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母曾志去世十年，至今仍是家中鲜活的话题。她于1926年入党，第二年就赶上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湖南则是“马日事变”中对共产党员的凶残大屠杀。她参加过湘南暴动、毛泽东与朱德的井冈山会师、保卫黄洋界、大柏地决战、古田会议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是中国共产党员的“原型”——这些人的理念、追求、操守以及个性中的共性，即使在后来的和平生活中，也一直保持原先的样子。时移事易，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员当然是与时俱进了，不过，略做回溯也会给今天的人们很多启发。
老照片
头一次看到的曾妈妈年轻时的照片是她在厦门做地下工作时的留影，我还听说了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她为纪念一场生离死别去照相馆拍下这张半身照，事后偶然经过那家照相馆，发现她的相片被当作丽人倩影加印后赫然陈列在橱窗，而她当时是国民党通缉的要犯。她立即走进照相馆好说歹说，花钱买下来，保存至今。
照片中的她天生丽质，一副出自书香门第淑女的气度。看看这幅照片再想想她所处的环境，令人震撼也引人浮想。
照片上，曾妈妈的青春靓丽与当下花季时尚少女别无二致，就连衣着发型也够时髦。如今的年轻人在物质繁荣的氛围中各有追求，其中也不乏热血青年，但死神的阴影毕竟离他们很遥远。而70年前的这位美丽少女，却自愿选择一条血雨腥风的道路，其间巨大的反差难道仅是由于时代相错，一者生于乱世，一者恭逢盛世吗？
那时曾妈妈经历过无数次生死只在寸发之际的惊险。有时敌人由前门冲进来，她翻过后墙脱逸。她与朱德夫人伍若兰同时向山上转移，她躲过枪林弹雨，后者却不幸被俘，被敌人残忍地枭首示众。她曾多次摆脱盯梢，甚至多次落入魔掌，被保安队抓住要就地正法，被国民党警察指枪左右挟持，就在面对死亡的一瞬间出现奇迹，凭着她临危不惧，也靠不可思议的运气，转而绝路逢生。20多岁时的曾妈妈比不少同龄人似乎更加成熟，智勇双全。她曾身揣双枪飘过大海，去收编雄霸一方的江洋大盗；也曾在国民党集团军高级将领的宴席上谈笑风生，口若悬河，分析天下大势，即使被怀疑也拿她无可奈何，根据是“只有共产党才这么能干”……从曾妈妈和她战友的身上，我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有了一些感性认识。
旧中国的百年耻辱，内忧外患，固然是激发中国人奋起的大背景，两湖处于大江南北风雷激荡的交集点以及近代史上曾国藩留下的尚武遗风，也是政治地理因素。同时我相信，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定是中华民族最出类拔萃的一批人，有胆识，有才华，有接受新思潮的智慧，有对中国救亡之道的深刻思考。尤其是曾妈妈所追随的领袖人物，更有诗人的气质和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作为一介书生，这是令我备加感佩的。
1928年的湘南赤潮中，曾妈妈曾头裹红巾，腰缠红带，全身包红。当我听到这个传说时，笑着对陶斯亮说：“不论用当时或今天的眼光，曾妈妈都够‘酷’的！”
我见到曾妈妈时，激扬澎湃的岁月已成为过去。曾妈妈又经历了“文革”的丧夫之痛，以及协助胡耀邦为全国重点冤假错案平反的巨大操劳，她已满头银发，身体羸瘦，却神清气闲，仿佛一池秋水般淡定。
不等价
