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报告文学的形式、格式，众说不一。其实，不要形成什么模式、程式才好。某A可以主要写人，某B可以主要写事，某C可以既写人又写事。最好是根据素材、根据所能，各显神通。你获得了一个好的素材，你就得到了一个可能写出一篇好的报告文学的机会。这时你就面临着能不能找到最佳形式来开掘这堆素材的挑战。每个人的脑子里都充塞着主观的、客观的框框，充满了因循的观念。与其花时间争论报告文学应该怎样写，不如身体力行地去探索各种写法，去开辟各种途径，去面对“报告文学怎么可以这样写”的挑战！
这就是周小刚，男，今年三十六岁。他不知道自己算是中年还是青年，如同他不知道自己的肝炎指标正常了没有，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定为肝炎的指标升高了，我们划入青年的年限放宽了。明明已经步入中年的人，还得像青年一样苦读；明明转氨酶相当高了，也不算有病。
好了，人家周小刚最苦的时候都熬过了，现在就不算什么了。他什么时候最苦？是他从北大毕业后让工宣队把他分配到沧州农村的时候？不，那时候他尽管自嘲“发配沧州”，但他能摆脱学校里那种像吃药一样每日一次、一次几分钟的斗私，倒也有一种解脱感。他深感最苦的是留学。
1979年他在百货大楼买到录音机后，没想到只过了几个月，他就和李晓云等一行十一人去美国留学了。李晓云那台录音机忠心耿耿地、超负荷地为她运转，终于在她去美前就“心力衰竭”、“寿终正寝”了。周小刚的录音机命大，跟着他去了洛杉矶。
国家百废待兴，他觉得国家简直是在用砸锅卖铁的钱来送他们留学呢。他得紧紧地抓住这个机会！那是一个礼拜天的早晨。他和李晓云走进了他们的澳大利亚籍的老师巴瑞住的旅馆，啊，那么寂静，他们好像走进了一座荒芜的古城堡。
“大星期天的，把老师从床上喊起来多不合适！”李晓云的脚还在下意识地往前走，身子却是直想往后缩了，“算了，别去打搅老师了！”
“顾不上这么多了！”周小刚还一个劲儿往前走，“我们来留学就一年时间，多提几个问题，就多学一点东西。错过了这个机会，就永远地失去这个机会了。”
只有紧紧地抓住机会，才能驾驭命运之神。当周小刚举手敲门的时候，真好像是叩开命运的大门呢。
门开了。巴瑞敞着睡袍，揉着眼睛，不解地望着这两个不速之客。他的脸一阵一阵地红着，显然因为自己的一副睡态而感到害羞。他实在太小啦，他才二十五岁嘛！那次，他在课堂上对中国学生讲：“澳大利亚有个聪明人。写了一篇论文。”周小刚发现论文上的署名是巴瑞。“老师，巴瑞不就是你吗？”巴瑞脸红了。真是个动不动就脸红的大孩子！
巴瑞是聪明的。但，我们也不笨啊！可是我们比他大好多岁还在向他求教！在国内，我们可以讲我们被耽误了十年了。在国外，跟谁解释去？人家会理解你吗？会因为我们被耽搁了十年，所以他们就停下来等我们赶上去吗？
惟一的办法是：人家睡的时候我们少睡，人家玩的时候我们不玩。这是中国留学生住的公寓。地毯、彩电、转椅、软床。有转椅就想舒适，有床就想躺。但人的精神往往愈是在艰苦的环境下越是振作。因此，他们除了吃饭睡觉很少留在公寓里。
这批留学生熬夜也熬惯了。有一天中午，一个同学困得往教室沙发后的地毯上一倒就睡着了。下午上课时女老师突然尖叫了起来：“啊，有什么东西在沙发后边动！”那个在地毯上小憩的同学从沙发后爬了起来：“你们为什么不叫醒我？”
为什么不？大伙儿都累得麻木了。好像都失去了知觉！老师让他们每天晚上听一盘磁带，扩大词汇量。出国前他们虽然有了一定的阅读能力，但听力大都不行。听磁带又没有文字材料，天知道磁带里都讲些什么单词呢？老师为了增加难度，故意在每盘磁带上录进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词。从凡尔纳小说，到人体骨骼上每一块骨头的名称，以及各种东西的名称。恐龙、木乃伊、太阳黑子、足球术语、古代部落……周小刚每每只好把一个个单词中的一个个字母先分解出来，然后再翻字典查这是个什么词。每晚啃下一盘磁带，不啻是服苦役。
回国后他发现涨工资时没轮到他。当然不会有他！出国已经是享福了，还涨工资？至于他，对那种啃磁带的强化学习想起来都觉得后怕，他对留学的体会只用一个字便可以概括了：苦。但他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个不涨工资的现实。是的，涨一级工资是用几元钱就可以明码标价的，而他出国学到的东西那是金不换。
知识的挑战和健康的挑战
这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京代表处，是负责管理援助中国的建设项目的，包括预算、人员、设备……这里的统计、报表、汇总等工作量很大。1980年，这个代表处要求北京国际信息中心（即北京计算机中心）搞一个数据库，或曰UNDP项目管理系统。这样，只要坐在电子计算机前按键，在几分钟内就可以看到联合国开发署在中国进行全部活动的财政情况。
