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那时面对四个不知事的孩子，只有靠抽支烟解乏忘忧。几盒劣等烟似乎是这个家里仅有的“动产”了。小玉琪已经把他课本上的空白边都画满了画，连两段课文之间的那一点空白处也高密度地住满了他笔下的人物。老师说他上课不专心听讲。他说老师讲的他都懂。他再没有一星一点的纸可以画画了。然而他的画停不下来。娘说家里再没钱买那一分钱一张的纸了。小玉琪说生活可以再苦些，可以不吃三顿粥改吃两顿。娘说再苦些就不要吃饭了。玉琪说，纸没了，咋弄啊？然后也不知怎的急得搭错了神经拿了娘的五包烟和一个抽烟的同学换了钱，转身就去买纸。继而又有了一次鬼迷心窍。那天他看到一本小小的六十四开本的水彩画集。他至今记得那个水彩画家叫李剑晨，画集共八幅画，价格四角钱。小玉琪疯狂了。他觉得他看到了全世界最好的东西，没得比这更好的东西了。这是不能不属于他的。没有人会比他更爱这本画集。他，他拿什么买？他奔回家拿了把家里天天在用的铜饭勺，卖给废品收购站，买下了这本水彩画集。当然中午吃粥时全家就发现铜饭勺怎么没了？用什么盛粥？但是小玉琪已经完全糊涂了，疯魔了，除了想把画册买到手，什么也不清楚了。娘想不到他第二次偷家里东西。娘从来硬气，连向她自己的母亲都决不借钱。玉琪这孩子是本质上坏了啊！娘伤心啊！小玉琪最怕的事就是看见娘伤心。娘一伤心他就觉得天塌了，天塌了，全完了！
娘多支持他画画啊！有一天下大雨他上泰州公园河边画画。整个公园只有他一个人。他用伞遮着画夹。画夹里有一张一分钱买来的纸。他每次写生都只带一张纸。没有画坏了重来这一说。必须每次要画好。坚信这一张就能画好。一阵狂风吹走了伞，又把这一张纸吹到泥水里。小玉琪捡起伞背起画夹拎上折叠凳往家走。在当时这个十来岁小孩的眼里，来回走一个多小时是很远的路。寒风冷雨中他缩着头，只盼着快些走到家。但决没有想过到家后不再回公园。他只是回家再去拿一张一分钱的纸。娘说你疯了，这么大雨还要走回去？小玉琪说早上下雾的时候，傍晚太阳落山的时候，刮大风的时候，都画成画了，就是还没画下雨景，就是要这雨。娘说你衣服全湿了都没得换的。小玉琪说没事，吹吹就干。娘说还是雨小一点再去。小玉琪说他就是要这大雨。在雨中，他画好后让画纸洒上一些雨点，雨水冲开了水彩画色，画变得毛松松的。嗨！小玉琪觉得雨也是水彩色的！
但是，纸又没了。他再也不会笑，就是想纸。第二天娘给了他八角钱。八角！他想这是他平生最富有的一天了。他真是太有钱了！八角钱可以买八十张一分一张的纸！他一路狂奔。他简直富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当然他会把这八角钱全部买纸，当然他不管有多少纸也会一张一张省着画。他不知道怎么会一下子有这么多的钱啊！过了很久他发现娘那件结婚时穿的蓝上衣，逢年过节都要穿一下的，怎么老不见娘穿了？问娘。娘说她把这件衣服卖了八角钱。小玉琪喊了声，娘啊……
他周围再没有“别人”的时候
玉琪小学毕业后，社会上越来越强调出身。因为出身，他只能上民办初中。因为出身，他明知自己不可能入团，可又不敢不申请入团，否则好像他不向组织靠拢，好像反动。再说他也不甘心不上进。学校举行美术、诗歌、作文等各种比赛的时候，正是他发挥特长的机会。崇拜他的孩子们叫他东方高尔基。不懂事的孩子偏要说你父亲是什么人你还要争什么？你是坏人的孩子。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太脆弱，还是心灵的创伤太深了，轻轻刺一下都那么敏感。不过这是轻轻刺一下吗？这一下刺得还轻吗？这种等外公民感他不能让娘知道。如同娘从来不把自己的艰难苦痛转移到孩子身上。他只压在自己心里，越压越强终于酿成一种喷发的力量，时时把他喷发到校外去。
他逃学了。一个人在公园写生，一个人上图书馆读书。一个人有多好！再不会被别的孩子瞧不起，再不会比人矮一截。最痛苦的是他明明知道自己明明不比别人矮一截！当他周围再没有“别人”的时候，他真觉得，一个人，这本身就是最大的好处。
熊猫画家的“政治因素”
越往后，人本身的价值越来越贬值，“出身”越来越增值。杨玉琪不可能入高中了。到1963年他下决心考大学，先在泰州参加了一次高中课程的考试。经市文化局考核盖章承认同等学历。娘不同意他报考高校。娘说你这样出身，学校怎么会录取？他说他能考上。娘终于给了他十元钱——这是娘一个月收入的一半啊。他要到上海戏剧学院的考场去报考舞台美术系。他在上海的姑夫已经退休，把自己的手表借给了他，说你要考试，得有块表好掌握时间。他戴了这块表上了公共汽车，一路上只用戴表的那只手拉汽车上方的横杠。因为别人拉横杠的手腕上都有表，因为他老想看看自己手上这块表。真是体面极了光彩极了。
