经典《圣经》上有句话“凡是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就是马太效应。通俗的说就是好人一般情况下总会被认为样样都好，不好也好。而不好的人，人们通常会横看竖看不顺眼，好也变成了不好。
曾经有个流布甚广的笑话，两学生上课拿书掩面睡觉，成绩一好一差，老师发现后认真表扬了那个成绩好的同学，说他学习努力，睡觉的时候都想着看书；而那个成绩差的同学，老师把他骂了个狗血淋头，说他不思进取，看书的时候居然都能睡着。这样的判断很多时候都是在非理性的情况下完成的，结果当然只能是导致失真。老师对学生的同一行为进行理解时，其实有一个共同基础，那就是学生此行为之外的其他表现。如果学生在此行为之外的其他表现尽如人意，老师就会对此行为作出好的定性。反之，如果学生在此行为之外的表现很糟糕，那么结果势必会遭到老师的一顿痛骂。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王莽，在他还没有当上皇帝之前，由于他的道德形象，他平时所做的一切都被赋予了很深的内涵，他那些起眼不起眼的工作究竟做得怎样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的形象是完美的，只要一提到他，人们就会无比的兴奋。在这种兴奋之下，评价无疑都将是最优的。而一旦这种兴奋转化成愤怒，评价就会骤然出现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爬得越高，摔得越惨。尽管是同样的问题，但由于看问题的人已经把你定性为恶了，那么你将永远成不了善。
王莽死了，死在他自己手里，也死在了马太效应的屠刀下。很浅显的道理，但人们即使明白了，也很难摆脱。因为在这个原理更深更远的地方是人行为认知的一致性。
认知的一致性，通俗地说就是人们总是倾向于对他所认知的对象进行较为一致的评价。比如漂亮的人给人的感觉是他更具亲和力，更好相处；而一脸横肉的人多半会被认为比较凶悍，不好对付。那种有着天使面孔和魔鬼心肠的认知对象在人们的潜意识中是不存在的，即使偶尔出现了，心理上也是难以接受的。中国早期经典文献《论语》中，我们的先人在对商朝的亡国之君——商纣王，进行评价时就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有一次说 “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翻译成现代文就是，“纣王的不善，不像传说的那样厉害。所以君子憎恨处在下流的地方，一旦居了下流，天下一切坏名声就都会自然而然地附加到他身上。”这样的理论在商纣王身上适用，在王莽身上同样适用。所不同的是，商纣王好说歹说还做过几件错事，而王莽彻头彻尾就是个冤大头。
或许这个世界原本就没有什么绝对的善恶，天堂和地狱。有的话也只是在人们吐出去的口水中。
样板戏曾经风靡我们这个上十亿人口的国度，即使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也都知道样板戏。但样板戏为什么要叫样板戏，它又是怎么生产出来的，用什么做的理论基础，它与其他的文艺理论又有什么区别，恐怕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怎样生产样板戏
换了主角的红色经典
上点年纪的人恐怕都知道样板戏，知道《沙家浜》，知道《红色娘子军》，知道郭建光，知道洪常青。但是知道《沙家浜》的主角原本是阿庆嫂，《红色娘子军》主角原本是吴清华，到最后才换成了我们所熟知的郭建光和洪常青的恐怕就不多了。
这样的主角互换在文艺创作中是罕见的，那么这样的互换又是基于什么样的文学理论呢？
说到样板戏懂行的人都会提到所谓的“三突出”和“主题先行”。这两个理论首创者是于会泳。
“主题先行”就是按照主题的需要去刻意塑造人物和编造情节，这样的理论乍一看去，似乎很正确，但是实际上这是从概念出发，是违反创作规律的。“领导出思想”，定主题，定题材，甚至还要规定一个粗略的故事轮廓。完全把文艺创作当成了文化领域的计划经济。
而对于“三突出”，江青曾经说过一突出，即突出主要英雄人物！但是于会泳在给《智取威虎山》做总结的时候却说“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个骇人的理论甚至连江青都感到有些勉强。
这样的理论把文学创作变成了工厂里的流水线作业。很容易导致人物的概念化、程式化。为了突出戏中的主要英雄人物，故事的主角最后往往就成了共产主义伦理道德的化身，除了高大全之外，毫无血肉可言，更不要说普通人的情感和心理了，相较之下，他们到是更象庙里的菩萨，让人感觉遥远、单薄。
被误解了的恩格斯
有意思的是，这样的荒谬的理论虽然完全是于会泳的原创，但它同样也有所本。共产主义的导师恩格斯在《致玛。哈克纳斯的信》中最先提出了现在已成成语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1888年，英国女作家哈克纳斯请出版商把她最新出版的小说《城市姑娘》转给了恩格斯。恩格斯在肯定了哈克纳斯的作品后提出了委婉的批评，在批评中，恩格斯有关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阐释。
典型（希腊文Tupo，英文Typo）一词在希腊文和英文里的原意是铸物的模子。初看上去，恩格斯的这个理论跟于会泳所谓的“三突出”似乎很像。但事实并非如此，于会泳的“三突出”强调的是作者主观上的政治认识，力图塑造出完美的又红又专式人物。但是恩格斯所说的典型，其实质却是指人物自身性格的统一。用辩证法的眼光看，每一个人都不可能只有某一方面的性格。比如，国人都了解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过去的文艺作品总习惯把他塑造成一个完美人格的化身，但在前几年央视播放的电视剧《白求恩》中，我们见到的不再是一个我们意识里需要的神，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有血有肉的人。他一方面乐于助人，一方面又困惑于自己的处境；他在手术台上可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在生活中却常常酗酒。这样的白求恩或许才更真实，更符合那个艺术的原型。熟知辩证法的黑格尔在说到典型人物的时候指出了典型人物的三大特征：性格的丰富性，确定性和整体性。通俗的讲，也就是人的意识并不是单调的，而是复杂的，但是在这复杂之中又总会有一样东西占据主要地位，而且复杂本身并非相互隔离的而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的。
样板戏的理论违反了文艺创作的规律，违反了浅而易知的辩证法，所以在很多年后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诟病，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也就是必然了。
常人羡慕皇上，认为皇上就是峰顶。其实未必，珠穆朗玛够高了吧，可他顶上照样还有更高的东西——积雪，皇上也是人，也免不了俗，他们也有自己羡慕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