我们的计算机中心请来了贝儿棒等两位美国专家。半年后贝儿棒他们回国了，项目的进展可不太棒——没做成。周小刚、李晓云等三人接了过来，项目做成了，使用两年后有了充分把握，才决定开技术鉴定会。
1984年1月。周小刚向领导请示开鉴定会的具体日期，然后向市科委汇报，然后又请示请柬上该写什么字，然后跑荣宝斋买印制请柬的纸，然后到崇文门知青店联系印请柬的事项，然后骑上自行车到中关村、到经济学院等地一个个拜访专家、教授，请他们届时来参加鉴定会，然后编制会上要用的幻灯片，然后打扫会场——当然，项目是谁搞的就由谁来打扫，天经地义！还有，借茶杯，领茶杯，借桌布，可桌布上有不少黄色茶渍，必须翻来覆去地铺，才能找出最佳铺法，使它不引人注目。然后定下接专家们的车辆。每一辆小车分坐几人，行车的路线。然后，在开鉴定会的20日上午。站在单位门口迎接专家、教授，对了，还得安排中午就餐的名单。司机、后勤单开一桌。哎呀，这么多人凳子够不够？得算一算等大家中午入席以后，周小刚悄然走出单位。“小刚，你自己为什么不去吃午餐？”
周小刚是聪明的。交三角钱吃一顿好饭的事，最好不参加。否则，弄不好有的人看不见你的一场辛苦却盯住了你吃的这一顿饭。
辛苦！可是再辛苦他也会把一件件琐事干下来。他怎么忍心让辛辛苦苦干了两年的项目毁于一旦呢？
鉴定会上。联合国开发署代表处的有关人士说：“……这个程序是成功的……联合国开发署分布在全世界各国代表处中，中国代表处之所以在计算机应用方面居于最先进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政府，特别是这个计算机中心的大力支持……这个中心必然对整个联合国开发署系统使用计算机进行项目管理方面产生重大的影响……我们联合国开发署驻北京代表处的工作人员每天都要感谢的，因为我们每天都要以专业的方式作出决定。”
成果得到了肯定，周小刚应该高兴。可是这会儿他连高兴的力气都没有了。鉴定会上大家的评价他就好像没听见。他走出计算机中心去吃午饭的时候，感到自己像一台断掉电源的计算机，脑子完全麻木、空白了，当时最需要的是倒下来睡觉。
那么，计算机中心的领导为什么不可以调兵遣将协助周小刚他们呢？“不，不能要求领导。”周小刚说，“大锅饭的体制捆住了我们这儿领导的手脚，他们又有什么办法？”
多劳的人能不能多得呢？计算机中心的大师傅已经先富起来了。就是多做富强粉馒头，让米市大街的几个店代销。赚的钱和做的馒头成正比。可是周小刚这一月六十二元的“赤膊工资”——就是说，除此之外无任何奖金，和他付出的劳动成不成比例呢？写到这儿，今天（6月26日）的《人民日报》作了回答：《给脑力劳动应有的报酬》。文章开头一段写道：“大学毕业生的工资不如保姆的实际收入多，四十来岁的知识分子的收入比二十来岁的学徒工或临时工的少……这类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并非罕见的现象，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没有真正落实的一个反映。”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像多声部大合唱似的来回咏唱。老年知识分子或是“做了官”的知识分子，恐怕都已经在X居室里感受着政府的温暖了。那么，如何使大批中年知识分子尽欢颜呢？
我不无忧虑地想起那没有浮动工资和浮动奖金而只有浮动的肝炎指标的周小刚。中国的周小刚们经得住知识的挑战，但是未必能抗得住健康的挑战。
习惯的挑战
有一天，我从计算机中心出来，坐上106路电车回家。我已是筋疲力尽了！于是背包里的采访本、茶杯、面包等等都见分量了。此刻我那纷繁的思绪变得单一而强烈——回家！可是东单街头自行车如流水电车如龙。106路爬爬停停，停停爬爬，停停。
我突然体会到了周小刚他们做第二个项目时的心情了。
第一个项目，因为是联合国要求我们搞的，自然及时地、准确地提供各种数据。第二个项目，简直是周小刚他们求着人家使用计算机的。整个过程便像106路电车似的，只能走走停停了。
1980年的中国，用计算机管理生产，这对于很多人就像当时放映的美国片《未来世界》那样不可思议，或是以为用了计算机，人就可以什么都不干，全由计算机代劳了。以后，当他们知道使用计算机还需先得把什么都告诉计算机，先得把程序输入，然后计算机才能工作，便又觉得原来计算机是不行的！再说，以后都由计算机来算账，我们这些财会人员的饭碗不就给砸了吗？听，这位会计说：“你们把计算机搬来，我们就得扫厕所！”当然，他也知道不会叫他扫厕所。只是他不愿再学计算机，没有计算机不也活得好好的吗？
当周小刚、李晓云一行动员北京市汽车配件公司协同搞计算机的管理系统的时候，一些财会人员的脸上明显地写着不安全感。他们近乎本能地要维护那六十几个他们用惯了的、而且世世代代都这么用过来的大账本，维护他们每天要经手的二千五百张左右的票据……
汽车配件公司的财会人员终于同意配合计算机中心搞程序，与其说是认识了计算机的作用，不如说是认识了周小刚他们的至诚之心：看着中心这几位同志的面子，咱也不好意思不用计算机啊！
