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波德警署与地区检察长办公室在处理本案中的矛盾已初见端倪。其实这也不是第一次了。警方抱怨说，每次办理搜查令或逮捕令，检察长总是以证据不足或陈词不详为理由而迟迟不予签发，这在本案中当然也不例外。第一张搜查令直到发现尸体的那天晚上才到手。验尸之后，警方又需要第二张搜查令，以根据尸检结果搜寻一些新的、第一张搜查令上未曾列出的证据。这一次他们等了五个多小时。
警方的第二次搜查想要寻找的，是导致小姑娘头部创伤的凶器和深色纤维。他们在客厅壁炉旁发现了一块沾有纤维的红砖，在后园子里找到一根金属棒球棍，上面挂着一丝亚麻色头发以及和酒窖附近地下室的地毯相同的纤维。但办案人员认为，与伤口形状更为接近的是放在厨房台子上的一支大号手电筒。
搜查结束时，警方从蓝赛家抄走了一共800多件物证。
再说蓝赛一家住进了费尼家的宅子。蓝赛夫妇，特别是帕茜，本来就是当地社交圈子里比较有头面的人物，众多的朋友闻讯而至，在费尼家的客厅里就本案各抒己见，说长论短。26日当晚，乔恩的哥哥和帕茜的两个姐妹专程从亚特兰大搭乘头班飞机赶到。其后的数日，费尼家被置于警方24小时保护之下。两家人当时不知道的是，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也被全天候地监视监听着。
但有一个人是知道的。他是蓝赛夫妇朋友中的一个，名叫麦可·拜能，律师，并曾作为公诉人供职于波德地区检察长办公室。这就意味着，麦可曾经与波德的执法机关打过交道，知道在这类案子中，按照常规，父母亲总是头号嫌疑人。鉴于乔恩和帕茜的精神状态极为不佳，麦可·拜能在征得他们的同意后，主动代表蓝赛夫妇出面与警方等打了几次交道。当对方问及他的身份时，麦可提到了他的职业是律师。
蓝赛夫妇这么快就请了律师？这成了警方的又一个疑点。其实不然，蓝赛夫妇当时没有、后来也不曾聘请麦可·拜能为他们的律师，麦可只是作为朋友出面帮帮忙而已。
不过，蓝赛夫妇也的确是很快就有了律师。第二天，12月27日，菱达·昂蒂和拉瑞·梅森几次到费尼家找蓝赛夫妇了解情况，其中一次提到约请他们分别到警署谈话。这是一桩重案，警方希望尽快锁定两位家长各自的证词。当时麦可·拜能和乔恩的哥哥等都在场。乔恩说帕茜情绪极度低落，而且有自杀的倾向，反复说自己“不想活了”。为帮助睡眠和镇静，帕茜服用了大剂量的安眠药，处于半麻醉状态，乔恩说他不认为他的妻子可以去警署。那乔恩自己可否走一趟呢？两位警探没有得到明确的回答。
等菱达·昂蒂和拉瑞·梅森离开后，麦可·拜能方对乔恩·蓝赛挑明道，我注意到了警方对你们的态度，不知你们可否信任我代表你们夫妻作一些决定。乔恩说，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麦可·拜能遂为乔恩和帕茜分别物色聘请了律师，一是布莱恩·摩根，丹佛知名律师，哈顿-摩根-福尔曼联合律师事务所合股人之一，另一位派粹克·玻卡。事后，麦可·拜能从未否认过请律师是他的主意。
如前面已经提到的，波德司法界内最大的问题是警方和公诉方、即检察长办公室之间的不合作。法医约恩·梅尔博士验尸完毕后，一方面，警方仍然对其结果存有某些疑问，主要是：死亡原因，导致颅骨骨裂的凶器及阴道创伤的性质。另一方面，蓝赛夫妻急于领回女儿的遗体安葬。蓝赛的两位律师布莱恩·摩根和派粹克·玻卡请地区助理检察长彼得·霍夫司朗出面与警方交涉。这种安排本身已经使得警方不快，交涉的过程中，彼得·霍夫司朗指责警方企图以尸体作为筹码，以换取蓝赛夫妇到警署谈话。但警方反驳说，尸体本身就是证据，在办案人员认为必要的时候，他们有权保留证据。
