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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东平和楚亚宁夫妇实除上是先认识的费奇·歲勒，后来才认识的林沁。那时候，费奇的前妻离婚后带着孩子跟相好的去了亚利桑那州，费奇自己过了一阵子，觉着不得劲，就报名参加了一个去中国的旅游团。旅游团经香港到广州，十五天转了七个地方，最后到达上海。在游普陀山时，来了一个好看的小姑娘做导游。费奇还记得，小姑娘戴着墨镜遮阳帽，拎着扩音器在海边的礁石上跳来跳去，煞是可爱。费奇一开始没记住小姑娘的名字，临走的时候问，今后可不可以和她联系，小姑娘大方地指着别在胸前的牌牌，用一口纯正的英语说：“可以呀。我叫林沁，青旅的。”费奇一笔一画地描下林沁名字的中文。他回到美国后便有些魂不守舍了。他托人打听到一位中国来的女士在家里教中文，英语讲得好，收费也不高，就找上了楚亚宁的门。
楚亚宁刚跟着丈夫搬到弗莱斯不久，这是裴东平到美国两年来第三次转学。裴东平当年在国内学的是英美文学，已经念完了硕士，又做到了讲师，若不是丈母娘非逼着女儿办移民，他本来是打算像他的导师一样，踏踏实实地做学问，当一名受人尊重的美学教授。学英美文学的人都有些英文底子，出国不难，但要想在毕业后找份像样的事做，就不是那么容易了。裴东平一咬牙，改行吧。他先是从芝加哥大学转到得克萨斯的奥斯汀学了一年经济学，现在又进了弗莱斯大学商学院。学校越转越次，专业越来越好。也许再混个两三年，等拿到NBA学位，就算熬出头了。
楚亚宁比裴东平晚一年出国，持陪读的F—2签证，按理说是不可以工作的。但是没办法，日子过得紧，光是裴东平的学费，一年就得好几万。当初办签证的时候，楚亚宁用的是一张从芝加哥大学开出来的经济担保，因为念英美文学的人不多，裴东平拿着奖学金。转到商科就不一样了，那么热门的专业，商学院里每年只发三份奖学金，全都是“内部供应”，外国学生根本连边儿都甭想沾。在得克萨斯那会儿，楚亚宁就跟着一些中国的陪读太太们偷偷摸摸地打过黑工。弗莱斯是初来乍到，两眼一抹黑，所以先贴了几张广告教中文。
费奇·歲勒跟着楚亚宁学了半年中文，又急匆匆地朝中国跑。天气还没转暖，给旅游团安排的景点都是宫殿博物馆之类，没有去普陀山，也没有见到林沁。旅游结束时，费奇心一横，退票。
费奇留在了上海，他棒着当初描下的林沁的中文名字到青旅打听，才知道小姑娘已经去了南京，不过还好，还在青旅系统。
当林沁接到上海同事打来的电话，说有一个美国老头儿满世界打听她时，真的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其实费奇并没有那么老，他长林沁十七岁，还不到四十，只不过干的是消防队的工作，又喜欢户外锻炼，所以皮肤黑了点，也皱了点，体格倒是壮实得很。
费奇再次见到林沁，心里本来就有些激动，又想显摆他刚学来的中文，不免有些结结巴巴词不达意。见林沁半天没有想起他是谁来，便掏出一直珍藏着的上次旅游的照片，指着上面一位执小旗儿的姑娘说：“这是你。”又指着一大片簇拥着的人头中的一个说：“这是我。”林沁看看照片，又看看费奇，看看费奇，又看看照片，终于点了点头，说：“想起来了，想起来了。”脸上顿时云消雾散。
费奇在青旅附近找了一家酒店住下，每天眼巴巴地等着林沁下班，还得等着她应酬完一大群小姐妹们，还得听着那些伶牙俐齿的小姐妹们时不时地对他友善而不客气的奚落，然后再耐心地陪着林沁逛商店，看电影，在小摊头上学着吃以前连闻都不敢闻的猪肚羊肠。不过他已经打听到，林沁目前还没有男朋友，这就好办了，这就有指望了。
费奇对林沁讲明了来意，小姑娘多机灵，其实早就猜到了。她说：“让我想想。”此话倒不是托词，婚姻大事，岂能儿戏？见林沁不做声，费奇就开始讲，讲他的家庭，讲他的第一次婚姻，讲他的孩子，讲他的工作。费奇说：“我不知道中国怎么样，消防队员在美国是很受人尊重的。工资待遇不错，福利保险退休金也不错，五十岁就可以退休。消防设备都是现代化的，有电脑控制，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危险。我干了快二十年了，连皮儿都没伤着。”又说，“我在弗莱斯城里有一栋房子，在郊区还有一块地皮，加起来值十好几万呢。”
林沁很愿意相信费奇说的这些话。费奇是那种一眼就能看透的实诚人，这一点林沁从开始就不怀疑。她在面子上抹不开的是费奇的年龄，说到底，都是因为那位上海同事说了一句“美国老头儿”。可又一转念，自己的父母不也差着十多岁吗？父亲是老边防，在一个冰天雪地的哨卡里一站就是十几年。听说先前处过一个对象，到部队探了一次亲回家就要退婚。等到后来因为老寒腿调回城里的军分区时，父亲已经三十大几，才在当地娶了一位刚从师范毕业的小学老师。父亲和母亲一辈子吵吵闹闹，从没消停过，但这绝对不是因为“代沟”。有几对夫妻不吵架的？人和人亲热了就有些不讲道理，譬如小孩子在老师面前规规矩矩，回到家里就撒野耍赖皮，要不怎么叫“有情无理”呢？
