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兰州设立毛纺织厂，由杜月笙、钱新之、刘鸿生和行政院长翁文灏、财政部长孔祥熙及甘青宁三省主席谷正伦、马步芳、马鸿逵等人发起并募集股款。此厂关系军需民用，得到蒋介石重视，即令军委会发给“货运特种护照”以利运输。
1943年夏天，刘鸿生着手筹备西北毛纺织厂股份有限公司。筹备处设在重庆，工程处设在兰州。
这是一个官商合股经营的毛纺企业，股金3100万元，其中官股1000余万元，约占总股金的34%。其余为金融界及私人投资。后因物价激涨，器材价格超预算，筹备会决议扩充资本1亿元。公司的股东，有中央经济部、甘肃省政府、青海省政府、复兴商业公司等。金融界有交通银行、新华银行、山西裕华银行。杜月笙是私人投资中最高的，500万元。
厂地是甘肃省政府以官价拨让的。考虑到洗毛用水之便，以黄河北庙滩子34亩土地为基地，作为省府的一部分投资。又收购东邻一家造纸厂的12亩地以及附近地皮10多亩。共计占地面积63亩多。
由刘鸿生主持的重庆中国毛纺织公司以投资形式廉价转让给拉毛机、剪呢机、烫呢机等机器设备抵作股金，并免费提供图纸。
1943年建成梳纺、织造、染整等厂房300余间。1944年7月又建了仓库、礼堂、饭厅、职工宿舍、学校、围墙。1945年10月10日正式开工生产。这个西北毛纺厂就是后来兰州第二毛纺厂的前身。
西北毛纺厂特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1946年6月在重庆成立。董事14人，监察6人。同年7月在上海召开第一次董监联席会议推举杜月笙为董事长；刘鸿生为经理；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系的平伯任副经理；总工程师邱陵是中国毛纺厂总工程师，比利时国立纺织学校毕业。
在兰州开办的这家西北毛纺厂，大部分职员从设在重庆的中纺公司调入。组织机构是：董事——经理——厂长。下设营业、会计、总务，制造四课。有职员39人，工人270人。拣毛的临时工月平均170人。
拣羊毛是最艰苦的工作，每天雇用女童数十名。她们解开毛捆，用手把毛撕碎，拣去所含沙土碎石粪便等杂质。再一类一类地分开堆放，将山羊毛、山羊绒、绵羊毛、春毛、秋毛、花毛分开。然后送去水洗、晾晒。
工厂运转顺利，军政部订制的军毯顺利产出。1946年实际生产毛呢8万多米，其中军服呢58946米，其余都是制服呢、西服呢、大衣呢等，这些呢子颇受顾主欢迎。此时，资金增加到3个亿。
职员与工人的工资待遇相距很大。职员月薪最高650元，最低50元；工人最高60元，最低6元。时值物价上涨，货币贬值，工人的月收入往往买不到20斤面粉。青年工人三个月挣的钱还不够买一双布鞋。而董事长、董事等除了按股取利润外，车马费等收入更为可观。
1947年5月30日，在上海召开股东大会，决议增资至15亿元。
面对物价飞涨，资金周转极慢的现实，毛纺厂就与青海省政府洽妥，用毛纺厂所制的优质呢绒交换羊毛。
厂家看到呢绒受欢迎，供不应求。便又添置发电机、提花织机和蒸刷机各一部，加织大批厚薄驼毛绒，运到上海制成精美的床毯及男女外衣，远销港澳。这一段可谓毛纺厂的黄金岁月。是年，毛纺厂又收购了停办的西北洗毛厂。
西北洗毛厂是1940年刘鸿生与复兴商业公司合资经营的。厂地在黄河北岸草场街口（今二毛厂内西南角）。
刘鸿生调查得知，抗战以前，西北年产各种羊毛五六万斤，最高可达1200万斤。这些羊毛的去向是：天津外商各大洋行派人在青海、宁夏、甘肃采购皮毛；包头的大皮毛商店派人直接深入牧区驻庄收购，由骆驼或皮筏运到包头，再转火车直运天津卖给洋行；宁夏的羊毛由骆驼运往包头再集中运往天津；青海羊毛大都在西宁集中，把毛拧紧装入牛皮囊内，连成皮筏，上面散装羊毛包，或将羊毛装在木筏上，顺湟水入黄河到兰州，再顺河而下过宁夏达包头。最后是西北羊毛全经包头到了天津，由洋行收购并出口海外。