1983年秋季的一个傍晚，吃过晚饭，曾妈妈对我说：“理由，你有时间吗？跟我去招待所后面的工地看看。”黄昏散步是曾妈妈的习惯。这阵子，她在中组部招待所暂住。她住在南长街的一座四合院，与中南海一墙之隔，是闹中取静的好地方。因为老房子装修翻新，就和家人临时安顿在招待所，等修好后再搬回城里。
我和曾妈妈走出招待所南门，沿万寿路向北走去。暮霭渐渐降临，眼前的景色也变得荒寂。我们走到一片菜地前，曾妈妈并没有停下来。她向前一指，说：“你看那里在盖房子！”我跟着她踏过田埂，经过几座荒芜的坟头，看到矗立着几栋尚未竣工的建筑物，低矮的四层楼，简单的砖混结构。至此，我仍猜不透老人家的意思。
曾妈妈笑着说：“我问过了，这是中办搞的。这里离亮亮上班的地方很近。我想把南长街的四合院交上去，把家搬过来。你也可以把作协给你的房子换到这里。你看好吗？”
我恍然大悟。当时陶斯亮是空军总院的医生，这里的确离她上班的地点很近，骑自行车只需十来分钟。而我此前也曾向曾妈妈表示，我是文人习性，不惯于人多热闹。看来曾妈妈把我的话也当回事。但这是一桩多么不对等的交换啊！
回看80年代初北京城市建设的格局，万寿路是相当偏远的郊区。出复兴门向西，一路上几乎没有像样的商业建筑，就连打长途电话也要往返于西单电报大楼。提起作家协会给我的房子，当时也比万寿路要方便。再说，曾妈妈的四合院和单元楼又怎么比呀？那是两进四合院，西靠中南海，东向紫禁城，离天安门只有举步之遥。按居住空间，建筑格调，人文环境，在既定观念中那里似乎更符合陶铸遗孀的身份和中组部正部级待遇，对比单元楼简直判若天壤。
我能理解曾妈妈的思路。她一向替别人着想，对规格待遇之类的观念十分淡泊，心清似水，净无杂尘。时值从工作岗位退下来，她有刻意走向平凡的深思。出于对岳母大人的尊重也出自我喜欢清静，对这桩稳亏不赚的交换当即达成共识。我踩着田埂说：“这个主意很好哇！”
这次换房大事不免令曾妈妈又经受一番倒腾之苦，但是带来的实际效果并不长久。几年后，陶斯亮调至中央统战部工作，上班路途遥迢，反倒离原来的南长街只隔一个街口。而我也去了南方，面对新的环境。曾妈妈在万寿路长住下来，安之若素，其间中办请她搬至好一点儿的楼区也被她婉拒了。
布口袋
曾妈妈退休以后仍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尽管中顾委被认为权倾一时，她只是去开开会，听听文件，平日很少再谈政治，而专注于家务。家中开门七件事，对于当时老百姓来说，最大的一笔开销是副食品。于是，不支使保姆，不麻烦司机，也不有劳家中任何人，曾妈妈每天为买菜而奔波，一副舍我其谁的样子。
那时由万寿路至翠微路有一条横巷，云集了来自各地的菜农和商贩，摊位绵延不断。每当晨曦微露，曾妈妈就提着一个用旧了的布口袋，挤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她买菜既要新鲜，还图个便宜，这样就得顺着摊位细挑慢选，来回一两个小时，暑往寒来从不中辍。
她老人家还有一条规矩，从不接受晚辈上交饭费，我猜这是她那好强的性格和慈爱之心所使然。这么一来，餐桌上的水准就成为问题，单调，寡味，五六口人能有两三个菜就不错了。而她总是把上一顿的剩菜拿来自己吃。80年代是我写作的旺盛期，除了工资还有稿费，如想改善伙食，只能自己也去买菜，再把实物送到曾妈妈的厨房，而且要把握分寸。我知道亮亮就因买过几样时令菜被她数落。她对女婿似乎宽容一些，我也当真骑车跑过几趟，可惜这样的心血来潮不能纳入曾妈妈的“计划经济”。
曾妈妈走到哪里都提着那个永不离身的布口袋，相当于如今时尚人士的手提包。有一次她去开会，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一位同志热心地想帮老人家提那个布袋，她坚辞不肯。时过多日，那位书记仍记得这件事，好奇地问陶斯亮：“曾妈妈的布口袋里有什么重要东西呀？”亮亮转去问妈妈。曾妈妈眯起眼睛笑着说：“一件旧毛背心。”