过了几天，林沁对费奇说：“你来中国也有些日子了，要不先回去吧，别耽误了工作。我这里你没有什么放心不下的，肯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她心里已经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但总不好不给家里打声招呼就私定终身吧。
费奇·崴勒后来又来过两次，每次都买走好多好多各地的手工艺品，光海运的大木箱就是七八只，里面有半人高的描金花瓶和金陵十二钗屏风，还有一套红木雕花家具。林沁的小姐妹们打趣说：“这家伙祖上准是八国联军，见什么都想抄回去。”费奇摆摆手说：“都是给沁买的，我要给她布置一个中国式的家。” 小姐妹中就有人想起了古代哪位皇上从塞外娶回一个姑娘，给姑娘搭了一座老家式样房子的故事，就觉得林沁嫁得实在是太遥远了，不值。
林沁临走时哭了，小姐妹们也哭了。青旅的小伙子们则摇摇头，学着当时走红的一部电视连续剧中的一句台词，长叹一声道：“嗐，又一件国宝被拍卖了。”
林沁在美国结婚，婚礼上只请了两个中国人，就是裴东平和楚亚宁。看着一屋子的金发碧眼，林沁觉得憋屈得慌，就在心里头把陪着自己寸步不离的裴东平夫妇当成了娘家人，从此两家便 走动起来。
婚礼后林沁入乡随俗，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沁·林·崴勒。费奇先带着她去塞尔拉山的塔霍湖度蜜月，再横跨美洲大陆，到佐治亚州乡间拜见公婆。费奇心细，生怕林沁在公婆面前不自在，只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就又带着她去了佛罗里达的迪斯尼世界。
回到弗莱斯，费奇·崴勒办的第一件事，就是领林沁到市政厅，把她的名字列在了房契和地契上。他要他的“小妻子”有一种实实在在的女主人的感觉，而不当自己是寄人篱下的。费奇喜欢把林沁叫做“小妻子”，每每这时，便想起了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平克尔顿和巧巧桑那段千古传诵的东西方异国婚姻。但他费奇不是平克尔顿，他已经把他的“小妻子”接来了美国。
嫁了美国公民立马就可以拿到绿卡，也就可以堂堂正正地找工作，但是费奇说不急。星期天早晨，他把林沁带到一个公司空下来的大停车场，开始教她学开车。自从林沁到了美国，费奇像变戏法一样给她接二连三的惊喜，是怕她想家。林沁没料到这个看上去有些木讷的“美国老头儿”竟也这么能用心，心里不免有几分感动。
多少年后，当林沁靠着房地产做成了百万富姐，还时时跟人讲起：“不瞒你说，我当初还不如你呢。我到美国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赛福威超市做收银员。没干过的人是不知道，遇到忙的时候，客人排起长队，上了柜台就下不来。有一次我想上厕所，愣是给憋了两个多钟头。”林沁后来又做过电话公司的客户服务代表，就是挨家挨户地打电话，劝人家转到自己公司来。再后来到一个台湾人开的贸易公司里做业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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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六月，裴东平毕业了。论文刚杀青，就忙不迭地查广告，跑图书馆。寄出去了上百封求职信，大都如泥牛入海，为数不多的几次面试皆无结果，一肚子的辛酸和苦闷没法儿和人说，只有回到了家里才敢跟老婆掏心窝子：“我就像屠夫案板上的一小条肉，摆在那儿，这个人提起来看看，嫌肥，那个人又拎过去瞧瞧，说瘦。这就叫任人宰割呀。”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
裴东平又继续打了半年餐馆，一边反反复复不厌其烦逐字逐句地修改自己的履历和求职信。从小学的作文到研究生的论文，裴东平写东西可是从来没有如此地精益求精过。他甚至设身处地替面试官们编出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提问，再努力揣摩对方的心境，一笔一画工整认真地写下他认为最得体、最能迎合对方口味的回答。等他终子接到“塔公司”（Tower Company）的聘书时，裴东平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小泥人儿，在那些面试官们的手里已经被槎捏得不再是以前的裴东平了。