蓝赛夫妇到底还是赢得了这一回合，警方第二天就发还了乔贝娜的遗体，但他们与波德警署的关系却从此每况愈下。
帕茜和乔恩·蓝赛决定于12月29日，星期天，先在罗尔·豪佛司多牧师主持的波德圣约翰教堂举行一个简单的悼念仪式，然后在12月31日，星期二，将女儿的遗体运回亚特兰大安葬。警方听说蓝赛一家很快就要离开波德，更抓紧时间多方设法，以图尽快安排一次面谈。但直到最后，蓝赛全家、包括勃克、只在律师们的陪同下到警署做了指纹、左右手笔迹，及提供头发、唾液、血液等样品。
12月29日正好是蓝赛夫人的生日。帕茜从来没有想到过她的40岁大寿会过得如此悲惨，她和乔恩更不曾料到，公众和媒体对这桩奇案的兴趣是如此之大。当蓝赛夫妇来到圣约翰教堂时，发现他们成了数十只摄像镜头的聚焦点。几乎所有的新闻频道都报道了当天的乔贝娜·蓝赛追悼会，及两天后在亚特兰大举行的安葬仪式，小姑娘的照片出现在大大小小的全国或地方性报纸上，蓝赛的律师们不得不从华盛顿特区请来媒体专家处理有关电视及新闻事宜，这在后来又被批评为试图操纵舆论。
波德警署感兴趣的只有一张照片。那座新竖起的小墓碑上刻着：
乔贝娜·帕茜·蓝赛
1990年8月6日 — 1996年12月25日
如此说来，蓝赛夫妇知道小姑娘被害于午夜之前？
帕茜和乔恩的解释是，他们实际上并不知道，只是在25日和26日中挑了一个更为吉祥的日子。12月25日圣诞节，是乔贝娜最喜欢最向往的节日。再说，墓碑上不可能刻写两个卒日，你总得作出选择。如果有朝一日苍天有眼案情大白，再请人改刻也不是不可能的。
根据富利特·怀特的建议，蓝赛夫妇于1997年1月1日在亚特兰大接受了中央新闻网络CNN的电视采访。有评论说，荧屏上的乔恩·蓝赛先生尽管悲痛，但仍不失一个训练有素的公司总裁风度，临危不乱、镇定自如。他的漂亮妻子则迷迷瞪瞪，依旧红肿的双眼半睁半闭，常常话说到一半便止不住地哽咽。医生说，帕茜·蓝赛在过去几天里服用的安眠药剂量已接近危险的边缘。
当主持人问及警方指责他们不予合作时，帕茜说，我们并没有拒绝与警方对话，事实上，在12月26日那天，我们回答了警方的各种提问前后长达4个多小时，而且，我们也根据他们的要求提供了从指纹到血液等的各种样品。
听说你们已经聘请了刑事律师？乔恩答，不光是律师，我们正在物色最优秀的私人侦探，以组成我们自己的调查小组。
在采访接近尾声时，帕茜·蓝赛面对全国的电视观众，一字一顿地说：“凶手依然逍遥法外。我不知道该犯何许人也，也不知道其人是男是女。但如果我是波德的居民，我将告诫我的朋友们看好……”哽咽，“看好你们的孩子们，因为那个人还在大街上徘徊。”
这段话引起了波德官方的极大不满，因为它与“太平盛世”般的波德城市形象全然不符。
1月3日，曾经与蓝赛夫妇有过私交的女市长莱思莉·德济发表公开讲话说：“波德的居民们毫无必要担心有什么坏人在大街上徘徊，伺机对孩子们下手，就像有的人在电视上说的那样。波德是安全的，它从来就是一个安全的城市，今后也将是一个安全的城市。”
在同一次讲话中德济市长还指出：“就我们所得到的报告看，没有外人强行进入的证据。据悉，发现尸体的地方特别隐秘，只有对房子十分熟悉的人才可能找到。”
过了很久人们才知道，这后一句话是警方露出的口风，以为他们的工作失误开脱。
