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句公道话，作为一个女人，特别是年轻漂亮又有一定才华的女人，弗吉妮雅·拉培的遭遇算是相当不幸的。她在16岁以前就已经堕过五次胎，17岁与时年40的雕塑家约翰·萨普尔定婚、怀孕，又在临产前被抛弃。因为来不及做流产，就将生下的孩子送了人。此后，弗吉妮雅从好莱坞消失了一段时日，有传言说是到旧金山当了艺术家们的裸体模特儿。很快，弗吉妮雅再次定婚，与一个名叫罗伯特·摩可维兹的服装设计师。但没过多久，罗伯特死于车祸。
1917年，弗吉妮雅回到洛杉矶，当时美国已经出兵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一次义演活动中，弗吉妮雅遇到了导演亨利·莱尔曼，就是曾经拍过罗斯科的“肯斯托”胖警察系列的导演亨利·莱尔曼。
几乎只是一瞬之间，弗吉妮雅就和亨利同居了，随即在亨利的两部片子中出演小角色。通过亨利，也通过拍片，弗吉妮雅认识了罗斯科和敏达·亚博克尔夫妇。
其实，罗斯科的为人是比较随和的，但敏达却是打一开头就看不惯弗吉妮雅：“我简直不能忍受那女孩儿……她看上去特别甜美，又特别天真，但道德绝对败坏。她和不知多少男人睡过觉……有两次，马克·森奈特（一位导演——笔者注）不得不关闭他的摄影棚……因为我们怀疑她有性病，她坐过的马桶我们都不敢用。”
也许是作为一种报复，某次，弗吉妮雅对记者讲起她如何讨厌罗斯科，说罗斯科“长得恶心，又举止粗鲁……不懂得尊重女性”。也有不少人猜测，弗吉妮雅对罗斯科的反感是来自亨利·莱尔曼对罗斯科的嫉恨。当年罗斯科刚进好莱坞，全靠亨利的一手栽培才成了明星。但一觉醒来，亨利就已经请不动罗斯科了。
不过，弗吉妮雅后来又说，那次记者访谈之后，她在一个舞会上遇见罗斯科，罗斯科就跟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似的，对弗吉妮雅的态度一如往常，还亲自为她点了一支舞曲“让我叫你‘亲爱的’”。从此，弗吉妮雅说她不再讨厌罗斯科。
弗吉妮雅的另一个问题是，喝酒无节制，而且一旦喝多了就管不住自己。弗吉妮雅虽然没能如愿以偿地在电影界得到发展，但因为模特儿出身，对女人的打扮穿戴颇有些研究，曾于1918年被洛杉矶的报纸评为“好莱坞最佳着装女演员”之一。后来在一次派对上，弗吉妮雅喝了酒就开始自己扒衣服，所以周遭的人们又在私底下称她为“好莱坞最佳‘不着装’女演员”。
记者阿德拉·圣琼斯讲过这样一件事：“那时候，拉培小姐和我都住在好莱坞，中间只隔着几个街区。本案发生后……在我家干活的小伙子对我说：‘我也曾经替弗吉妮雅·拉培打扫卫生洗衣服……一天，我洗完衣服回到房里正准备晾，发现她开始撕扯自己的衣服，一面跑出房门大喊：‘救命啊，这个人要强奸我！’当时我正站在厨房里，手里满是衣架和湿淋淋的衣服，她却说我要强奸她……邻居们告诉我，她一喝酒就这样……我本来是很需要那份工作的，但一转念，太危险了，从此再没敢去过她那儿。’”
阿德拉讲的是弗吉妮雅自己的住处。弗吉妮雅一直租着一套公寓，因为她和亨利·莱尔曼的关系反复无常，时好时坏，常常打完架分手，过一阵又搬回到一起。1920年，亨利在他的新片《微光里的孩子》中派给弗吉妮雅一个角色。电影上映后不久，1921年7月中旬，两个人再度分手。这一次，亨利远走纽约，打算到百老汇碰碰运气。
据与弗吉妮雅和奥尔·盛纳契熟识的人们说，亨利前脚离开，弗吉妮雅后脚就找到她的经纪人，说她怀了亨利的孩子，想做流产，要奥尔“帮帮”她。奥尔·盛纳契劝弗吉妮雅跟他跑一趟旧金山，以避开好莱坞的是非和口舌。
