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是一颗冉冉上升的明星，在万千学子心中，他就像一颗启明星或者说是北斗星——其实这也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对于胡适来说，这个时代的开启应该是那篇划时代的《文学改良刍议》。
翻开历史发黄的册页，1918年 1月，新年刚刚开始，胡适的力作《文学改良刍议》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仿佛投入一枚重磅炸弹，一潭死水的中国顿时狂飙突起。陈独秀趁热打铁，在第二期上发表《文学革命论》，高举起“文学革命”大旗，一把大火冲天而起，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熊熊燃烧起来。历史翻开这全新的一页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历史选择了胡适、陈独秀乃至蔡元培完成这一任务，也是命中注定的结果，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就在于它的理所当然和独一无二。当年轰动一时的《新青年》杂志胡适提出的“文学革命”在当时是大势所趋，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其实有着漫长的思想铺垫——从根子上来说，新文化运动从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的洋务运动就已经开始。鸦片战争使中国被动地开启了国门，西风劲吹之后，一大批中国的知识分子看到东西方的巨大差距，也清楚地知道中国落后在哪里。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人性的必然，也是历史的必然，甚至可以说，落后就没有生存的理由，风靡一时的《天演论》就证明了这一点。一大批忧国忧民之士掀起了洋务运动，他们开创新式教育，创办新型企业，试图增强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改变中国长期落后挨打的局面。经过近百年的努力，洋务运动几兴几衰进展缓慢。如果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国家的形象，仅仅从实业层面改变成效低微，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必定要触及体制与文化——民国以后的思潮涌动以及新文化运动就应运而生，水到渠成，用胡适自己的话说，也是被逼上梁山。
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往往从偶然的小事引发——“文学革命”
的起因是怪人钟文鳌。钟文鳌当时在一个专门给留美官费生按月寄生活费的机构供职，他提出一项“废除汉字、取用字母”的主张，胡适十分反感启用字母，但是他也感到在西风渐进的形势下，汉文（当时指文言文）“乃是半死之文字，不当以教活文字之法教之”。当时的文言文只出现在书面语中，而在生活中，大家都使用口头白话语。胡适认为的“活文字”，就是口头白话语，即白话文，全新的时代全新的思想必得由一种全新的语言来传播，改良文言文命题由此而出，切入了正在酝酿中的中国新文化运动之中心旋涡。
历史的脚步从来都是在强烈反对中迈出，“文学革命”遭到各方强烈反对自然毫不奇怪，别人就不说了，首先是胡适那些志同道合的当年老北大著名的沙滩红楼
朋友也不能接受，从口水仗到笔墨仗，官司一打再打。他的好朋友、康奈尔大学化学系同学任鸿隽甚至讽刺他：“文学革命自命者，乃言之无文……吾国文学不振，其最大原因，乃在文人无学。”胡适不为所动，在他眼里，“文学革命”只是他一系列变革的出发点，他看得很清楚，也很高远：“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替代了‘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和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换句话说，所谓‘文学革命’，就是用白话文替代古文的革命。”