当他极体面极光彩地站在戏剧学院招考老师的面前，接受他们目光的审核时，他才意识到自己那么瘦小，穿得那么不体面，而且自己的模样可能一下就给人看出是上海很有些人认为很不光彩的江北人。这种莫名其妙不可理喻的地域偏见！这已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上千报名的考生中只能录取二十人。老师很想卡掉一些考生。正好杨玉琪只带了水彩画，不知道还要带上速写。他苦苦恳求让自己报个名，老师说不带速写就是不能报名。杨玉琪一急，把背着的画夹拉到身前，从画夹里扯出一张纸，嚓嚓嚓几秒钟画下考场人头济济的场面，的确是一分钟都没用了。用这么流畅的线条画出了活脱脱的考生！在场的考生把他围上了，老师也一个个站起来看他的画。一举震惊了考场。他不仅拿到了准考证，老师还把他的准考证号码记在一个本子上。他知道这是好事，是格外重视他这个考生。虽然他是江北人，是穿得那么破旧的江北人。这些教授真好！当时他还以为凡是在大学教书的全是大学教授。
考生住的楼已住满，他只能和最后一批考生住在一楼的楼道里。所有上楼的人都能从楼梯上看到他。当晚，他那儿形成一个小小的中心。他一下认识了好多人。不，是好多人一下认识了他——他就是那个在报名时当场画画的人。大家争着看他画夹里的水彩画。离考试还有两天，大家结伙去西郊公园写生。杨玉琪初次到上海，第一件大事是想画熊猫。两个考生紧随着他，一个非要帮他拎包，一个非要为他端着一杯画水彩画的水。他无论怎样也没有办法叫他们不拎或是不端。他从来没有想到，在考场上，人的价值只是人本身。他当场也没悟过来。他当时只注意着熊猫什么时候懒洋洋地动起来。他飞快地画下一张水彩，用水一冲，熊猫变得毛茸茸的，不摸都能感觉着这种手感。回到住处考生们人人来看这幅画，大家尊称他熊猫画家。哦，他成了画家！很多考生送他照片，都写上：送给熊猫画家。风头出足。好像别人只是考生，而他是画家。到考试时，监考老师走到他桌边，敲敲他的桌子说，你不要紧张，慢慢地画，你不要受考试时间限制。考生们当然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明白这是一个一定要录取的佼佼者幸运儿。
两天后初榜公布，名单上没有熊猫画家的名字。杨玉琪到底没被录取。
考生们哗然了。像这样的考生反而不录取是为什么？他们到接待部门要求回答。一位有关的老师出来答复考生的责问。他说一千多考生中录取二十人，有规定历届毕业生只能占百分之三的名额。考生们想，二十人的百分之三的话，连一个人也不到。那位老师还说，有的考生虽然没被录取，但是水平确实很高，不需要学习就可以立足了。另外，学校选择学生，还考虑政治因素。
还考虑政治因素？明白了。对杨玉琪来说，就是主要考虑政治因素了。像他这样生来带着“政治因素”的人只能是高等学府的门外汉。一个梦，破灭了。那是他的一个最辉煌、最隆重的梦。他躺在一楼楼道的地上，两三天不吃饭。考生们纷纷下楼来劝慰。他们纷至沓来的脚步声，如同一级级楼梯的断裂、塌落，活活地压迫着、掩埋着、窒息着杨玉琪这个不安分的生命。考生们说他们自己不被录取倒也罢了，你真该录取的。他们越劝越加重他的绝望感。他是应该被录取的。他是应该被录取的！没画头了。再画，还是这个样。再画，还是这个样。不公平，不公平！
他养老了，时年十七岁
回泰州的第一件事，是把他从来不准弟妹碰的纸和颜料全部送掉。他送掉的是照耀着他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梦。年轻的朋友们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他也不需要别人明白。他从小埋下的孤独感，如今渗遍了他的全身。他想起李清照的词句：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而他却已经无所寻无所觅！闲得难过！他觉得他开始养老了，时年十七岁。