奥尔自己也需要到旧金山“办点事”。他早就想和太太莉莉安离婚，但莉莉安不答应，奥尔于是求到了玛蒂·黛尔蒙，要她“帮忙”在法庭上证明莉莉安通奸。奥尔于1921年8月2日，星期二，将离婚状纸递进旧金山法院，因为盛纳契夫妇分居后莉莉安一直住在旧金山。法院通知9月9日，星期五，开庭审案。
不过，弗吉妮雅和奥尔的这一次“劳动节旅游”都具有一定程度的“保密”性质。他们倒没有对周围的人隐瞒他们将去旧金山，但却少有人知道他们此行的真正目的。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记者们都以为他们只是带了玛蒂·黛尔蒙“到北边玩玩”，一些报道甚至说，他们“本来准备只在旧金山住一宿”。
有一种讲法是，罗斯科·亚博克尔一行当时并不知道奥尔·盛纳契等人也到了旧金山。巧就巧在弗莱德·费希巴赫在这城里有一个朋友，夜礼服推销商埃拉·福鲁斯。而且9月4日，星期天晚上，埃拉也住进了离圣弗朗西斯饭店不远的宫廷宾馆。
有人说是弗莱德打电话约埃拉，也有人说是埃拉打电话约的弗莱德。总之，他们约定的时间是9月5日，星期一上午11点，弗莱德请埃拉到圣弗朗西斯饭店共进早餐。
10点45分，埃拉·福鲁斯从他的房间出来，刚好看见奥尔·盛纳契三人下楼去餐厅。出于职业习惯，埃拉只扫了一眼弗吉妮雅高挑的身段，马上就联想到了他正在推销的夜礼服。他向一位宾馆工作人员打听，那人告诉他该女子是“弗吉妮雅·拉培，电影演员”。
戴维·雅罗普在《那一天，笑声嘎然而止》中说，从这往后，“埃拉·福鲁斯于无意之中引发了一连串的悲剧性事件。”
埃拉到达圣弗朗西斯饭店的1220号房间时，只有弗莱德·费希巴赫已穿戴齐整，罗斯科和洛维尔·谢尔曼还都裹着睡袍。
交谈之间，埃拉问起这里有没有人认识弗吉妮雅·拉培，三个人都认识。弗莱德说埃拉是不是搞错了，弗吉妮雅不是在洛杉矶呆得好好的吗，怎么会跑来旧金山？于是打电话到宫廷宾馆查对。电话接通，果然是弗吉妮雅，弗莱德“只好”顺势请他们过来参加派对。
后来趁着无人，罗斯科对弗莱德抱怨说不该邀请弗吉妮雅们，还说弗吉妮雅是“妓女”，玛蒂·黛尔蒙是出了名的“走一路臭一路，到哪儿都能生出点事端”。
无奈弗莱德·费希巴赫一言既出，木已成舟。
“圣弗朗西斯派对”从9月5日中午12点开始。因为是来去自由，无一定之规的“开放性派对（Open Party）”，人们三三两两地来，又陆陆续续地走，参加者前后共计15到20人。至于派对的气氛，记者们的形容是“始而活跃，继而疯狂”。不仅有嘈杂的音乐，纷乱的交际舞，还不时有成对的男女躲进卧室或卫生间。不仅有丰盛的自助餐，“酒水管够”，而且还有人吸毒。
不知什么时候，洛维尔也换好了衣服。罗斯科嘟嘟囔囔地说，他一穿上裤子大腿烧伤的地方就被磨得生疼。弗莱德说没关系，都不是外人，你就穿着睡袍好了。罗斯科想想到底觉着不妥，又在睡袍外面披了一件浴衣。
弗吉妮雅·拉培是在12点准时到达。在场的宾主们后来能忆起弗吉妮雅在派对上做过的“疯事”有三：一是带领大伙儿比赛踢腿，看谁踢得高，二是闹着要跟人膈肢呵痒痒，再就是逢人便讲她的未婚夫走了，她已经几个月没工作了，她需要2000美元做流产。当然，还有喝酒。
12点半，玛蒂·黛尔蒙进来的时候，正听见罗斯科跟客人们讲他的演员朋友贝贝·丹尼尔斯因超速驾驶、又拒不听从警察的指示停车而被捕的事。
1点30分到1点45分，两名舞蹈演员阿丽丝·布莱克和若伊·普瑞文相继到达，她们是洛维尔·谢尔曼请来的客人。