“文学革命”的提出让胡适在美国留学生圈子中受到炮轰，《文学改良刍议》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后，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
正在此时，由绩溪老乡汪孟邹的牵线搭桥，胡适与安徽老乡陈独秀结识，几番书来信往，胡适认定陈独秀是志同道合者。不久，陈独秀来信约稿，要他“以所作写实文字，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这时 1917年已悄然而至，《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胡适在文中对“新文学”提出了著名的“八不主义”：“一须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须讲求文法，四不作无病之呻吟，五务去烂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 ”与胡适的小心谨慎相比，陈独秀则更加激进，他不仅完全赞同胡适在“刍议”中改良的“八不主义”，进而提出革命的“三大主义”：
“一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二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三曰：推倒迂腐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陈独秀写到此似乎还意犹未尽，旗帜鲜明地表白：“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之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
两面文学大旗呼啦啦亮出迎风招展，一场影响深远的文化革命正在中国人精神深处徐徐铺开。
1917年，学成归国的胡适
（二）
1919年 5月 4日，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标志之一，五四运动不等于新文化运动，只能说它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所发生的一系列变革必然导致这样的结果，从火烧赵家楼到提倡白话文，再到捍卫自由与民主——新文化的影响日益深远，国人开始变得理性。而文化层面的变革也悄然发生，比如章士钊们的法律意识与蔡元培的教育理念——伴随着新文化运动深入人心，胡适像一颗启明星在北平的夜空冉冉升起，他不是一颗孤星，伴随着他的是一片光芒闪烁的星座，在他的周围，都是一些如雷贯耳的名字：陈独秀、蔡元培、鲁迅、周作人……这一片璀璨的星群，照亮了东方古国漆黑的夜空。
人之命运存在着太多的偶然，偶然的阅读、偶然的相逢，让两个不相干的人相识，继而生死与共，进而做出惊天地泣鬼神的事业，不但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未来走向——胡适与陈独秀乃至蔡元培的相识相知便是如此，但是这个偶然其实也包含着必然，这便是志同道合的理想。
胡适与陈独秀相识得益于
绩溪老乡汪孟邹，当时汪孟邹在陈独秀肖像
安徽芜湖主持科学图书社，从安徽怀宁大山里逃出来的陈独秀正在此主编《安徽俗话报》，汪孟邹认为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便介绍他与正在美国留学的胡适相识。两人一拍即合成为密友，胡适从国外归来，人没到家，便从上海来到芜湖，专程与陈独秀会晤，两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1915年秋天，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交给已赴上海创办
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出版，并邀请胡适撰稿。同乡之好加上同道之谊，胡适当然没有理由拒绝，似乎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胡适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发韧之作，后来成为万千学子的精神食粮，引领着一代人在暗无天日的荒原上，看到日出的方向。