抗战期间，海运被封，大批出口物资只能陆路运销。国民政府的复兴商业公司就在兰州成立西北分公司，主要收购边陲各省的羊毛，在兰州分类整理、打包，陆运苏联，换回抗战军用物资。所有西运的羊毛须在星星峡由苏联专家检验，被认为中国羊毛杂质大（粘有沙土、粪便等），如不拣洗，增加成本运费，很不经济。西北分公司认同苏联专家的意见，就在哈密全部挑拣、水洗、晒干，再打包起运。
1940年，刘鸿生与复兴商业公司合资经营这家洗毛厂后，刘从重庆运来洗毛机及拖水机，又委派工程师平伯主持洗毛厂。一度洗毛业务相当繁忙。
1945年抗战胜利后，来自外地的大多员工纷纷返回原籍，厂子停产。1947年由西北毛纺厂收购，两厂连成一片，促进了毛纺厂的进一步发展。不料，1948年1月29日凌晨2时，西北毛纺厂梳纺工场发生火灾，造成账面损失6亿多元。按当时市价估合法币45亿元。厂家采取应急措施，很快复工，生产又有起色，各机关商号争相订货。
1949年，解放战争的战火临近兰州，兵荒马乱，货币贬值，兰州人处于困境，经济萧条。
1949年8月上旬，西北军政长官马步芳紧急命西北毛纺厂迁移青海，不迁即毁。但部分员工自发组织护厂团，借故推托，使派来装运机器的5辆汽车空空而去，拆机计划落空。厂长胡逸耕与“长官公署”周旋，延续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城，厂子才得以保全下来。8月27日，由军管会接管西北毛纺厂。此时资金总值为十一亿八千七百多万元。1949年这个厂销售各种呢绒4.45万米，全年盈利一亿四千一百多万元。
解放后，西北毛纺厂变成了兰州第二毛纺厂，迎来了一个新时代。
抗战时期由雍兴公司投资创办的兰州毛纺织厂，正是兰州第一毛纺厂的前身。尽管一毛厂现已破产，变成了曦华源地产，但它诞生和成长的过程毕竟是兰州工业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雍兴公司是一个有特殊背景的公司，其董事长是当时主持中国银行的宋子文。总经理束云章是中国银行西北区行经理。因为区行所在地天水为汉代的雍州，就把公司命名为“雍兴”。
“雍兴”，是在金融资本向工业资本渗透的世界潮流中产生的一种新型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甘肃，兴起在陕西，其企业基本上都是抗战期间举办的。下属20个企事业单位，分布在川陕甘三省，设有驻渝办事处和驻陇办事处。抗战时期的兰州机器厂、兰州化工厂、兰州面粉厂、兰州毛纺织厂，都是雍兴公司直属厂子。
1939年，束云章派潘炳兴考察西北羊毛资源，发现甘宁青三省年产羊毛40万担，尚有大量资源没有利用，建毛纺厂实有必要。同年冬天，雍兴公司拨款60万元，派潘炳兴为经理，还有西北工学院纺织系毕业生王文光等二人，一起来到兰州筹办兰州毛纺织厂。当时设备很难买，他们就利用英国运来的废纺织机器，改成毛纺机和毛织机。
知道洗毛用水量大，想把厂址选在临近黄河的地方。但一时难觅适当厂址，就暂时租用中国银行河路仓库一部分，即兰州市第八区吴家园村街52号，占地10余亩，有土房8座共40多间。招收工人及艺徒百余人。安装32台钢制高阳式窄幅织机，20台铁制高阳织布机，60架手摇纺纱车，3口染锅。
1941年6月，兰州毛纺织厂开工生产。产品分三类：毛呢、毛毯、地毯。后来还织棉毛呢、各色绒线及毛毡。
工厂采取集中自纺和发毛发车外纺相结合的办法，一是在马滩、广武门、雷坛河设毛纺所数处，雇工纺纱；二是发车发毛，委托商户或合作社或农户代纺；三是从秦安、通渭等外县收购毛纱。