此前一天，1月2日，美国广播公司（ABC）丹佛电视台播放了1996年12月17日举行的“科罗拉多州圣诞小小姐”比赛中乔贝娜·蓝赛的参赛镜头。紧接着，其他电视台也竞相播出乔贝娜于同年夏季参加“罗雅尔微型小姐”和“全国旭日选美”等的片断。电视机前的观众们看到，六岁的小女孩浓妆艳抹，打扮得活像一个——用好听的话说，“昂贵的洋娃娃”，用不好听的话说，“拉斯维加斯的舞女”。对大多数美国民众而言，这无疑是一个他们从没听说过的世界。人们不禁要问，什么样的父母会允许或鼓励他们的孩子参加这样的比赛？
蓝赛夫妇马上站出来解释道，许多小女孩和她们的家庭都参与了这些活动，这在本质上与小孩子的舞蹈、滑冰等比赛没有什么区别，无非是通过比赛发挥孩子们的天赋，增强她们的自信心。许多参加“美国小姐”“世界小姐”选美比赛的姑娘们小时候都是从这些活动开始的，就像帕茜和她的姐姐帕梅一样。再说，这是乔贝娜自己的要求。
但不管怎么样，那些镜头摆在那里，它们本身就说明了一切。当波德警方在蓝赛家的熟人和乔贝娜的小朋友中走访时，他们听到了相反的议论： 是帕茜逼着女儿参加选美的。
也许是乔贝娜·蓝赛的那些照片和录像迎合了某个读者群的低级趣味，本来就对此案十分热切的媒介愈加热切。一时间，乔贝娜·蓝赛命案成了全美国新闻中最热的炒卖点，而且舆论倾向一边倒，几乎所有的报道都针对蓝赛夫妻口诛笔伐，群起而攻之。
一月初，新年伊始，300多名海内外记者冒着严寒云集波德，他们中的最远者来自欧洲各国和澳大利亚，再加上媒体的其他工作人员，新闻界订满了这个洛基山麓小城中的所有旅馆酒店，后来者只得落脚20英里外的丹佛。
直至此时，警方从未在公开场合指蓝赛夫妇为嫌疑人，但这并不妨碍记者们参与本案的“调查”，并作出自己的“推理”和“判断”。比如有一位办案人员在工作手记中写了一句：“奇怪，没有脚印。”印成铅字就变成了“雪地里没有脚印”。很久以后，那些耍笔杆子的家伙才意识到，其实案发之时地上根本没有雪。
或许警方也需要舆论站在自己一边，以向蓝赛夫妇施加压力，但他们并不希望记者们越俎代庖。另一方面，记者们因为办案人员迟迟不按他们的意愿行事而大为光火。于是，在1月9日，星期四的波德警署新闻发布会上，人们看到了如下的场面。由于与会者太多，会场已经从警署会议室移到了波德市中心图书馆，但仍有许多人只能在门口的前厅里看电视转播，更不幸者则在冰天雪地里边听广播边来回踱步。
根据一位当时在前厅的记者报道，在“有保留地”陈述了案情的官方版本之后，警署署长汤姆·科比直截了当地指出了警方与媒体的分歧，说警方的目的是缉拿真凶归案，而新闻界只想得到一个迅速便捷的答案。当科比署长毫不客气地批评媒体对这出悲剧的不正常的过分关注是出于某种“病态的猎奇心理”时，大厅里口哨声顿时响成一片。
在汤姆·科比的整个讲话过程中，聚在前厅的记者们不时高声嚷嚷：
“你需要去看心理医生，混蛋！”
“还需要一个猪脑子！”
“你为什么不逮捕两个家长，科比？”
“乔贝娜死于一场邪恶鬼魔的祭典，那是她的父母专为圣诞夜策划的。”
“那个母亲是性变态，你看看她那张妖精似的脸就知道了。”
“她的父亲是性虐狂！”
当汤姆·科比说“我们绝对不允许舆论左右本案的调查”，一位记者接腔道：“太晚啦！”周围的人便吃吃地笑。
汤姆·科比又说：“请你们稍稍往后退一点，让我们来做我们的工作。”又一位记者说：“如果我们往后退，你们就不会做你们的工作了。”众记者喝彩。
…………
蓝赛夫妇仿佛被烙上了中世纪的“红字”，特别是帕茜·蓝赛，她在公众眼里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家和刽子手。