与陈独秀结交是胡适人生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他的那些战斗檄文大都是在陈独秀敦促下写成的，两个人也由此结下深情厚谊。虽说志同道合，但由于两人个性不同，反应在为人处世上便有了很大的差异。但是胡适十分珍惜他与陈独秀的友谊，彼此间无论分歧有多大，他总是把陈独秀当做他的朋友，称他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好朋友”、“我们两个老朋友”。胡适的性格温文尔雅，他有一句名言：“此身非我有，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而陈独秀则性情古怪，说话直爽不怕得罪人，他几乎一见胡适就谈他的主张，谈不拢就辩，辩不过就吵。胡适实在受不了时，也不和他吵，就用脚跺地陈独秀创办的《安徽俗话报》
板，表示他已经很生气了，你不用再说了，陈独秀知道他的习惯，这才默不作声。
1933年 10月，胡适从国外回来路过南京，可能因为事多，就没有去看望陈独秀。一直到了北平，他才写信给陈独秀解释：“我此次匆匆回国，未去看你，请原谅。两个月后有事还要去南京，届时一定去看你。”陈独秀收到信后忍不住破口大骂：“什么东西，出大名了，成人物了，有时间同达官贵人周旋，独没有时间看望老朋友，什么东西。”当即修书一封给胡适，声明与他绝交。胡适看后一笑了之，他知道这个老朋友的火爆脾气，一点小事在他那里常常搞得一惊一乍的，成了塌了天的大事，胡适并不太当回事。两个月后他来到南京，装作没事人一样去看望陈独秀。果然，陈独秀火气早已经散了，还像往常一样坐下来与他对谈，谈不拢就吵。据说有一次陈独秀吵得很凶，那时候陈独秀是中共领袖，是叱咤风云的人物，两个人争执的焦点是如何对待帝国主义和群众运动。陈独秀认为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根源于帝国主义压迫。胡适则根本不承认解决中国的问题有什么简单的方案，反对“把一切罪过都推到洋鬼子头上”。两人争得面红耳赤，平时极具绅士风度的胡适这次也受不了，最后拂袖而去。
风流潇洒的青年学者胡适
激进的姿态、自由的心灵、深远的目光与火爆的脾气，总是给陈独秀带来牢狱之灾，他一生先后四次被逮捕，每一次胡适都参与营救。最后一次入狱是在 1932年 10月，蒋介石逮捕陈独秀的理由是“专事赤化”，决定“迅予处决”。千钧一发之际，胡适联合丁文江、傅斯年、任鸿隽等学者名流急电蒋介石，反对草率处决，要求交由司法部门作谨慎处理。同时，胡适利用他的社会影响，亲自出马作《陈独秀与文学革命》的学术报告，争取各界同情与支持。迫于舆论压力，“迅予处决”说法被收回，改判陈独秀 13年徒刑。虽然挽救了陈独秀的生命，胡适仍不罢休。1937年 8月，蒋介石派他到美国进行外交活动。胡适利用这一特殊身份，给当时大权在握的汪精卫写信，请汪与蒋介石商谈，提前释放陈独秀。8月 23日，陈独秀果然出狱了，辗转幽居江津。多年后胡适“请他去美国写自传”，陈独秀以“烦见生人”为由婉拒了胡适的好意，最终在江津寂寞地作别人世。
（三）
在胡适生命里，除陈独秀外，另一位不可多得的恩师就是蔡元培——如果要找出新文化运动的三驾马车，除胡适、陈独秀外，另一员大将只能是蔡元培。
蔡元培其实早在 1911年就注意到了胡适，那时候胡适还是个19岁的毛头小子，正在康奈尔大学农学院读书，整天为苹果的分类、小麦的灌浆搞得头昏脑胀。他的兴趣当时完全在文史哲上，在闲时写了篇《诗三百篇言字解》，被蔡元培无意中看到了，就托人联系他，想聘他到北大教书。因为那时离毕业还早，胡适也不知将来能干点什么，就将这件事含糊过去，但是爱才心切的蔡元培从此心里就有了这个不同一般的文学青年。后来他在《新青年》上又看到胡适几篇谈新文化的文章，对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更是刮目相看。
蔡元培 1917年开始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当时的北大只是政府的附庸。从京师大学堂开始，北大一直就是一个官方性质的机构，它与皇宫仅一墙之隔，这决定了它的性质与国外教会创办的学府有着根本的区别。蔡元培接手北大时，教授们都在政府部门做官，学生们对于在课堂学习知识与真理，也完全没有兴趣，他们进入学堂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像老师那样，做一名官僚。蔡元培从来到北大的那一天起，就抱着改变北大的办学目的，他认为大学不是一个职业培训中心，大学是一个追求真理的地方，是国家与民族的思想库。他在就职演说中说：“把人格培养作为大学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为了完成这个重要的任务，他必须寻找强有力的助手，他选中了胡适与陈独秀——所以新文化运动以北大为中心实在是再合理不过的事。