这种被动的、近乎被迫的样儿，也不无道理。周小刚他们要搞的计算机管理系统，没有几年是拿不下来的。在此期间，财会人员除了照样得和票据、账本打交道之外，每周还需有一天在下班后用汽车拉着厚厚的六十几个账本，用摩托拉着票据送往计算机中心。中心的同志才好把各种数据打入计算机里。
这个星期五的晚上，周小刚和他的同伴们又是在计算机房里忙了一个通宵——打错一个数据就得重来。你看他们一行一行地编写了三万条程序。这里你看不到什么新鲜、有趣的事，看到的只是严谨、责任。
阳光跃进窗里，唤醒了这些累得在机房地板上“躺倒不干”的青年（中年？）。不管怎么说，昨晚把拉来的数据都处理了。他们揉着沉重的眼皮，轻松地叹了口气。咦？配件公司的摩托车怎么又来了？又拿来了一百多张票据！这是怎么回事？啊，昨天公司的有关人士想早点下班，所以，没到下班时间就把手头的票据送走了，刚送走他们又拿到一百多张票据……
票据不对，昨晚周小刚他们就白干了。
计算机的优越性之一，就是它不会受刺激，不会神经错乱。不过搞计算机的人可是血肉之躯，刺激多了神经会受损伤的。
单位如果没有责任制，如同国家没有法制。
资本可以剥削人，权力可以支配人，讲废话可以磨损人，低效率可以消耗人，习惯势力可以束缚人，互相扯皮可以气死人！
几年过去了。1984年6月，北京展览馆大厅里正在举办北京计算机应用展览会，展出了六百多个项目的成果。今天（6月28日）的《北京晚报》报道，从6月5日到26日，参观人数达六万七千四百人，在展览会上草签的合同款达二千零三十六万元以上。在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冲击下，计算机终于被推上了浪峰。在市计算机中心展出的照片上，我又看到了周小刚。他好像笑着，但笑得那么不轻松……
落伍者的风度
写电视剧的人，不能不面临《霍元甲》的挑战。只要电视播演《霍元甲》，胡同里就没人了。电视一演完，胡同里的公共厕所就爆满。
任何人想做一点事情，都面临着大大小小的挑战。如果想绕开一次挑战，就会失去跃上一个新的高度的机会……
世界是一个球形的、自转的竞赛场。一切落后的、陈旧的东西终将顺着抛物线给甩出去。这是1917年的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们爬上冬宫的大门，攻进了冬宫，开始了列宁称之为“苏维埃政权的凯歌行进”时期。凯歌声中，就像我们以前的漫画中常有的——资本主义发抖了。资本主义担心自己会给甩出去呢。
社会主义在向资本主义挑战，资本主义也向社会主义挑战。这是美国国务卿马歇尔，他在1947年6月提出了“马歇尔计划”。不到三年，美国耗资一百三十亿美元提高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实力，那位戴着眼镜的美国第三十三任总统杜鲁门，他在1949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忧心忡忡地提请人们注意，因为“盛行”“虚伪的哲学共产主义”，“世界面临动荡的局势”，从而建议将大量美援用于防止“共产主义”的“扩张”。似乎这样就可以阻止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
对于杜鲁门的挑战，社会主义世界在同年10月作出了回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资本主义列强用军舰、大炮轰开我们国门的时代过去了。
我们的国门关上了。
我们开始关起门来称大王了。
1953年，一个十岁的小姑娘告诉她妈妈一个重大发现：“妈妈，你知道吗？美国的椅子一坐就要塌的，今天我们老师说的！”
是的，我们关起门来称大王是有悠久历史的。
19世纪末的英国海军学校有两个东方学生。一个叫严复，一个叫伊藤博文。严复留学后回到中国，主张维新变法：“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结果他在“宁可亡国不可变法”的社会里，思想日趋保守，终于转向保皇。伊藤博文留学回到日本，成了明治维新的主将。日本从此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
这是日本1929年生产的高炉。日军1941年侵入我国时把这个被淘汰的高炉运进了北京。我们的首都钢铁公司一直用到1979年。首钢的这个发电机是西门子公司20年代的产品，这个风机是慈禧时候的，这个锅炉是北洋军阀年代的，这个焦炉是20年代的。“这种焦炉我们只有在书本上才能看到。”70年代，一个英国人望着这个焦炉对首钢的同志们说，“到你们首钢就好像进入了博物馆。”
这种设备真是以不变应万变，就如孙冶方说的，好像在“复制古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