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说，此提议遭到了被告方全体律师的反对，他们纷纷上书法官指出，不错，确实有过重新“编辑”供述的例子，但那并不适用于“中央公园强奸案”，因为本案中某些被告被指控的唯一依据就是其他孩子们的供词。不少律师担心，单单是让他的委托人与某一位曾在公诉方的录像带上讲述过轮奸的孩子坐在同一个被告席上，就可能给陪审员们留下“同罪”的印象。仅将他们的名字从录像带上删除又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法官托马斯·加里根作出了于公诉方有利的裁决。他决定推迟开庭日期，以便检察官们有三周的时间剪辑录像带。
3月16日，加里根法官不顾被告律师们的激烈反对，按照公诉方提出的方案，将六名被告分为三组，先审安特隆、余瑟夫和莱蒙德三人，再审卡雷和凯文，最后是史棣汶。第一次庭审的时间定于4月16日，离“中央公园强奸案”一周年仅差3天。
但是，4月16日那天并没能开成庭。4月15日，应公诉方的要求，一位警方化学家重新查验了所有现场物证，在受害人的袜子上发现了一处曾被忽略的精液斑迹。这位化学家解释说，由于近一年来细菌的作用，斑迹变黄，所以显现出来了。
公诉方又失望了。联邦调查局法医实验室在送回的报告中说，这次的DNA图谱信号强烈，但仍与众被告人或嫌疑人送检的样品不符，而且，与“某男友”的也不符。
被告方马上就此DNA结果对警方和公诉方发起新一轮攻击，指责警方放跑了真凶，却抓来几位未成年的小伙子作为替罪羊，强迫他们承认根本没有犯过的罪行。公诉方则称，强奸者一定是在“撒野之夜”33个哈伦东区的孩子们中。如果不是本案中的被告，就一定是别的人。伊莉莎白分析说，袜子上的精液完全可能不是强奸者留下的，也许某位在场观看的孩子手淫后，顺手用袜子擦拭。
1990年6月13日，星期三，如某篇报道的标题所言：“好戏开场（Show Time）！”
300多名陪审员候选人被要求回答一份长长的问卷：你相信这个国家存在种族歧视吗？你有没有与你不同种族的好朋友？了解本案的案情是否会影响你对中央公园的印象？倘若入选陪审团，你是否认为必须送回一个能代表你家人、朋友及社区观点的裁决？……
经过三天的初选，约200人被淘汰。律师们开始对余者逐一提问。其中，安特隆的律师米基·约瑟夫问：“你是否接受有的人明明无辜却承认‘有罪’的可能性？”
6月22日，星期五，12人陪审团组成。十男二女中共有四名白人，四名黑人，三名南美人和一位名叫乔治·陆的华裔。据说因为他受教育程度较高，乔治·陆后来成了陪审团的核心，对本次庭审的最后裁决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6月25日，星期一，“纽约州人民诉安特隆·麦克瑞、余瑟夫·索兰及莱蒙德·桑塔那”，或“中央公园强奸案”正式开庭审理。旁听席的12排座位中有五排被媒体挤满，包括来自特丽莎老家的《匹兹堡公报》。
被告席上坐着三名少年被告和他们的律师们。安特隆的律师米基·约瑟夫是由法庭指定的，因为安特隆的父母没有钱支付律师费。州政府按庭外每小时25美元、庭内每小时40美元的标准价付酬（纽约州当时的最高私人律师收费为每小时300美元）。米基为安特隆辩护的报酬总额为2.8972万美元。
60岁的巴比·勃恩斯是余瑟夫的母亲请来的。四年前，他曾办理过索兰夫妇的离婚案。同样，索兰家也付不起律师费，所以巴比和米基一样，从州政府领取标准酬金。巴比是本案律师中唯一的黑人。
