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商会在深圳成立，而且是在一个与清华大学合作的机构——博商院成立，注定了其天生具有多种优良基因。
博商院招生总监曲雪梅认为，博商会之所以会应运而生，原因在于将同学会和商会的形态合二为一，同时，也避免了它们彼此之间的一些盲点，这种“二合一”式的结合是基于深刻洞察客户需求的一种创新。
在曲雪梅看来，博商会的产生，既是历史的偶然，也是历史的必然。广东地区也存在各种商会、行会及同乡会等，但它们也都有各自的盲点。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企业自身的发展，企业对于要参与什么样的组织有了更高、更多的要求，不仅包括传统的同乡联谊、互通有无、商业合作、产业合作，还包括持续学习，整合产业链、资金链，政企对接等多种需求。同乡会、商会或校友会等单一性质的组织，已经无法满足企业家们的全方位需求。
博商会成立将近两年的时候，秘书长郑义林写了一篇文章，总结了观察博商会的三个维度，他认为：纵观国内外，由同学关系衍生而来的同学会，大都属于民间组织，偏向纯联谊的私人性质。博商会基于同学会且高于同学会，以同学关系行商业化运作，形成同学抱团发展的局面。
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商帮文化，常以血缘、地域为其特点，如浙商、粤商、苏商、徽商等。在传统商业社会中，商帮在商业往来中起了很大作用，有效地整合了商业资源，近现代随着市场契约精神逐渐兴起，商帮功能逐步削弱，“商帮”也虚化为一种文化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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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帮是以乡土亲缘为纽带，以会馆办事机构和标志性建筑的设立为标志的商业集团。
在古代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向来推行重本抑末的政策。对于商人而言，国家没有明文的法律保护，而民间又对商人存有“奸商”的歧视。因而，在那样的年代，商人利用他们天然的乡里、宗族关系联系起来，形成商帮组织。商帮内成员互相支持，同舟共济，成为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制定者和左右者。同时，商帮在规避内部恶性竞争、增强外部竞争力的同时可以在封建体制内利用集体的力量更好地保护自己。
历史上比较著名的有十大商帮，具体为山西商帮、徽州商帮、陕西商帮、山东商帮、福建商帮、洞庭商帮、广东商帮（广府、客家、潮汕）、江右商帮、龙游商帮、宁波商帮。
中国有种类繁多的协会组织，作为企业、政府、消费者之外的又一种力量而发挥作用；大多数行业协会充当政府的助手，在一定范围内行使政府管理经济事务的职能，很难对企业有实质的帮助；少数民间协会虽然意图采用抱团发展的模式，但因利益难协调而被边缘化。
在他看来，博商会是介于同学会、行业协会、商帮组织之间的一种新型商业生态，取各家所长，有机融合而成。博商会这样的组织，之所以在深圳率先出现，与深圳独特的地方环境有密切关系。
博商会所在的深圳南山区，距离蛇口不足15公里，蛇口可谓中国最早的一块改革开放试验田，以袁庚为代表的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在蛇口动了深圳特区建设的第一锹土，敢为天下先的“蛇口精神”就此在深圳扎根，影响了一代代深圳人，更影响了全国。
在深圳博商院长期工作的一群人，以及来自五湖四海，但最终汇聚到清华以及博商院学习的企业家们，潜移默化中受到了“蛇口精神”的影响，他们在日常工作中，就一直以创新、敢为人先而著称。就拿年近六旬还到清华学习的石坤山来说，其身上就体现出了典型的敢想敢做、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正是有了这么多继承了深圳创新基因的一批博商人，博商会才在深圳博商院应运而生了。这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
而博商院一直与清华大学紧密合作，这也使得博商会继承、发扬了清华大学的独特气质。百年历史的清华大学，其人文底蕴非常深厚，著名国学大师陈寅恪曾总结了几句清华人的精神特征，其中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后来，清华大学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作为校训。敢于冲破世俗、敢于挑战传统、勇于创新，已经作为清华人的人文基调广为世界所知。
这批在博商院接受了两年清华大学教育的企业家学子们，已经深深打上了清华的烙印，清华的人文精神也已融入他们的身心。
于是，在深圳这个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一批博商人将清华精神发扬光大，开创了中国行业协会、商会、同学会等多种组织融合之先河，创办了这个独具特色的“博商会”。
无可讳言，博商院先进的办学理念和有力的招生队伍，保证了博商院的持续发展，更重要的是，大量企业家学员来到博商院学习，博商会才有可能应运而生。而博商院办学的成功，为博商会前期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必备而充裕的资金支持，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会员基础。
有了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会员，博商会打造全新的商业文明的组织，进而实现商界理想国的梦想才有了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