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德国〕海因里希·伯尔
这下子我就业在望了。他们备了一张明信片给我，叫我到局里去一趟，我便遵命前往。局里的人既亲切又和气。他们拿出我的档案卡片，说了一声：“口母。”我也回了一声：“口母。”
“哪一条腿？”有一个官员问道。
“右腿。”
“整条腿？”
“整条。”
“啊，”他又哼了一声，开始查阅各种各样的单子。我总算可以坐下来了。
他终于翻出一张单子，看来正是他所要找的。他说：“我看这里有适合您干的事。一件美差。您可以坐着干。到共和广场上一个公共厕所里去擦皮鞋。您看怎么样啊？”
“我不会擦皮鞋；我一向因为皮鞋擦不亮，引得大家侧目相看。”
“您可以学嘛，”他说。“什么事情都可以学会的。天下事难不倒德国人。您只要同意，可以免费上一期学习班。”
“口母，”我哼了一声。
“那么同意了？”
“不，”我说，“我不干。我要求提高我的抚恤金。”
“您疯啦，”他回答时语气既亲切又温和。
“我没疯，谁也赔不起我的腿，我连多卖些烟都不行，他们现在制造了种种麻烦。”
那个人把身子往后仰，一直靠到椅子背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亲爱的朋友啊，”他感慨地说，“您这条腿可真叫贵得要命。我知道您今年二十九岁，身体很好，除了这条腿以外没有一点毛病。您可以活到七十岁。请您算一算，每月七十五马克抚恤金，一年十二月，那就是四十一乘十二乘七十。您算一下，不计利息就要多少钱。您不要以为只有您丢掉了一条腿。看来能够长寿的也不仅仅是您一个。现在您还要提高抚恤金呐！对不起，您真是疯了。”
“先生，”我说，我也照样往椅子背上一靠，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看您大大低估了我的腿的代价。我的腿要昂贵得多，这是一条非常昂贵的腿。还得说一下，我不仅身体健康，而且很遗憾，头脑也很健全。请您注意。
“我的时间很紧。”
“请您注意！”我说。“我丢了这条腿，救了好些人的命，他们至今还在领取优厚的退休金。”
“当时情况是这样的；我单枪匹马埋伏在前沿某个地方，奉命注意敌人何时来到。这样就可以让别人及时溜掉。后面司令部已经在打点东西，他们既不愿意跑得太早，也不愿意溜得太晚。原先我们是两个人在前沿，但是那一个被敌人打死了，他不必再花费你们的钱。他虽然已经结婚成家，但是您别怕，他的妻子身体健康，可以干活。那个人的性命可真便宜。他当兵才四个星期，所以只花了你们一张通知阵亡的明信片和一点点口粮的钱。他在那个时候算得上是个勇敢的士兵，他至少是真正给敌人打死的。后来就只剩我一个人在那里，并且害怕起来，天很冷，我也想溜之大吉，嘿，我正要溜的时候，突然……”
“我的时间很紧，”那个人说着，开始找他的铅笔。
“不，请您听下去，”我说，“现在刚刚讲到有意思的地方。正当我要溜的时候，我的腿出了问题。我只得躺在那里。我想，既然溜不掉了，就把情况向后面报告吧。我报告了敌人的动静。他们就全都逃跑了，规规矩矩地一级跟着一级，先是师部，然后是团部，再后是营部，依此类推，始终规规矩矩地一级跟着一级溜走。只有一件混帐事，那就是他们忘了把我带走，您懂吗？他们跑得太仓皇。真是件混帐事情，要不是我丢了这条腿，他们全都没命了，将军、上校、少校，一级一级数下去，全都得完蛋，那您就不必给他们退休金了。好，您算算看，我的腿值多少钱。那位将军才五十二岁，上校四十八岁，少校五十岁，他们个个没有一点毛病，身体健康，头脑健全。
他们那种军事生活使得他们至少可以象兴登堡兴登堡（1847-1934年），德国元帅，1925年起任德国总统。一样活到八十岁。您计算一下：一百六十马克乘十二乘三十，完全可以估计他们平均还要活三十年，您看对吗？所以，我的腿成了一条贵得吓人的腿，成了一条我所能想象的最最昂贵的腿，您看是不是？”
“您真疯了。”那个人说。
“没有，”我回答说，“我没有疯。对不起，我身体健康，头脑健全，遗憾的是，我在这条腿出毛病前两分钟没被打死。那样的话，就可以节省好多钱啦。”
“您到底接受这项差使不？”那个人问道。
“不。”我说完就走了。
海因里希·伯尔（1917—1985年），联邦德国小说家。生于科隆一个雕刻匠家庭。1937年中学毕业后进书店当学徒，1939年入科隆大学学习日耳曼语言文学。后来被征入伍。战后继续学业，1947年开始发表小说，1951年起成为专业作家。197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曾担任过国际笔会主席。伯尔的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流浪人，你若来斯巴……》（1950）、长篇小说《九点半钟的台球》（1959）、《以一个妇女为中心的群像》（1971）、《沿河区的女人们》（1985）等。
他的作品遵循了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真实地反映了西德战后发展各阶段的重要现象，表现了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深切同情；同时在艺术上也广泛采用了内心独白、象征等现代小说的新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