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允许改革而不允许出错，进而不允许出圈、出格、出众、出色，那么，这种绝对化的“求全”的思想，铺设的也只能是阶级斗争之路，政治运动之路。
那么，为安全起见，大家只能是今天天气哈哈哈。
“难道社会主义就是国家用钱把人养活，叫人无所用心？”孙超说。
允许无所用心，等于是提供时间给人胡思乱想，提供条件给人整人。
结果是生意做得越大越要受审查。谁还敢振兴中华？
改革自然不是坦途。但也不能人为地使之成为畏途。
世界很大。快车道，慢车道，人行道，地下铁道，本来可以各行其道。我9月底在松花江边，看见倏然驰过的快艇，像一把激光手术刀似的划破江水。手摇的木船像历史长河里漂荡的一个音符。突突的机帆船，像坚实地行进的脚步。三种船各具特色，各不相扰。三船共存，生态平衡。
我坐进小木船，寻找古老的情趣。老船夫老而不衰，坐在船头就像一部古老的历史书。
“老大爷，您干这行不少年头了吧？”
“是啊。去年我干脆买下了这条船。”
“哦，您花了多少钱呢？”
“三百五十元。”
“那您每天可以赚多少呢？”
“现在差些。七、八月份乘客最多。一天可以挣十好几元。”
本想寻找古老的情趣，怎么又扯到经济上了？可是，没有经济的搞活，这松花江上能漂荡着那么多的木船、机帆船和快艇吗？不同路数的船适应着不同路数的需求，用不同的方式自由竞争。不同的思想观念也应该在时代的长河里各占一个席位，各就各位地平等竞争。
求同性必然带来排他性，乃至用权力消灭不同的观念。这种求同的思维习惯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深层，有足够的根基和力量向“离经叛道”的孙超公司宣战。
孙超公司取得了与众不同的经济效益，自然是这种求同思维的习惯势力不能容忍的。孙超公司的人为什么那么卖命工作？准是得了孙超的好处！那么，卖力地追查孙超公司的人是不是也得了上级的什么好处？我们的革命前辈们不怕牺牲，又是得了什么好处了？
生意做得越大，到底是问题越大还是贡献越大？孙超公司为国家多赚外汇，公司自己也积累了外汇，到底有什么不好？我国近期一再强调要改善投资环境，欢迎外国老板来中国赚钱。可是我们自己的老板在自己的国土上为我们中国人自己赚钱，为什么有的人要“关怀备至”呢？为什么要把中国人赚钱的机会让给外国人呢？
对孙超公司“关怀备至”的人们，也许只是因为机运差一些——至今没有轮到他们接受商品经济的洗礼。商品这个平等派人士随身携带的平等观念、竞争观念、民主精神、科学精神等等，还来不及馈赠给他们。
求全和求同，便是悬在孙超们头上的两把剑。
“我孙超随时准备没有好下场。我只是想做一个有志气的中国人。”
一个有志气的人才能是一个有吸引力的人。马来西亚、英国、日本、意大利、美国等多少外商一再邀请孙超出国考察，见见那些没来过中国的贸易伙伴。有的外商甚至要求安庆市负责人帮忙劝说孙超出访，甚至有的部门把孙超出国的手续都包办好了。孙超没有去——为什么一定要我去你们国家呢？还是欢迎你们到我国来吧。我实在没有时间。
出访可以扩大贸易，孙超应该去的。
但是孙超只有一个。
一个孙超每天也只有二十四个小时。何况还得常常提防不测之风云。虽然他都搞不清究竟是什么人在支持他或是什么人在整他。搞不清。也不想搞清。紧赶着做生意还来不及！
孙超公司在当今改革的风风雨雨中，算是命大的。公司在省、市领导的始终不断的具体关心下，一次次地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外商、港商也深知其民办官助的个中奥秘，所以每一次风浪过后，越发地趋之若鹜。
孙超公司没用国家一分钱，繁衍了那么多企业，创造了那么多外汇。这个令人刮目的投入产出比，距孙超的总体设想还很远。人们说孙超这么干对得起国家了。“对得起是相对的，对不起是绝对的。”孙超说。
真诚的，赤诚的。