以后的数月，传媒界围绕本案展开了一场情报大战，记者们变成了半个特务，“案中案”接二连三。比如有人翻墙入室只为偷窃一张乔贝娜的照片，亦有报社雇电脑黑客企图从警方系统下载有关资料。更有甚者，一家小报记者竟打探警方办案人员的家庭隐私，以勒索情报。
就在汤姆·科比“舌战群儒”的同时，蓝赛夫妇的律师们和以私人侦探埃立斯·阿密施蒂为首的调查小组请来了已退休的原联邦调查局犯罪调查分析部主任、资深犯罪分析专家约翰·道格拉斯。他们只提出了一个最简单、也是最棘手的问题：“我们的委托人是否真的有罪？”
尽管没有看到尸体，约翰·道格拉斯同意法医约恩·梅尔博士的结论，乔贝娜被缢在先，头部受伤于其后。他的理由是，因头部创伤引起的死亡一般都伴有大量出血，而本案中警方几乎没有发现什么血迹，无论是在被害人身上，或可能的作案地点，乃至整个犯罪现场，包括蓝赛家的住宅和庭院。
根据道格拉斯的观点，案犯的作案手段十分恶劣、残忍，尤其是对于一个年仅六岁的孩子。由此几乎可以立刻排除父母作案的可能性。但有一点使他觉得困惑，就是盖在小姑娘尸体上的那条白色绒毯。一般来讲，假如一个凶手杀害了自己的亲人，如妻儿父母，在弃尸之前，他或她会下意识地采取一些保护性措施，最常见的就是将死者的身体遮盖起来。经向当事人乔恩·蓝赛和富利特·怀特详细了解，并查阅了警方当时的记录，那条绒毯其实只是草草地遮盖着尸体的胸腹部，小姑娘的胳膊腿全露在外面。因此，约翰·道格拉斯认为，作案人的这一举动不过是顺手为之，并无实际的保护意义。
同样由凶犯的作案手法可以推测的是，本案更像是一起报复杀人案。如果凶手是完完全全的陌生人，不太可能使用绞刑式的行刑方式，除非如佐狄亚克般对社会充满仇恨的系列杀人狂。报复的对象不一定是受害者本人，极有可能是她的父母，特别是作为公司总裁的乔恩·蓝赛。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作案人应该是蓝赛夫妇认识的人，也许曾经到过蓝赛府上。
乔贝娜的尸体是乔恩·蓝赛发现的，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一般来讲，如果凶手是家庭成员，又在作案后布置了假现场，他们总是会想方设法故意让其他人去发现尸体，这不仅使他们与案子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而且比较易于作出“反应”。比如，乔恩当时完全可以和其他人一样不去碰酒窖的门，或者故意让富利特·怀特发现尸体，这些对他来讲都是不难做到的。与此相关的另一点是，乔恩在发现尸体之后，马上撕去了女儿嘴上的胶布，解开捆缚她双腕的尼龙电缆线，又扯掉盖在她身上的绒毯。如果他精心制造了假现场，为什么又要亲手破坏掉它呢？
有趣的是，这位专家根据本案的暴力程度推断，作案人不可能与受害者之间有任何交流性的性行为，比如强奸等。约翰·道格拉斯进而认定，经紫外线扫描显示出的体液并不是精液。那又当如何解释小姑娘阴道内的创伤呢？道格拉斯说，凶手也许是将手指或其它物体插入了阴道，这是一种虐待性或报复性的性行为。
至于那封赎金索取信，不光洋洋洒洒下笔千言，而且字斟句酌，可以肯定，凶犯在杀人之后不可能有这样悠闲的心情。因为信纸和笔都来自蓝赛家的厨房，从而排除了作案人事先写好信带到现场的可能。于是只剩下了一种情形——凶手趁蓝赛一家外出之际潜入宅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