两点，奥尔·盛纳契本来是如约来接弗吉妮雅和玛蒂，但两个女人都不要走，结果奥尔也留下了。
两点刚过，弗莱德·费希巴赫问罗斯科要“利箭”牌旅游车的钥匙，说是又到了他每天去海边观察海豹的钟点儿。另一位客人梅怡·陶勃也正在请求罗斯科开车送她去市中心。罗斯科便对弗莱德说，你要么快去快回，要么等我送完梅怡再走。弗莱德说他快去快回，就拿了钥匙匆匆离去。
这时候，按照安迪·艾德蒙在《诬陷》一书中的说法：“所有的因素都已齐备：一个夜礼服推销商，一个自称‘晚装模特儿’的职业骗子，一个‘好莱坞最佳‘不着装’女演员’，再加上黑酒和毒品……这里的每一项都是出自弗莱德·费希巴赫的安排或邀请，而他本人却一走了之，将一颗随时可能爆炸的定时炸弹留给罗斯科·亚博克尔和洛维尔·谢尔曼。”
关于这之后发生的事，在场者众说纷纭。以下是根据各人的讲述汇总而成。
1220号房间真的就像“随时可能爆炸”似的，乌烟瘴气，又热又挤。玛蒂·黛尔蒙一连灌下近10盅加冰威士忌后，脱去衣服，换上洛维尔的睡袍，后来索性跟着洛维尔进了1221号的卫生间。弗吉妮雅喝了几杯兑橘汁的杜松子酒，已是意乱神迷，也跑到洛维尔的卧室里打算脱衣服，然后又去推卫生间的门。
卫生间从里面反扣着，有人听见弗吉妮雅边拍门边喊：“开门，玛蒂，让我进去。”
玛蒂应道：“我正换衣服呢，拜托你去那间屋，好不好？”
阿丽丝·布莱克和若伊·普瑞文后来说，她们是在2点50分左右看见弗吉妮雅·拉培穿过客厅，走进1219号房间。
罗斯科·亚博克尔瞥了一眼壁炉上方的挂钟，快3点，估摸着弗莱德·费希巴赫应该回来了，就起身到各处看了看，添点酒水，换张唱片，再回自己房里换衣服，准备送梅怡·陶勃出门。罗斯科不知道1219号房间里有人，他闩好卧室门，转身想先到卫生间洗把脸。卫生间的门没锁，却只能推开一条缝，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顶着。
罗斯科一点一点地推，推到终于可以侧身进去了，才发现是弗吉妮雅躺在门后马桶旁的地板上，桶里有呕吐之秽物。弗吉妮雅睁眼看看罗斯科，哼哼叽叽地说她“难受”“痛”。罗斯科扶她起来坐在马桶盖上，等她觉得好一点了，又帮她挪到床上躺下，给她倒了一杯水，才去卫生间洗脸。
等罗斯科出来，弗吉妮雅已经从床上折腾到了地上，双手捂着肚子叫“痛”。罗斯科帮她躺回到床上，安慰她说，他这就去弄些冰来。据罗斯科后来的回忆，他在1219号房间里一共待了大约10分钟。
客厅里更加乱糟糟，玛蒂和洛维尔已经从1221号房间出来，几乎所有的客人都喝醉了。罗斯科心烦，就想拿埃拉·福鲁斯出气。他要洛维尔·谢尔曼马上把埃拉撵走，因为埃拉正借着酒劲死乞白赖地向每一位女客兜售他的夜礼服，而且弗莱德不在，这里谁也不认识埃拉。
罗斯科从冰箱里取了一小桶冰回到1219号房间，弗吉妮雅不再哼哼，也不动了，好像已经昏迷。罗斯科先在她的肚子上放了几块冰，这是美国民间传统的止痛方法，不管哪儿痛，也不管为什么痛，一概用冰。弗吉妮雅还是不动。罗斯科知道弗吉妮雅会做戏，他想起他的一位演员朋友巴斯特·凯顿曾经说过，试验女人是不是假装昏迷的最有效方法，就是“冰”她的大腿根儿。
所以，当玛蒂·黛尔蒙推门进来的时候，罗斯科手里正拿着冰块在弗吉妮雅的大腿根儿处来回摩擦。弗吉妮雅衣不蔽体，肚子上的冰刚刚开始化，腹部刚刚积起小小一汪冰水。
玛蒂听完罗斯科的解释，说：“她就是喝高了，不会有什么事的。”
两个人正说着话，弗吉妮雅突然醒来，一面撕扯着衣服一面高声大叫，阿丽丝·布莱克和若伊·普瑞文等闻声进来。