1944年，添置了各种先进机具，由手工操作变为机器生产。职工增加到179人，年产褐子3038米，地毯4382条，双幅纯毛呢20333米，还能生产单幅纯毛呢，单双幅棉毛呢、白市布、人字呢、西班牙斜纹呢等。就毛呢一项来说，1943年年产2万余米，1945年增至3万余米。
1946年，扩展了厂址增加了设备。8月以后专门生产纯毛呢和地毯，年产量达10万米。
当时曾设想，大量生产敦煌壁画图案的地毯出口外销，还与瑞士洋行进行过谈判。直到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这个厂变成了兰州第一毛纺厂。从此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值得一提的是，雍兴公司1941年在兰州开办的兰州面粉厂，规模最大，年产面粉15万袋以上（1袋22公斤）。
加工成品粮的制粉工业（面粉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几千年来，中国种植的小麦，最早是用石臼捣碎制成面粉。后来一直沿用手推和驴推石磨乃至水磨，磨成面粉。十九世纪上半叶，欧洲开始用辊式磨粉机。1823年，波兰首先建成一座使用辊式磨粉机的工厂，由此逐步形成现代化面粉工业。中国是在十九世纪末开始用动力机械磨面粉的。但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除了沿海一些大中城市中很少的面粉加工厂以外，许多城市及广大农村仍沿用传统的石磨。兰州自明清以来大多用水磨磨制面粉。
雍兴公司创办的兰州面粉厂设在七里河吴家园，与雍兴开办的纺织厂相连。总投资国币100万元。面袋是用买来的河南土布做的。仅1940年一次就买了土布3922匹。
这个厂于1942年开始营业，其意义是，兰州第一次有了现代制粉工业。然而，要让吃惯了土磨面粉的兰州人接受机制面粉，还得广泛宣传。好在一位叫玉英的作者录存了该厂当时刊登的一则广告，叫“出售面粉启事”，其内容如下：
敬启者，敝厂为增加后方生产，便利民食起见，购置新式面粉机器，聘请优良制粉员工，选办各地超等小麦。几年来，承社会各界人士爱护指导，现已就绪，深表谢意。于十二月开始试磨，粉质洁白细腻，香甜滋补。兹将面粉价格分别列后：头等粉每袋50元，二等粉每袋49元，三等粉每袋46元，普通粉每袋38元，平民粉每袋18元。
除了本厂设门市部销售外，在西关街、桥门街、畅家巷、横街子、河北庙滩子等处设代销点，委托各商号或骡马车店代销。
从机制面粉厂诞生至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吴家园的兰州面粉厂已于1971年迁至小西坪。今天兰州的各大面粉厂，引进先进设备先进技术，在洁净明亮的厂房中欢快运转的现代化面粉生产线上依然流动着抗战时期兰州面粉厂的基因。
战事的刺激和受外力作用的推动，抗战时期兰州工业遇上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只因为这些企业绝大部分归于官僚资本所有，而不久抗战胜利，随着全国形势剧变，官员和派来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东走，经费也不再拨给。
宋子文让雍兴公司总经理束云章去接受日本在中国所设的纺织厂；刘鸿生去担任善后救济总署执行长兼上海分署署长，又被推举为中国工业联合总会理事长；甘肃建设厅厅长张心一也调回中国银行工作。
领军人物一个个远走高飞，注定了兰州工业衰落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