“塔公司”名副其实，就是做塔的。总裁丹尼尔年纪不大，三十出头，比裴东平还小了两岁，学上木工程出身，原先也供职于一家塔公司，做无线电和电视的发送转播塔，干了几年摸出了道道，就辞职开了自家的公司。丹尼尔倒是没想和以前的老板打擂台。“用人家的idea（主意）和人家竞争算什么本事？”丹尼尔总爱说这句话。新开张的“塔公司”做的是手机的信号塔。裴东平去面试时，“塔公司”刚刚过完三岁生日，刚刚接到第一张亚洲定单——为新加坡建造两座手机信号塔。丹尼尔亲任面试官，因为那时的“塔公司”还没有专职的“人事干部”，十几口子全是能上工地的——机械或电气工程师以及不同级别的技工们。丹尼尔后来说，他看中了裴东平关于《企业合同法》的MBA论文，看中了他的亚裔背景。裴东平心里明白，丹尼尔其实更看中了他比同等学历低出近三成的工资要求，或许还有中国 学生“价廉物美、经久耐用”的优良品质。
面试结束时，丹尼尔只简简单单地对裴东平说了三个字：“你来吧。”不像有些大公司里训练有素的面试官那样，“衷心欢迎您加盟……”等等等等一大堆热情洋溢的贺辞，好像你中了六合彩似的。
裴东平上班的第一天直接就去了弗莱斯国际机场。弗莱斯城市不大，位于加利福尼亚州中部，更准确地说，是腹部，在旧金山和洛杉矶之间，但又不靠海岸，属于这个有名的大州中被人们遗忘的角落。弗莱斯的机场也不大，每天只有几班飞旧金山和洛杉矶的班机，所以不管去哪儿，哪怕是本州的其他城市，譬如圣地亚哥和萨克拉门托，都必须在那两个大城市转机。之所以也叫国际机场，是因为设有海关，如果搭乘国际航班，托运的行李入关后就直接送往目的地，而不必中途拎出来换机。
裴东平那天的飞机是早晨六点，为了赶上旧金山机场上午的新加坡航班。刚刚过完圣诞节和新年的长假期，机场里冷冷清清的。冬天夜长，楚亚宁开车送裴东平到机场时还是黑咕隆咚的，丹尼尔已经等在那儿了。他又带来了一大沓资料让裴东平在路上看，千叮咛万嘱咐这单生意有多么重要，打开亚洲市场就全仗它了。临了还没忘记关照楚亚宁好好照顾自己，家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往公司里打电话。
裴东平不敢怠慢，在新加坡一蹲就是仨月。工程上的事他不太懂，但是当地的方方面面全得由他去打交道，包括雇用民工等等杂活儿，还要兼顾着起草和审阅公司里其他项目的合同。那年的春节是二月份，裴家二老原本以为终于可以和儿子一起过年了，蒸了大碗的扣肉，请人磨了二十斤糯米粉，结果等得糯米粉都快长毛了，儿子才在春分过后回来住了两天。真的就是“住”了两天。到家没说几句话，倒头便睡，到走的时候好像还没睡够。亲戚邻居们看了都啧啧地心疼，说：“美国那狗日的地界真不是人呆的。”
儿子回来两天，裴伯母就盯紧了一句话：“你学也上完了，工作也有了，家里怕是该添口小人了吧。我记得亚宁是五六年生人，老大不小的了，还等什么呢？”
楚亚宁五年前怀过一次，那时"候裴东平刚去了美国。婚礼是赶在他出国以前匆匆忙忙地办的。新郎官前脚刚走，楚亚宁就发现她怀孕了。母亲叹了一口气，说：“这孩子来得可真不是时候。不是说东平几个月就能替你办下来，你说话就得走了吧？到了那边人地两生，日子也不会松快，还是做掉吧。”楚亚宁也没多想，就跟着母亲去了医院。过后提起这件事，楚亚宁只记得那一刹那间撕心裂肺的疼痛。“你想想，真就是生生地从你身上剜下一块肉去，能不疼吗？”楚亚宁后来到了美国，就总拿这句话向裴东平诉她的委屈。只是过了很久，看见别的中国学生都拖家带口的了，才觉得心里头空落落的，说：“那孩子要是留下来，也该上学前班了。”
裴东平从新加坡回来，就把裴伯母叮嘱的话和楚亚宁学说了一遍。楚亚宁说：“说得也是，我何尝不想要个孩子？可我们还拖着一屁股的饥荒呢。信用卡上欠着五六千，都是给你交学费时赊下的。丹尼尔不是说了公司给办绿卡，可钱还得我们自己出，没有个万儿八千的恐怕下不来吧？”
楚亚宁说再等一年，裴东平就不说话了。家里那点儿底子他还能不清楚？毕业了，找到工作了，也就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家里家外，要做的事情，要花钱的地方，还多着呢。不过话说回来，周围的中国人日子也过得紧巴巴的，可孩子照生不误。男的还在当学生，女的还在打黑工，眼见着那肚子就挺起来了，还喜滋滋地逢人便讲：“我们属贫困线以下，医药费全免，外带白领半年的婴儿用品。”楚亚宁算是大家出身，顶瞧不上有的人占一点儿小便宜就兴髙采烈的样子，回到家里和裴东平说：“我们的孩子可不要吃什么救济。国内只让生一个，那孩子一个个的都是小皇帝、小公主，用你奶奶的话说，就是小祖宗。怎么着也不能把小祖宗生在这么一栋破破烂烂的公寓楼里吧……”
“而且还是地下室。”裴东平替楚亚宁说出了下半句，两个人都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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