罗斯科思忖，这女人果然是装的，就对阿丽丝和若伊说：“让她住嘴，让她滚。她太吵了。”
正在这时，弗莱德·费希巴赫看完海豹回来，也进了1219号房间。据说他目睹此情此景，随口就溜出一句玩笑话，大意是罗斯科伤了大腿也不耽误和弗吉妮雅“寻欢作乐”。罗斯科忿忿地回了一句，大意是这一点也不可笑。
不知是不是弗莱德的那句玩笑话给了弗吉妮雅什么启示，她冲着罗斯科大叫：“你离我远点，我不许你靠我这么近。”又转向玛蒂·黛尔蒙：“他对我做了什么，玛蒂？是他把我弄成这样的。”
当时的在场者谁也没觉出这两句话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玛蒂和女人们放了满满一浴缸凉水，帮助弗吉妮雅洗干净，又帮助她安静下来。
罗斯科和弗莱德向饭店要下了1227号房间，把弗吉妮雅送去那里歇息，那时是3点30分。玛蒂主动要求留下来陪伴弗吉妮雅，但很快就在另一张床上睡着了。
罗斯科给饭店打电话要大夫，大夫不在，值班经理哈里·波伊尔就派了保安乔治·格兰能过来。乔治大致看了看，说弗吉妮雅喝醉了，没事儿。
梅怡·陶勃还没走成。她叫来自己的医生欧拉韦·卡布。卡布博士替弗吉妮雅查了查，也说她并没有什么大毛病，就是喝多了。
欧拉韦·卡布博士离开后，罗斯科送梅怡·陶勃去了她要去的地方，然后开车到码头办理将“利箭”牌旅游车托运回洛杉矶事宜。他估计腿上的烧伤一时好不了，不想再开车受罪。罗斯科回到圣弗朗西斯饭店已是掌灯时分。
晚7点，饭店的大夫亚瑟·贝尔兹利博士终于来了。他在1227号房间给弗吉妮雅作了检查，向玛蒂·黛尔蒙问了问怎么回事，替病人注射了一针吗啡止痛，如此而已。
隔着几个门，1220号房间那边仍旧是人声鼎沸，杯觥交错。
第二天，9月6日，星期二一大早，弗吉妮雅·拉培醒来后又开始嚷嚷痛，玛蒂·黛尔蒙又叫来亚瑟·贝尔兹利博士，医生又给弗吉妮雅打了一针吗啡。
一个上午，贝尔兹利博士被先后四次召到1227号房间，其中有一次玛蒂说，弗吉妮雅从头天下午开始呕吐就一直没上厕所，会不会是因为小便滞留在膀胱中引起的胀痛？贝尔兹利博士于是给弗吉妮雅安插了导尿管。博士后来在法庭上作证时说，导出的尿不多，只五盎司左右，但尿中带血，且有些许已经变成褐黑色的血丝血块。由此可以推断，假如弗吉妮雅真有“内伤”，那伤一定有些时候了，因为新伤的血应该呈鲜红色。而且，弗吉妮雅的膀胱也必定有问题。
然而不知何故，这位医生没有送弗吉妮雅去医院。
下午，病人的病情继续恶化。这一次，玛蒂·黛尔蒙没有通知亚瑟·贝尔兹利医生，而是从外面请来了一位摩尔维·卢姆文博士。玛蒂和这位卢姆文博士的关系肯定非同一般，有人听见她对他直呼其名，或叫他的昵称“卢米”。第二天，玛蒂·黛尔蒙自作主张辞去了亚瑟·贝尔兹利，正式聘请卢姆文博士为弗吉妮雅的主治医师。
弗吉妮雅显然在派对上醉得不轻，她对大夫说她想不起来昨天发生的事，只恍惚记得罗斯科将她抱到卧室的床上。从病案上看，卢姆文博士在体检时没有发现任何暴力搏斗，或“强奸未遂”的迹象，尽管玛蒂·黛尔蒙一直在旁边絮叨说罗斯科如何如何。
卢姆文博士安排几个护士轮班照管病人。当天下午第一位上任的是简妮·詹蒙逊，她注意到弗吉妮雅的阴道不住地流黄水，杂以脓血。据弗吉妮雅自己说，她那样已经快两月了，因为和亨利·莱尔曼“性交过度”。简妮不是医生，无权对病人做出诊断。但以她的经验，简妮认定弗吉妮雅得的是淋病，一种传染性极强的花柳病，并且在当时几乎无药可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