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家似乎和穷有很密切的关系。“穷文人”、“文穷而后工”等话，是常常可以听到的，到底文人都是穷的吗？相反的，汪静之曾主张穷人不能做文人，他说：
经济是作家的肥料，肥料决定植物的荣枯，经济决定天才的高下。……一个作家生长在富裕之家，便好像一粒种子，种在肥沃的泥土里，自然开美花，结好果；如果生长在贫穷之家，便好像一粒种子埋在缺乏肥料的沙地里，不枯死便算万幸了。哪能够开花结果？
这两种论调，哪一种合理？科学的统计证明，这些都是偏见。文人的出身，并不见得一定要富裕的家境来培养；也不一定要贫穷来熬煎。在各种的家境里，都有著名的文人产生，并且他们的表现和成绩，也不分上下。
我曾统计一本外国文学史的作者的出身，结果发现出于富贵之家的占全体的百分之三十三；出身于中产阶级的，占百分之三十一；出身于贫寒之家的占百分之三十六。三种出身，几乎完全相等。这是铁的事实，谁能否认呢？现在我们略举几个人做例证。
生活富裕，工作可以从容，自然是适合于作家的条件。但是富家的子弟，却往往是懒惰偷闲，不肯努力的多。正如拉丁谚语所说：“才智与贫穷，富豪与痴钝，常常相伴。”如果在舒适的环境里，肯努力工作，那么自然有超人的成绩。很庆幸的是，自古富豪子弟里，有许多是这样的人物。
但丁、拜伦、雪莱、托尔斯泰、太戈尔、屠格涅夫等人，都是贵族的子弟；海涅、洛斯金、辛克莱、易卜生等人，都是富商子弟；雨果、缪塞等人，都是军官的儿子。此外像歌德的父亲是皇家顾问，家道颇为富有。莎士比亚的父亲也曾做过官，不过不是顶财富的人家就是了。
中国的文人，也有许多出自富豪之家。《楚辞》的作者屈原，就是与楚同姓的贵族；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自然是有钱有势；白居易、韦庄、李后主、苏东坡、辛弃疾等，都是出于帝王、贵族、官僚、大地主的家庭里，曹雪芹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江宁富翁，他自幼就生长在大观园一样的环境里。吴敬梓，世为望族，祖父的遗产有二万余金。
这些人在富裕的环境里，因为肯勤谨地学习，所以在文学的园地里，结出硕大的果子，遗留直到如今，叫我们可以享受。
我们再考察中产阶级的文人，他们没有舒适的生活，但是也没有衣食的痛苦。这些人，如果懒惰偷安，就要落于贫苦之境，如果努力工作，他们的环境对他们还有适当的帮助。自古以来，中产阶级的人最为默默无闻，但是在文学史上也记载许多出身于中产阶级的文人。
伟大的诗人华兹华士是律师的儿子，英国诗人哥尔利治（Coleridge）是牧师的儿子，罗塞地（Rossettl）是画家与诗人的儿子，小说家沙克莱的父亲是东印度公司的职员，查理·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的父亲是文学家，也是牧师，罗曼·罗兰的父亲是一位律师。
在中国文学史里，不容易分别各作家的出身，尤其是中产阶级的人物，大都使人模糊，不易考究。
现在我们谈到文学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就是许多文人是出身于贫寒之家。幼年过着极苦的生活，这种环境激起了他们的向上心；为了要透一口气，所以他们努力不息，勤谨工作，结果和富豪之子和中产阶级的人们，有同样的成就。
俄国大文豪陀思退夫斯基，十六岁在圣彼得堡工科学校读书，那时经济异常困难，完全过着穷学生的生活。他写信给父亲说：“我亲爱的父亲，当你的儿子向你要钱的时候，你总该想到他如果没有必要时决不会烦扰你，因为我知道你很困难，所以我平常连茶都不饮的。”他写信给他的弟弟说：“我因为饥寒交迫，在路上生了病。一天大雨落了下来，我们都在露天下立着，我身上连喝一口茶的钱都没有的。”
英国小说家迭更斯，早年生活极其穷苦，曾雇给人家贴广告纸，他的学问全是出于自修。挪威文人易卜生幼年曾做药店学徒。诗人卡莱尔是石匠与农夫之子。高尔基简直是瘪三出身。紫霍甫是农奴之子。佐拉和安特烈夫等人，都是出于极其穷苦的家庭。
中国文人中这种出身贫苦的也有许多：司马相如家贫无以为业，扬雄家产不过十金，梁启超家里穷得无书可读。
文人成功的条件，也许努力苦干，有勇敢坚定的意志，比富裕的生活更为重要。经济——固然是作家的肥料，但是肥料多了，没有适当的水分和日光，这肥料要把田禾都害死的。安得烈·卡内基说：“不要以为富家的子弟，得着了好的命运。大多数的纨绔子弟，给财富做了奴隶，不能抵抗一切的诱惑，而至于沦落。你要知道享乐惯了的孩子，决不是出身贫苦的孩子们的对手。”
文人的出身，不一定要在富裕的摇篮里；文人的笔也不一定要穷而后工，最要紧的不是经济，而是努力的精神和坚决的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