莱蒙德的律师叫彼得·利维拉，曾供职于联邦毒品局和布郎克斯地区检察长办公室。法庭本来替莱蒙德指定了一位律师，但是莱蒙德的父亲感觉那人瞧不起他们，因为他们是南美人，于是倾其所有，共一万多美元，聘下了彼得。
“从我方提交法庭的录像和其它证据中，你们将会看到，”首席公诉人伊莉莎白·莱德勒正在致开场发言，“当安特隆·麦克瑞，在他的父母陪同下，讲述他们一伙如何用铁管殴打特丽莎·梅黎，如何撕去她的衣服，如何一个接一个地扑到她身上，对她进行强暴时，他的脸色是多么的平静、冷静、不动声色。”
伊莉莎白说，虽然公诉方证人中的那些跑步者、骑自行车者、巡警等等，不能辨认出诸被告就是1989年4月19日晚在中央公园的滋事者，但他们的证词与被告们自己的供述完全一致。虽然DNA化验结果不能将被告们与其犯罪事件联系起来，但特丽莎、约翰等受伤后的照片将显示，相关的暴力行为与被告们自己的供述完全一致。“中央公园强奸案”和别的案子不同，不是由受害者指认案犯，而是由案犯指认他们的受害者。“你们将看到和听到他们自己描述他们的‘撒野之夜’，以及他们对那些受害者做了些什么。”
首席公诉人按时间顺序逐一讲述了小伙子们在中央公园的所作所为：“……离开人事不省的‘醉鬼’安东尼奥·戴亚茨后，他们继续寻找目标，寻找他们的下一个牺牲品……”伊莉莎白将强奸特丽莎摆在了殴打约翰·路林之前，尽管各被告在这一点上说法不一。“……即使如此恐怖的强暴也没能使他们得到满足，他们在空无一人的树林里扔下奄奄待毙的特丽莎·梅黎，赤身裸体，遍体鳞伤，又继续寻找他们的下一个目标，下一个牺牲品。”关于水库边上的那一段，伊莉莎白着重重复了安特隆的故事，说有人用一根树枝不停地抽打约翰，直到树枝折断。“……于是，他们又扔下昏迷于血泊中的约翰·路林。”
伊莉莎白告诉法庭，在第20区警察分署，“余瑟夫·索兰对警察们说有人用砖头砸她。在讲完他和他的同伙们对特丽莎·梅黎施行的这些令人发指的暴行后，他对警探说，这很好玩。”
其实余瑟夫的原话并不是这样的。根据警探托马斯·迈肯纳的证词，他问余瑟夫为什么要掺和进这种事，“他说就是为了找乐子和打发时间”。
“判断这样的案子并不需要很高深的学识。”女检察官最后对陪审团说，“假如你们稍稍有一点常识，你们就应该得出毋庸置疑的结论：所有这些被告被控之强奸、骚扰、抢劫、聚众滋事，以及谋杀未遂罪无一不成立。”
公诉方首先传唤了七名在中央公园被骚扰袭击的受害者，然后是4月20日凌晨发现特丽莎的两名南美人卡罗司·科隆和贝尼西欧·莫尔，还有最早到达现场的巡警罗伯特·卡拉曼和约瑟夫·韦尔奇。
在被告方的交叉取证中，米基·约瑟夫利用公诉方绘制的中央公园地形图，指出卡罗司和贝尼西欧发现特丽莎的现场和他的委托人安特隆在录像上描述的地点不一致，相差好几个街区。
彼得·利维拉则反复追问，为什么案发之后，卡罗司和贝尼西欧被警方盘查数小时，以及“警方是否要求你们提供血液样品？”回答是“不曾”。彼得的意思很明显，特丽莎被发现时，他的委托人莱蒙德已被捕数小时。如果警方曾经怀疑过卡罗司和贝尼西欧强奸，那么，莱蒙德就不可能是作案人。
接下来为公诉方出庭的是所罗门兄弟投资银行的派迪·嘉利特和彼得·威迈伦等，以及大都会医院和盖洛德医院为特丽莎·梅黎诊治的数名大夫。
再接下来，就是公诉方想避也避不开的尴尬——传唤联邦调查局法医实验室DNA专家德崴特·亚当斯博士。
