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刊《终点》创刊十年纪念专号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我曾经写下这样一段话：“一个词语也正如这样一辆夜行的火车，在书面表达或口头传播过程中，历经不同时代的朝野更替，浩浩荡荡几千年的颠沛流离与多舛命运的撞击，其始源命名的最初天然立体时空对应的丰厚涵义，已遭遇严重耗损。”
我们现在顺手使用到的任何一个词，仅仅是一具词语的空壳对另一具空壳的联想而已。
现在，这列火车早已抵达了续‘朦胧诗’、‘第三代诗歌’的诗者之后更年轻的一代‘70’后诗人面前。这要求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者去勇敢面对这种现实：如何将此刻面对词语空前的抽象之空，去体验为一个真实的、单独的，具体填充进个我生命性灵血肉的不可重复的言说过程，并在此过程中让我们有力感受到诗者自我精神意识呈现出的某种绝对清晰的生命印痕。
从1996年，陈卫在南京创办《黑蓝》，宣布‘70’后这一写作概念成立的发轫之初，到迄今为止，时间已经整整过去十四个年头。期间，各类推波助澜，象征‘70’后诗人有意识的自我确立‘70’后诗写的标志性建筑活动持续不断：从1999年安石榴、潘漠子在深圳主编的《外遇》诗报推出“70年代出生中国诗人版图”专号到2000-2001年黄礼孩在广州主编的《诗歌与人》集中火力连续推出两辑“中国70年代出生诗人诗歌展”及第一部正式出版的《70后诗人诗选》（海风出版社），一直到2008年刘春主编的《70后诗歌档案》（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这个过程，不但可以视作‘70’后写作群落集体浮出水面的过程，更是宣告又一代人不可遏制的声音主动出击向他所处时代自我命名价值观念的必然出场。
近年来，诗歌界围绕‘70后诗歌写作’这一概念的相关论争，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唯一达成不争的共识，那就是：‘70后诗歌写作’概念只是一种方便言说，以诞生实在肉身生命的粗暴历史线性时间为标准划分、命名的，泛指所有20世纪70年代出身诗人写作现场的笼统称谓，因此，这一概念从来不是一种写作方式或一个诗歌流派。
对这一论断，我的认识恰恰相反。
痛苦的相反。一如前苏联诗人曼德拉斯塔姆在一首《不，我不是任何人的同时代人》一诗中，以强烈的双重否定的判断句，暗示了他，不但是，或许是唯一，被灾难的命运选中并驱逐，又注定必在语言的担当中复活的任何时代的同时代人。
因为，我坚信，一个时代必须有一个时代的灵魂塑形及其不可被再次重复的声音发出。
正如‘朦胧诗’或‘第三代诗歌’的诗者以其独特的思想气质、语言文本创造及对诗艺本体价值的不惜牺牲掉自我生命的革命性冒险体验与领会，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必然使命。
同样，‘70后’这样一代人也必须完成他们所处时代，面目迥异于上一代人自我独特精神肖像的刻画。
与作为运动的‘第三代诗’选择‘朦胧诗’当成主要攻击目标不同（其中有策略上的考虑），70后诗人无可选择，他们不够强大的力量最初只能选择自我，并小心翼翼在一步步甩掉前人的拐杖过程中，渴求最终获得自我写作声音的确立。
因此，不可避免，在‘朦胧诗’或‘第三代诗歌’的强大光照下，一部分70后诗人的写作自动陷入了他人制造的传统既有模式撒落的阴影。
这里面包括70后部分诗人无意识接受下来的口语写作、知识分子写作或与商业主义现金市场勾兑娱乐至死阅读噱头的下半身写作。
