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回到鲁国后，首先碰到的一个棘手问题是季康子要实行新的赋税制度，正做着季氏总管的冉有（即冉求）一再请孔子表态，于是引发了孔子、季康子与冉有之间的冲突。一贯坚持的政治原则是“强公室，抑私门”，所以他在当上大司寇并代理执政后，就毅然冒险平毁三家大夫的城堡，结果得罪了这些权势之家，落得丢官去职。在得到季康子的允许后，他才结束了流浪生涯，返回故国。按理，孔子应该处理好与季氏的关系，尽量不要拂逆三家大夫的意志。然而，孔子是个宁要原则不要官位的人，他虽然对季康子盛情邀他回国不无感激之情，但在原则问题上却不改初衷，这就使他与三家大夫特别是与季氏难以建立融洽的关系，因而冲突就不可避免了。
鲁国的税制改革开始于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的“初税亩”，废除以前“使民以藉”的助耕法，即劳役地租，改为一律按田亩征税，税率大约为收获物的十分之一。鲁成公元年(公元前509年)又实行“作丘甲”，即以丘(方四里)为单位征收军赋。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季康子在前两次改革的基础上，准备实行新的赋税制度，征收收获物的十分之二，比原来差不多增加一倍的剥削量。
因为孔子刚刚从国外返回鲁国，享受国老的待遇，具有很高的威信，季康子就让冉求征求他的意见，目的是利用孔子对他的感激之情求得孔子对这个税收方案的赞同。只要孔子表示同意，季康子就可以上对哀公有个交代，下对其他臣民陈述充分理由。
然而，季康子的算盘打错了。孔子还是孔子，他决不违心地同意自己反对的举措。所以，当冉有兴冲冲地就这项政策征求孔子的意见时，孔子以不了解情况为由拒绝表态。冉有连问三遍，一再恳求说：“先生身为国老，德高望重，大家都等着您老表态，您为什么不说话呢？”孔子仍然不表态。其实，孔子不表态已经是最好的表态了。
后来，孔子私下对冉有不客气地说：“君子办事应该以礼作为标准，施舍要丰厚，办事要中正，赋敛要微薄，如果根据礼法办事，过去以丘为单位征收赋税也就可以了。如果不根据礼法办事，就是按田亩征税也难以满足贪得无厌的欲望。事情明摆着，季孙氏想按礼法办事的话，从前周公制定的典章制度俱在，何必问我？如果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就更没有必要来问我了！”对冉有讲上面这番话的目的，自然是让他传话给季康子，希望季康子考虑自己的意见，不要实行新的税制。
然而，季康子根本不把孔子的意见放在心上。第二年春天，他就宣布实行新的田税政策。这时，作为季氏家臣的冉有全力协助季康子推行这一政策，使他更快地聚敛了大量的财富，比鲁国国君更富有。孔子看在眼里，十分气愤地对弟子们说：“冉求不是我的门徒了，你们可以大张旗鼓地声讨他啊！”在孔子的弟子中，冉有具有卓越的行政才干，他讲求实际，善于独立思考，有很强的随机应变能力，在感情上也比较接近季氏等新兴的势力，因而他能在季氏那里得到信任并做出显着成绩。也正因为如此，他必然与孔子的理想主义发生矛盾，冲突也就难免了。孔子对冉有在季孙氏推行新田赋政策时的表现非常恼火，所以才号召弟子大张旗鼓地声讨他。一向待弟子和蔼可亲的孔子只有对冉有发了如此大的火，这说明他们之间的分歧实在是不同寻常。
冉有对孔子的态度也感到困惑和委屈。自己费了很大的力气在季康子的面前为老师疏通、申辩、说项，才使孔子返国愿望得以实现，不料老师归来不久，就将自己骂得狗血喷头。冉有满腹委屈地对孔子说：“先生，不是学生不喜欢您的学说，而是我的能力实在不够呀！”孔子余怒未消地反驳说：“能力不足的人是走到中途才停止，而你现在却是自动停止前进。”
不久，季康子要去举行祭祀泰山的典礼，孔子知道后很不高兴。季氏家族仗着自己财富超过鲁国国君，又长期把持国政，不时干出一些违礼之事。以前，季平子祭祀祖先时，居然使用天子的礼乐，让八个行列的舞蹈队翩翩起舞。今天，季康子居然又要去祭祀泰山，泰山可是只有周天子和诸侯们才有资格祭祀的啊！不久前，孔子虽然对冉有的行为不以为然，愤激时甚至宣布他不是自己的弟子，但气消以后冷静下来，他还是同冉有来往，保持着师生之间的情谊。希望阻止季康子的非礼行为，于是找来冉有，问他：“你不能劝阻此事吗？”冉有回答得十分干脆：“不能。”孔子沉默了一会，失望地慨叹说：“呜呼！难道泰山神还不如凡夫俗子林放（孔子的一个弟子）知礼吗？”孔子对季康子的违礼实在是无可奈何了，只能想像知礼的泰山神不会接受季康子非礼的祭祀而已。明白，他对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弱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时代的航船向着他不愿看到的方向驶去。他愤怒、迷惘、忧愁、悲叹，却又无可奈何。于是只得埋头于学问，与大自然对话，希望在昏乱的政治之外找到心灵的寄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