不过，是不是有点三省吾身、忠君报国的色彩？孙超牢记没有1949年的解放就没有他孙超。但国家是不是应该进一步解放孙超们，关心孙超们——从精神、思想到情感、健康。1986年4月孙超公司正处困难期。4月的报纸上正在宣传北京长城风雨衣厂的厂长张洁世。我可不希望风雨衣厂的厂长没有风雨衣穿。我更希望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尽可能少付出一些累死人的代价。我还希望今后对于癌症的防治不仅从医学方面进行研究，还要从精神和物质等方面去研究。如何减少多劳者的精神压力？如何少死一些好人？如何提高多劳者的物质待遇？多劳多得才合乎道德！我希望出现更多这样的企业——获取很多利润，但是经理（厂长）没有得癌，没有累死。经理（厂长）还可以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为职工提供更多的发展自我的机会。
我希望。
我希望更多的人具有公民意识——知道自己的责任和权利，承担自己的责任，并行使自己的权利。
公民意识的强化才能有人的关系的正常化。
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人的解放。
人的解放呼唤着政治体制的改革。
“我活到五十来岁，才开始干事业。”孙超说。
一句话，几多悲凉！
孙超怎么了？头发怎么全往上翻卷起来，好像迎面的大风把头发全吹起来了。而这是在屋里。没有风。
哦，原来他一着急，他那一头软发立时就会竖起来。
没有必要劝他不着急。“个人不承担风险，国家就要承担风险。”他说。
不能不这么干。不这么干就不是孙超了。或许孙超这么疯干正是他的最佳生存状态？或许他正是在跟波澜迭起的困难的抗争中，找到了自己。
不过，很难讲孙超哪天就随张洁世而去了。去了就去了。他可不会有张洁世的荣誉。因为他是商人。
在发展商品经济的年代，商人到底处于一种什么地位？
任何科学革命、社会革命都需要献身精神。在今天中国的经济改革、在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中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孙超们，难道不是当代英雄？
在孙超公司的困难期，在4月8日那天，我奔赴西郊。哦，梨花！梨花开了！嫩绿世界中的嫩白，嫩的白，白的嫩。梨花的“同时代人”樱花年年得到盛赞，我总觉得原因之一是日本人樱花啊、樱花啊地唱出来的。而梨花在乍暖还寒的季节，亮出一个嫩春，告诉一切忙碌而不知春的、麻木而不觉春的人们：春来了！不知不觉地来了。有声有色地来了。
晓春的嫩白在完成她这个角色的任务后，便引退了。尽享春之烂漫的人们，很少还记得她。也无须人们记得。
梨花那匆匆的生命啊。
梨花是春之先驱。
梨花啊，梨花啊。
中年企业家的问题已经继中年知识分子之后，摆在我们面前了。企业家的命运关系着国家命运。
所以我要写这篇文章：论孙超现象。
话外篇
今年9月22日，我去看望老作家冰心。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我坐的沙发后边依然是那幅梁启超为冰心写的对联。八十八年前的昨天，八十八年前的9月21日，谭嗣同等六君子在菜市口被处斩。这就是致力改革的维新人士和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较量的结果。梁启超、康有为则逃亡日本。维新人士早期认为“能变则存，不变则亡”，但是逃亡日本后，转而主张立宪保皇——变成退化则存。
中国人素有把新事物纳入旧观念的传统。
这是八十八年前的昨天的事了。
八十八年后的今天，我和冰心几句话就讲到了改革。冰心说，压在中国人身上的三座大山，封建主义这一座还没被彻底推倒。中国反封建主义如果容易的话，那么他——我笑指我身后的梁启超——当年就可以成功了。
“我们每个人自己的身上都有封建主义。”冰心说，“要去掉封建主义，这就好像脱皮，要一层一层地脱。又好比从猿到人的变化，那根尾巴是必须经过一个长时期才能退化掉的。这是历史。”
历史无情。冰心也未能在“文革”中幸免。书籍全被抄走。茅盾、老舍等等给她写的字幅都被革命洪流荡涤一空。梁启超这幅字正好在一只书箱的最底下。抄家者也有抄腻的时候，终于没有抄个彻底——终于没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昨天的谭嗣同就提出：“上权太重，民权尽失”、“无人欲，尚安得有天理？”
人欲，首先是个人全面发展的自由。
民权，归根到底是使每个人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