胡适、陈独秀此时声誉鹊起，但问题是陈独秀当时连个文凭也没有，属于自学成才——蔡元培也不管那么多，正式致函教育部，请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报告后面附有陈独秀履历一份：
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牌匾
陈独秀，安徽怀宁县人，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教育部果然批复了北大的任命函，为了让教育部顺利批准对陈独秀的任职，蔡元培甚至给陈独秀伪造了假文凭，履历中所附的所谓的“日本东京大学毕业证书”是假的。蔡元培只是看中陈独秀的才华，对学历文凭倒并不在意。陈独秀做了北大文科学长后有点三心二意，虽然他主持的《新青年》炙手可热，但他显然对政治更感兴趣，而且在私生活方面也不断被人指责，后来胡适便取而代之。
胡适在北大第一次授课讲的是《中国哲学史》，第一章就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以《诗经》作时代说明，抛开夏与商，直接从胡适与蔡元培合影胡适在北大
周宣王讲起——这一个开头简
直是石破天惊，哪位老师这样
讲中国哲学史？几个“刺头”
学生傅斯年、顾颉刚甚至要找
他麻烦，将这个不知天高地厚
的小胡老师轰下台。可是一个
星期听下来，傅斯年和顾颉刚
碰了头。傅斯年说：“他讲得
的确不差，有眼光、有胆量，
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 ”
傅斯年叫来更多别的系的同学来听课，后来学生们一致说：“他这一条路是走对的，你们不能闹。”这样的好老师谁会起哄闹他？学生们都服了他。
对于胡适在北大的言行，许多旧官僚、旧学派根本看不惯，林琴南就是其中一位，他喋喋不休地指责胡适“仅仅以白话文藏拙”。
蔡元培对胡适十分偏爱，凡涉及到别人对胡适的不实之词，他总会站出来反击：“胡君家世汉学，其旧作古文，虽不多见，然即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其后在“美国新闻家文艺学会招待会”上，他又发表演说高度赞扬胡适：“最近五年，北京大学的教员，有竭力提倡白话文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就是哥伦比亚毕业的胡适氏。”给胡适奠定了学术地位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出版也得益于蔡元培先生，此书稿完成后受到广泛的怀疑，甚至没有出版商愿意出版。蔡元培认定这1930年的胡适
是一本好书，反反复复地鼓吹这是一本难得一见的著作。在他的游说下，商务印书馆勉强接收，却并不看好，只付了胡适区区 30元版税。没想到书出版后轰传一时，面世三年再版七次，实属罕见。
面对恩师的栽培，胡适回报给蔡校长的，是勤奋努力的工作，他几乎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北大教学中。北大之所以成为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始作俑者，离不开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等一大批文化人的努力。胡适对蔡元培一直心存感激，多年之后他这样说：“我底（的）青年期如果没有蔡先生的着意提挈，我底（的）一生也可能就在二三流报刊编辑的生涯中度过。”
（四）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高涨，胡适声名日隆，京城文化圈开始流行一句人尽皆知的口头禅：我的朋友胡适之——胡适一向酷爱交友，众多作家教授因着胡适闻名也愿意结交他做朋友。胡家整日高朋满座宾客如云，胡适俨然成为京城文化圈中心人物，成了全国万千学子抬头仰望的启明星。
成熟、稳重的胡适