他养老不久又开始画画，他不承认这是画画。他说这是反正没事干随便涂涂。他以为这是由于无聊。其实是他的画瘾很快又犯了。如同戒烟者借各种托词抽烟，譬如上厕所得抽一支等等。他说涂涂玩玩的，也无非是在寻找心理上的托词。涂到1966年，又想考大学，又觉得非考大学不可了。用泰州话说，是抱了儿子去当兵，死也无所谓了。不过这次已有自知之明，到扬州考区只挑最冷门的学校和最冷门的专业。像自己这种“政治因素”的人，能上大学已是万幸。苏州丝绸工学院的丝绸设计专业，似乎考生很少。那么，就是它了。把画夹里的画拿出来给老师看。老师一看说不错啊，留下这张。再拿出一张，老师说很不错啊，这张留下。杨玉琪备而不用地带了二三十张，老师竟然叫他全留下，干脆把整个画夹留下。然后“爱不释手”地拉着他的手，径直陪他上考生宿舍，说他的专业课已经行了。考完后他觉得这次看来是成了。所以说“看来”，因为有了上次教训，否则他一定认为是准行的。但这次，他是怀着一种侥幸的心理等着录取通知了。
他至今保留着一张泰州市进业补习社发的同等学历证明和一张1966年江苏省艺术院校联合招生准考证。准考号：4004。这是他的全部的“学历”了。
苦难是一种积蓄
1966年高考的录取通知没有发下来，发下来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份份战书。这是向人类文化人类文明的宣战。连文化带文明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杨玉琪对于高考录取不录取已无所谓了。如同一个判了无期徒刑的人，再给他加几年刑能有什么感觉？
杨玉琪结交了几个收破烂的老人。他以比废品收购站高的价钱从他们那里淘画页、封面、线装书等。“破四旧”开始，有的家庭不敢在家里放除了毛选马列著作之外的任何书籍，一概作价卖了。也有的父亲被斗死，儿女们绝望之中把父辈的书连同对父辈的记忆一起卖了。杨家的门口几乎每隔一天就有一个收破烂的老人来叫门：“老杨爹！”泰州话的老杨爹，就是老杨爷爷的意思，不到二十岁的杨玉琪就有人把他从老杨升格为老杨爹了。难怪他早早地产生过养老的心态，抑或是他这种心态使人破格叫他老爹？人们打倒文明的时候。老杨爹正在加紧搜罗文化。他没想到他自己很快会被打倒，终于明白与其等着别人来“破四旧”不如自己动手。然而要他自己毁那一柜子万多张的画页，他一张一张搜罗起来的画页，不啻是要他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这天中午十二点他上班前叫大妹代他烧：你看哪张有问题你就烧。十二点开始烧，到他下班回家天都黑了还没烧完。他走进家里好长时间不敢打开他的柜子，这个放满了画的柜子，于他如同光耀灿烂的宝库。他生命的积蓄都在这里了。这里要是空了，他这个人也就空有一副皮囊了。柜里还残存一点画，很快也被人全部抄走，包括他自己所有的画和雕塑。他青少年时代的画一无痕迹了。他今天回想起来，他在人生路上稍一软弱就走不下去，就将失去自我，就将在这个世界上了无痕迹了。
直至他被关押、吊打九天后，他如同从炼狱重返地面。既已死过一回，生死也就置之度外了。他觉得地狱虽有十八层，他是下过十九层了。现在哪怕回到十八层，就很好了。坏人就坏人，身上吊的、跪的、被打的、被勒的伤痕复伤痕，再加几道心灵的伤痕，不过如是了。他的身体这里那里在痛，对这点痛的信号他都不接受了。他的心灵平静轻松到近乎麻木。从此他反而可以摈除尘念静静画画了。他生下来就是要画画，如同人生下来就要吃奶。不是为了什么，好像什么都不为。这种经过磨难的超脱，摈弃了乖巧圆滑小智小技。苦难是一种积蓄，一种不断给他的艺术生命补充养分的积蓄。尊崇人类的苦难吧！
他想法找来旧的美术书刊，裁开、剪断。每天到厂里劳动时藏几张在身上，万一被人查出只说地上捡的。上厕所时能读一点是一点，被人撞上只说这是手纸。“文革”开始时花鸟画也是首当其冲被批判的。因为花鸟画很难直接为政治服务。你画一只鸟如何能表明这是无产阶级的？你画一朵花，又如何能论证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山水画好办多了。山山水水之间加一条高压线或是加一个女地质队员，这就是社会主义新面貌了。而花鸟画，似只能使人玩物丧志。然而我国从宋、元、明、清以来，花鸟画都独立成科，都有大家。传统传统，只有能传下去的才能去统。花鸟画日后如何领一路风骚？杨玉琪从小画水彩，此时觉得水彩画终究欠深沉，不如从此改行学花鸟画，他说不能讲这全是为了振兴中国的花鸟画，这或许也是一种逆反心理。这世界不会永远是“文革”，不会永远斩花除鸟。而水彩画中用色、用光、用水的技巧正好可以在花鸟画里洋为中用。他画水彩画常常在厚厚的纸上冲水、冲色。他画花鸟画则把薄薄的宣纸先喷潮、刷潮，画得湿乎乎、毛茸茸、雨濛濛、雪蓬蓬。美啊，那花鸟万物之神韵，那天地之精神日月之光华！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