虽然伊莉莎白和亚瑟都知道，DNA试验结果于公诉方不利，但是他们也知道，如果公诉方不传唤亚当斯博士，被告方便会传唤。而且，他们不想让陪审团以为，公诉方企图隐瞒他们亲手制造的证据。
自从1989年11月底，检察官们通过法院将第一份DNA报告转交给被告方后，他们一直在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尽可能“圆满”地解释那些个“不尽如人意的结果”。他们以及整个检察长办公室的“智慧型人物”们能够找到的最好措辞，就是“尚无定论（Inconclusive）”，指的主要是取自受害人子宫颈和直肠口的两处精液样品。
现在，亚当斯博士告诉陪审团，法医实验室曾对“子宫颈样品”进行过四次实验，其中三次不能读数，一次信号微弱，无法与警方送检的14名男性血液样品做比较。所以，亚当斯博士当时决定“不作任何解释（make no interpretation）”。但显然，这和检察长办公室的“尚无定论”意思并不完全一样。
两个月前，警方又在受害人的袜子上提取出新的精液样品后，亚当斯博士发现，该“袜子样品”的DNA图谱与“子宫颈样品”非常“相似”，与取自黑色紧身裤裤裆上的样品“绝对不同”。
也就是说，在袜子上留下精液斑迹者完全可能与强奸者是同一个人。
至于另外两份样品，亚当斯博士说，“直肠口样品”无法读数，“紧身裤样品”与“卡威·奥瑞利样品”相符。
这位卡威·奥瑞利就是受害人的“某男友”。
被告方由安特隆的律师米基·约瑟夫出面交叉取证。关于“子宫颈样品”，米基问：“所以，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你在那个实验中的确获得了DNA读数？”
“非常微弱，”亚当斯博士答，“不过，是的，我获得了部分读数，或者说，不完全的图谱。”
“但那是确实能够观察到的图谱？”
“我观察到了两组峰值，当然，很微弱。除此而外，没有别的读数。”
“我明白。”米基说，“从这两组峰值，你就可以断言，该样品和安特隆的DNA图谱完全不同，你同意我这种说法吗？”也就是说，安特隆的DNA图谱上没有这样的两组峰值。
“同意，先生。”亚当斯博士说。
米基又问，来自“子宫颈样品”的微弱信号是否也可以排除所有送检血样的男性？
“是的。”
在后面的问答中，亚当斯博士说，“袜子样品”的DNA图谱上有两组与“子宫颈样品”完全相同的峰值，这就是他们确认两者非常“相似”的依据。
在1990年，DNA还是一门新兴的、不为人们熟悉的技术。在交叉取证结束之前，米基·约瑟夫认为有必要就该技术在法医学上的基本应用多说两句：“DNA是一门科学，它的结果既可以用于确定案犯，也可以帮助排除无辜，你同意我这种说法吗？”上法庭之前，米基请教过他自己的DNA专家。
“绝对正确，”亚当斯博士答，“我曾做过600多起与性犯罪相关的案子，其中有25%的DNA结果排除了被告人作案的可能性。”
在第二天，7月14日的纽约《每日新闻》报上，记者里泽蒂·奥瓦瑞兹写道：“公诉方一直宣称，自‘中央公园跑步者’的宫颈处提取的精液样品DNA‘遗传指纹’非常微弱，无法得出任何结论，但是昨天，联邦调查局官员德崴特·亚当斯博士告诉法庭，在他进行的四次实验中，确有一次获得了‘不完全图谱’。这位专家说，该图谱与本次庭审的三名被告、正在等待受审的另外三名被告以及受害人男友提供的血样皆不相吻合。”里泽蒂认为，这是“联邦调查局专家在交叉取证时被被告方硬给挤压出来的意想不到的新发现。”