同时，随着时间的淘洗，在我关注过的阅读视野中，真正能够呈现70后写作倾向，在思想力度、精神高度与文本与理论实力都在日趋稳步前进并逐渐显露出新的语言风格面貌的，有这样几支不可忽略的主干脉流：世宾、黄礼孩依等人据民刊《诗歌与人》倡导的‘完整性写作’、梦亦非依据民刊《零点》倡导的‘地缘’写作；陶春、刘泽球依据民刊《存在》倡导的‘存在’写作，蝼冢、陈肖等人倡导的‘神性写作’……
因为上述谈到的几种有思想底蕴支撑的写作方式，除了持续创作出数量、质量令人感到惊异的短诗、组诗文本外，更有气势恢宏的长诗横空出世。比如刘泽球惊天动地的《赌局》、陶春的《时代之血与它的冷漠骑手》、《天·怆》、梦亦非的长达数干行的《空：时间与神》、蝼冢的《铜座》等系列不断推进的长诗制作等等。
我一直认为长诗的出现，不但是检验一个时代诗人是否在局部或整体通透自我世界的才华喷射，更是衡量一个优异诗人是否具备综合述说能力的重要标尺（包括他的智知储备、心能储备、生存体验储备等等）这样的储备是期待某一日借助语言的天梯飞身一跃，撞见本源的诉说，本源就是指一事、物或人的形象从宏观到微观诞生的本性之源。间断的诉说是短诗，是思断裂，与本源暂时断裂的领悟之言说。更远之，长诗的诞生与出现是种族文明与个体心灵撞击后绽放出的终极语言之花。
因此他超越了单纯的诗歌领域，而成为社会——政治——经济一一历史——宗教—一哲学——艺术—一自然——种族生命与宇宙各类元素的浑雄交响。
持续的心灵活动为诗赢得了形式，每—行，作为开始刚刚结束；每一行作为结束又刚刚开始，这种自足的循环往复的结构赢得了诗篇的面孔，而诗篇的面孔为诗者赢得了大地上站立的面孔。
在这新世纪十年的紧要端口，我吁请‘70’后诗群的毅然站立。
必须要拥有一个巨大文化定力的吸盘和一个健壮的胃，去消化、吸收我们可能接触到的一切前辈诗人留下的精神矿脉与心灵养料。同时，还必须具备自身不可重复生命特性的美学意识与抵达真理道路的双重信仰的过滤器，去完成自身命运的书写。
诗者，天地之心。
因为，他们，即是他们所处时代的良知，而非被各种权、势之力（包括现金、科技或各类政治组织）的话语左右的传声筒。这从来是彰显独立人格与坚持自由创造信念的诗歌之火的古老法令。
它要求介入的诗，深思的诗，人格的诗，严肃的诗，构成的诗，生命的诗！活着时的肉身即如此清晰、真实与深刻领会了死亡之光的强力馈赠，这样提前发生的，渴求凸现生命完整意识的抒写姿态与使命，是每一个严肃写作者必须历经的冒险。
事实上，这也是一次迥然异于以往无数次诗者体验放逐的回归，要求诗者必然以绝对自我的方式，从抽象的概念召唤，回到与之对应的正在发生的现实或其现实中的超现实之纬，从死的文本样态，回到与之对应的正在发生的人的人本塑形。从无所不在意识的绵延，回到具体的生存着的个体的人正在发生着的具体命运，并要求我们的语言去照亮与承担。
与文本对应‘70’后的批评领域，严格意义上来说，‘70’后这一写作群体内部，还没有产生出自身具备有严肃、专业供奉与牺牲精神的文学批评工作者。因此，‘70’后的写作文本价值与精神意义尚未被充分发现或打开，要么，是处于前辈诗歌批评工作者的片面误读；要么，就是干脆眼不见心不烦式的任其大面积悬置与遮蔽的违心漠视。或许，这也从另一种意义表明‘70’后的写作，从根本上还没有产生真正具备公信、公认与广泛影响力的伟大作品与诗人，即使有，或许按照当下流行的说法，他们正走在路上：一种颈瓶状态—一突而未破的形象说明。
诗歌的宿命又交与在更新一代极少数执着精神盗火者的手中。
“愿意的人，被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被命运拖着走。”
我以德国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结尾最后一句话，作为这次谈话的结束。
陶春
2010-11-25于内江
注：本文系“2010中国江油太白诗会暨70后诗歌论坛”发言稿。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