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中国地图，当我们的目光扫视整个中国时，黄土高原总以它那特有的黄色吸引着我们。面对那铺天盖地的黄土，当年复一年，人们惊呼黄土高原的黄土对环境的污染时，却有一位中国科学家年复一年，将一生的心血都奉献给了它。半个世纪以来，刘东生始终痴情于黄土，从中寻找全球环境变化的故事，以及对当今环境问题的启示。
黄士是刘东生一生的挚爱。1954年，刘东生来到中科院地质所，从此与中国独有的黄土打起了交道，这一干就是50多年。30年后，他和同事们拿出了一本被国内外同行奉为经典的专著：《黄土与环境》。
数百万年来，风将黄土从远方搬移到中国北部，在黄土高原上形成了厚厚的沉积层。在那本专著中，刘东生和同事们提出，一层层的中国黄土，蕴藏着200万年来一个个的地球故事，从而在传统的海洋沉积物和极地冰岩心以外，增加了一种非常难得的环境变化标本：中国黄士，为全球环境变化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
此后，刘东生和同事们开始解读中国黄土背后那一个个地球故事。这些研究为人类今天面临的环境问题，诸如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沙尘暴的频繁发生，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决策依据。
例如，他们的研究表明，黄土高原上从来就没有过大面积的森林植被。在一些黄土地区，树木难以扎根，即使种上了，过上几年也可能死掉。因此，环境治理必须因地制宜。
这些研究成果的后面，隐藏着巨大的艰辛。刘东生对当时的情形是这样描述的：“每年有几个月在野外奔走，为了工作可以披星戴月，不带任何行李，在黄土高原上走到哪里，睡到哪里。”
刘东生野外工作还意味着风险。原始黄土层往往位于悬崖峭壁，爬上去采样的时候，很有可能摔下来，非死即伤，非常危险。可刘东生为了采集到好的样本，照爬不误，置生死于度外。他几乎走遍了整个黄土高原，直到现在，他当年走过的很多地方，后来再没有人去过。在这些地方，刘东生采集了数不清的黄土样品。
不过，在刘东生眼里，这样的危险并不是最大的障碍，他常说：“科学研究的艰苦性，往往寓于它的连续性之中。”正是这样认真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年复一年的勤奋和努力，让刘东生成为黄土研究的科学先驱。
“老队员”的惊人之举
刘东生为了科学，敢于探险是出了名的。1991年，73岁的刘东生作出一个惊人的决定：参加南极考察队。要知道，去南极的一般都是年轻力壮的中青年人，考察队起初并不“欢迎”他。可他到处“游说”，考察队没办法，最后只有接受这位不服老的“老队员”。1996年，刘东生又去了北极的斯瓦巴德岛。他的考察两极的梦想终于实现了。有人问他，为什么在年迈之际做出一个个惊人的壮举？他的回答是，自己喜欢实地踏访，也是由所从事的学科特点决定的。
而早在1964年起，刘东生曾参加领导了希夏邦马峰、珠穆朗玛峰、托木尔峰、南迦巴瓦峰等高峰的多次科学考察，为中国的高峰科学考察事业闯出了一片天地。在多年的考察中，他和同事们发现了青藏高原许多不寻常的地方。如今，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已被确认为世界第一大峡谷，青藏高原上空存在的臭氧低谷也得到确认，这些都归功于刘东生的研究。在多次考察世界第三极——青藏高原以后，刘东生并不满足。他想探访地球上更多的地方，特别是南极和北极。
中科院地质所流传着这样一则趣事。2000年，刘东生软磨硬泡，要随队去南沙考察。考察队就准备了几套方案，以便在老先生晕船时迅速送回岸上。谁能想到，刘老先生年轻的时候，竟然拿过天津市的100米自由泳冠军。结果呢，船上的年轻人几乎全趴下了，老先生却仍神采奕奕。也许是多年艰苦的野外生活，养成了老先生乐观幽默的个性，当拿到“泰勒环境奖”这一环境科学的国际最高奖项时，刘东生幽默地对记者说“我可以回家向老师报喜了！”其实，早在1942年从西南联合大学地质系毕业后，刘东生师承中国地质调查所著名科学家杨钟健进行鱼化石研究，曾获得过古生物领域颇有影响的马以思奖，因此此次得奖并不是第一次。
如今，刘东生老当益壮，依然牵挂着心爱的中国黄土、青藏高原，以及南北两极科学研究的最新进展情况。从美国捧回泰勒奖以后，他又像往常一样，每天去办公室上班，还要去中科院研究生院讲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