开庭第四周的第一天，7月16日，星期一——“公诉方传特丽莎·梅黎。”伊莉莎白的声音不高，却使法庭内骤然安静下来。众人将目光齐刷刷地投向陪审席后面的证人入口处。
一分钟过去了，两分钟过去了，没有动静。人们开始交头接耳：“怎么回事？”“她哭了吗？”“她病了吗？”……
又过了两分钟，女检察官也有些担心了，尽管她知道，特丽莎没有如其他证人一样，等在法庭隔壁的会议室里。“中央公园强奸案”已经过去一年，特丽莎的腿脚仍未完全恢复功能，她需要一些时间才能从六楼的陪审团审议室走上七楼托马斯·加里根法官的刑事庭。那天早晨，公诉方赶在上班之前将他们的“明星证人”“偷运”进了法庭大楼，因为自从上星期五两位公诉人透出口风说特丽莎“可能出庭”，便在媒体和公众中激起了一片不大不小的兴奋。人们都想亲眼见一见这位“一直躲在幕后的神秘女子”，特别是，特丽莎的同事们作证时说，她“曾经”长得很漂亮。
据记者们的分析，从衔接上讲，传唤特丽莎应该是在那些替她诊治的大夫们后。但公诉方有意把他们最不愿接触的DNA话题安插在两者之间，显然是为了用特丽莎的出庭来冲淡陪审员们对德崴特·亚当斯博士作证的印象。
公诉方反驳说不对，他们唯一的考虑只是特丽莎的健康状况。
当陪审席后的那扇“证人入口”终于被推开时，法庭内再次静默。有人掐过表，这段静默持续了整整15分钟。
因为加里根法官有言在先，在当天的报道中，记者们都规规矩矩，没有人描述或者“暗示”特丽莎当时的相貌，只说她着深紫色西服套装，看上去很瘦小。
和在DNA听证时相比，今天的伊莉莎白底气倍增：“你是否还记得1989年4月19日晚，你去中央公园跑步？”
“不，我不记得。”
“你是否还记得1989年4月19日晚，发生在中央公园的任何事情？”
“不，我不记得。”
特丽莎说，她所能忆起的4月19日发生的事只到那天下午5点左右，她打电话给一位朋友推掉了晚餐的约会，因为她需要在办公室里加班。
伊莉莎白问，你在那通电话以后的第一次记忆是什么？
“我记得5月底……应该是‘阵亡将士纪念日（Memorial Day）’的那个周末，星期五晚上，我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
伊莉莎白给特丽莎看了黑色紧身裤、染了血的运动衫、以及警方在现场发现的其它属于“中央公园跑步者”的物件，然后问，你还记得1989年4月19日以前的事吗？
“是的，我记得。”
“4月19日以前，你是否和什么人发生过性关系？”
“是的。”
“什么时候？”
“星期天，4月16日。”
“从4月16日早晨到你最后能记起的4月19日下午5点之前，你是否和什么人发生过性关系？”
“没有。”
“4月16日早晨，你和谁在一起？”
“卡威·奥瑞利。”
“卡威·奥瑞利是谁？”
“我的男朋友。”
公诉方传唤特丽莎的首要目的是抨击所谓的“男友作案论”。为此，女检察官需要向陪审员们解释，为什么卡威的精液会出现在三天以后特丽莎穿的紧身裤上，所以她问，4月16日上午，特丽莎是否去过中央公园跑步，特丽莎说是的。特丽莎跑步时总穿黑色紧身裤。
米基·约瑟夫起身抗议，称特丽莎4月16日上午去中央公园一事与本案无关。加里根法官回答说，他也看不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但是黑色紧身裤却似乎与本案有关。”
伊莉莎白继续提问，她请特丽莎告诉法庭，一年多前那次血腥的惨案给她留下了什么后遗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