说启明星一点也不夸张，当时在北平，在全国文化人中间，谁人不识胡适？而胡适也几乎和所有文化名人成为朋友，那些安徽老乡，比如后来在美国入住难民营的张爱玲、笑眯眯的“情敌”汪静之、脾气不好的徽州女人苏雪林、徽州绩溪的毛脚女婿梁实秋、爱吵架的安徽佬陈独秀、不会洗袜子的老乡陶行知等不用说了，仅昔日的老友就几乎囊括了民国所有的文化界名流：笔迹像男人的眉娘陆小曼、穿西装的“杨贵妃”梅兰芳、愤怒的文艺青年郁达夫、喜欢抹胭脂的美男子邵洵美、爱好接吻的诗人郭沫若、漂亮的蒋家厨娘宋美龄、西湖边的美男子汪精卫等等。他亲自去看王国维，一老一小生出相见恨晚之感，不知不觉谈了一个多小时。王国维突然问胡适和朋友们在一起，从左至右分别为：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胡适：“小说《薛家将》写薛丁山弑父、樊梨花弑父，有没有特别的意见？”胡适从没想过这个问题，只得含糊地说着，心里就讨厌王国维脑袋上那根油光水滑的大辫子，恨不得拿把剪刀上前咔嚓一声剪掉才过瘾。因为在中国公学教过杨杏佛，杨杏佛每次见到他都要行大礼，后来杨成为孙中山的秘书，一见面仍然不改礼节，慌得胡适手忙脚乱。但是再如何制止，杨杏佛仍执意要行弟子大礼，胡适制止不住，只好指着杨的大红鼻子喃喃地说：“你这个杨大鼻子啊。 ”冰心经常给他写信，将吴文藻的呆傻告诉他，比如当时有一种食品叫“萨其马”，被孩子称为“马”，吴文藻到商店去购买，递上钱说：“买那只马。”售货员莫名其妙。院子里种了一株丁香，吴文藻说：“这是什么花？”冰心捉弄他，说：“香丁。”于是，吴文藻逢人就说：“我们家院子里种了一种花好漂亮，叫香丁。”经胡适的八卦，这个段子后来在京城文人圈人尽皆知。
胡适的朋友老少不拘，从羞怯的小男生杨振宁到求他写传记、以虾行贿的老顽童齐白石，他差不多都能谈得拢。当然，最得他心仪的还是北大那帮哥们儿，从小就喜欢他才情的老北大管家婆蔡元培就不用说了，那个天才诗人徐志摩和他好得换裤子穿，要细说起来，徐志摩与陆小曼的浪漫之恋还是胡适牵的红丝线。有一天胡适对徐志摩说：“这北平有位特有名的王太太，你一定要见见，你见了她才知道什么是妙人。”徐志摩满脑子都是罗曼蒂克的念头，一听胡适这样说，哪里还能耐得住片刻等待，剃了胡子又换了衣裳，打扮得风流潇洒就去见美人，一段倾城之恋就此成为后世浪漫爱情经典。他与周家三兄弟都有频繁交往，爱吃辣椒的外科医生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引起极大反响，鲁迅高兴得手舞足蹈，第一件事就是请胡适来吃饭。一道放过辣椒的梅干菜扣肉，一道朱安自制的油炸白薯饼让胡适百吃不厌。胡适说：“据我所知，江浙一带人爱甜不吃辣，先生好像是个例外？”鲁迅说：
“你说对了，我们绍兴人没有吃辣椒之好，独鲁迅有辣椒之嗜，我是用此物解困。”说着话就在墙上挂的辣椒串上摘下一只，塞进嘴里。胡适哈哈大笑，两个说到饮食文化，也谈得不亦乐乎。鲁迅与周作人绝交后，胡适仍去看望那个想开茶庄的“茶农”（指周作人，编者注），帮他找了几份工作，甚至劝他无处可去时，可以去台湾。胡适是一个大好人，借钱给林语堂，帮助沈从文谈恋爱，和马寅初打牌，与季羡林闲扯，始终和孤傲的孩子王钱穆说着最和气的话，对于 75岁的冲动“少年”蒋梦麟和那把最著名的“茶壶”辜鸿铭，他也始终微笑欣赏，认为北大林子大了，里面应该有一些怪鸟——在胡适的朋友中，引起最大争议的还是小皇帝溥仪，溥仪当时是个小孩子，小孩子喜欢恶作剧，在电话中阴阳怪气地说：“你可是胡博士啊？好极了，你猜猜我是谁？”胡适一愣，说：“您是谁小皇帝溥仪溥仪与胡适会见的地方——养心殿
啊，我怎么听不出来呢？”对
方忽然笑起来：“哈哈哈，甭
猜啦，我说了吧，我是宣统
呵！”胡适大吃一惊： “啊，
宣统？……皇上？”对方说：“猜对啦，我是皇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朕瞅瞅吧。”胡适去看了皇上一次，在报纸上引发了轩然大波，一个新文化运动的领袖，
竟然去看封建专制的皇帝——
胡适只是摇头一笑，在他眼里，溥仪只是个对别人十分好奇的年轻人，如此而已。
孙中山对胡适也格外高看，他病入膏肓后拒绝治疗，什么人劝说也不听，宋庆龄无奈，只好请来孙先生最欣赏的胡适来劝。还有毛泽东，当年漂在北京的毛泽东一无所有，只是个湖南来的有志青年，他想方设法留在北大做图书管理员，他“混”进教室听胡适演讲，甚至主动去胡适家当面聆听指教。后来他在湖南领导的农民运动，也多次得到胡适指点。他点燃的星星之火，最后才成燎原之势。
刚刚进入中年的胡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