不光买菜，买家庭日用品的路程更远，曾妈妈也不肯叫公家配备的司机，而是去挤公交车。20多年前的公交车站秩序混乱，上车全凭强弱相争的丛林法则。一次遇到一群身强力壮的年轻人蜂拥而上，瘦小的曾妈妈落在最后，踩在车厢踏板，只挤进半个身子，不料司机“咣当”把门关上，重重地夹住她的头部。同车人惊呼：“夹住人啦！”司机才把车门打开。曾妈妈觉得头部不适，去医院检查，诊为脑震荡。
休养时我和亮亮去看她，她认真地问：“你们看看，我的头有没有被夹扁？”看样子不像开玩笑。
身为医生的亮亮说：“没有。夹扁是不可能的事。”
看着老人家将信将疑的神色，我的心里一沉。曾妈妈已是古稀之年，腿脚不复当年。在社会急剧变革的时候，一个原汁原味的共产党员坚持自己的信念，竟然显得特立独行，还有几分悲壮。
此后她不再乘公交车了。只要是家务事，再远也走路。
纸半张
曾妈妈晚年的风韵曾被许多人描述过。业余诗人说“岁月沧桑没有抹去她年轻时的妩媚”，专业诗人说她“纤柔秀丽，优雅脱俗”。不过，试图从家居布置中找到与她气质相协的审美情趣将很失望，真是乏善可陈。
她的家居更像历经沉淀后去精存芜，杂乱无章的劫后幸存。至今在我眼前仍浮现出那张铺在餐桌上的塑料布。那是一幅白地印着绿色图案的塑料台布，每天吃饭都要面对它。年深日久，中间已发黄、变脆，又被砂锅或水杯烫出许多印子，终至有一天裂开口子。这时我想到，应该去商场挑选一幅漂亮的台布送给曾妈妈。但亮亮告诉我，那样结果一定是妈妈把新台布叠好后放进箱子里，她还会用旧桌布。
有一天坐在餐桌前，忽然眼前一亮，台布上裂开的大洞没了，细看原来是曾妈妈把中间的破洞剪掉，又将尚未破碎的两头调到中间再缝起来，虽然短了一截儿却还能凑合。陶斯亮有一位台湾朋友来家做客，看看家中陈旧的沙发和摇晃的桌椅，一件像样的东西都没有，又发现了这块桌布，大为惊讶地说：“没想到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这样过日子！难怪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
岂止半块桌布，就是餐巾纸也被她撕成两半。改革开放后的社会日渐富裕，家中餐桌上多了纸巾。曾妈妈认为取之于木材的纸巾用来太奢侈，她把每张纸巾都撕成两个半张，再叠成一摞备用。看她耐心地一张张地撕纸巾，我总觉得那动作背后有不曾言喻的象征意义。
平时来看望她的人不少，甚至门庭若市，有求她办事的，也有纯粹出于关心，她一概热情招待。她深知自己曾任组织工作的敏感性，当客人临走时，曾妈妈最常见的送客动作就是骤然起身，一溜小跑、疾如迅风地追出门外，把客人送来的礼品坚决奉还。经过一番推拒，在笑吟吟的婉谢之余只差一句话：谁要送礼就跟谁急！
中海滩
曾妈妈唯一自愿接受的特权就是夏天去北戴河度假。中办在中海滩保留一栋15号楼，花岗岩构建的古老别墅。每次去，她不可能下海游泳，也很少与左邻右舍走动，但我很快发现了她的真实用意，她把这个机会当作平民色彩的嘉年华来分享。
曾妈妈每去北戴河都“呼朋唤友”，特地要秘书和司机偕儿带女，还叫上无官无职的朋友和散落外地的下属，一拨又一拨。在这里猜谜语，讲故事，下海游泳，比赛乒乓球，一间不很大的别墅成为其乐融融的公共游乐园。
人多又不免物资匮乏，中办有时送些当地的螃蟹、水果，但不能代替主食。游泳又消耗能量，住多几日不禁想起《水浒传》里的一句话，“嘴里快要淡出个鸟来”。于是，由我请大家去“吉士林”等餐厅打牙祭，也被曾妈妈默许。
一年夏天曾妈妈需要提前返回北京，擅自买一张硬座票，既不叫司机又不坐中办的专列。当时我和陶斯亮都不在身边，听台湾归来的李大维说，他在人头涌动的车站遇到曾妈妈正站在大太阳地里排队，十分吃惊，连忙要带她去贵宾休息厅。曾妈妈硬是不肯，弄得李大维进退两难，不得不选择陪曾妈妈在那儿晒着。
这故事还没到高潮。后来听曾妈妈说，上了车恰巧和一群青年男女坐在一排硬座。小青年说：“老太太，我们的同伴分开了，换座！”曾妈妈按照对号入座的规定不换，那些年轻人把男女同伴叫过来挤在一堆儿，打打闹闹，搂搂抱抱，曾妈妈不堪其扰，只得同意换座。年轻人说：“老太太，你想换就换呀，这回我们不干啦！”
一路上，年轻人更加放浪形骸。回到北京，她对年轻人没有责备，只是说：“路上三四个小时，我一直不好意思抬头。”
工资袋
我少年丧父，青年丧母，那时经济环境不太好，我一直为自己未能尽孝而内疚。与曾妈妈相处后，按照中国的传统，我深知自己负有半子之劳，也想藉此作为心理补偿。
1995年10月，我在南方，亮亮打来电话，说妈妈病得很重，犹如晴天一声霹雳，我当即返回北京。
在北京医院住院部的会议室，吴蔚然等一个医疗团队向家属介绍了曾妈妈的病情。诊断结果是中晚期淋巴癌，医生建议上化疗，但考虑到曾妈妈年高84岁，化疗尚无先例，故征求家属意见。
亮亮听了已哽咽难言。我理解医生的压力，也心怀救母之切，镇静下来对医生说：“这位老人很坚强，她一定会配合治疗，请医生尽其所能。”
自此曾妈妈开始了与病魔的顽强抗争。而我在南方的工作处于胶着状态。我深知自己负有半子之劳，便开始了北京与南方往而复返的不尽航程，每次都拖着整箱辅助化疗的进口物品。为了方便看曾妈妈，我索性不回万寿路，径直住进离北京医院最近的新侨饭店。见了曾妈妈第一句话是问她想吃什么，然后就和司机去找餐厅等着厨师烹饪。然而，这年春节她说了一句话令我难过好一阵子：“理由，我对不住你，让你们春节也没过好。”我觉得这话太见外了，亮亮则说是因为妈妈什么时候都替人着想。
曾妈妈参加最后一次公开活动是列席“十五大”。此前有60多位朋友为她举办了一次庆祝入党70周年的活动。当主持人朗诵了一首真挚动人的赞美诗之后，曾妈妈接过话筒，向大家深鞠一躬，说了一番肺腑之言：今天大家这样热烈地祝贺，我实在很惭愧。我为党做得太少，只是一个普通的党员。我没当过模范，没当过先进工作者，没得过一枚勋章，这说明我实在很普通。相反，我受过许多处分，甚至撤销职务隔离审查，那我也绝不怪组织，因为跟随党是我自己的选择。走过70年，我凭的是信仰、信心和坚强，从不动摇。我讲得语无伦次，对不起大家，但讲的都是心里话。
当亮亮把这些话重述给我时，我感慨万千。这些年去过许多国家，对信仰的理解多了一些角度。在西方人看来，信仰是安顿灵魂的地方。当有人问到你的信仰时，最害怕的回答就是没信仰，对方将一脸茫然。只要你说出不论什么信仰，就给对方提供一个框架，就会轻松地与你沟通。曾妈妈真把信仰当作她安顿灵魂的地方了。
我想，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因信仰而造就的集体性格：勇敢、忠贞、舍己为人、清廉正直、自律内省……这些也是人类社会对人格的审美共识，谁能说没有普世价值！
曾妈妈的病房被鲜花簇拥着，胡锦涛和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来看望过她。
1998年6月21日，曾妈妈走了。当陶斯亮清理遗嘱遗物时，发现许多个发黄的工资袋。每个袋里装着老人家每月省吃俭用省下的两三百或三四百元，而且每个袋都注有年份月份，排列有序，以示来源的清白。在遗嘱中曾妈妈说明把这些钱全部捐献。钱不多，区区几万元，而保存那些工资袋却煞费苦心。
看着那些发黄的工资袋，我热泪盈眶，眼前仿佛又浮现出一张拼凑的塑料桌布，还有曾妈妈把纸巾撕成两半的动作以及送客拒礼时的一溜小跑。我想：这位在战争年代百死一生的传奇女性，几乎用她的后半生去执着地迎接一场新的挑战——如何超越中国亘古以来创业与守成那铁一般的悖论。
在中国文明史上，这场挑战更显庄严。
（理由，2009年夏于北京西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