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广告指导消费。1983年白云山制药厂的广告费占总产值的百分之一，这在国外是小巫见大巫。但在国内，需要相当的魄力。
白云山的价值观不断更新。今年初秋，他们接管了原广州市足球队，建立了白云山足球队。企业管球队，一则使体委可腾出经费培养后备力量；二则企业有钱，球队从训练到各种大、小比赛都有奖惩，可激励运动员提高技艺。10月份在武汉举行的第一届全国“足协杯”比赛时，好几个省、市队找到白云山队，祝愿他们成功：“你们白云山搞成功了，我们也好找个主。”
企业钱多了，可以为中国足球水平的提高出一点力。这种价值转换自然就不是用钱来计算的了。当然，白云山足球队踢进哪个省、市，实际上广告也打进了哪个省、市。
11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有一则消息：“……广州市白云山制药厂赞助的白云杯四城市国际足球邀请赛，将于本月22日至26日在广州举行……参加比赛的有日本东京日产俱乐部队、新加坡国家队、香港海蜂队和东道主广州市白云山制药厂体协队……”
白云山的药品如“活心丹”、“感冒清”已经远销欧美、日本、东南亚、港澳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愿足球业与制药业共同发达！
足球是一种信誉投资，该厂花的“小钱”也都是信誉投资。职工看到工厂的发展，看到自身的发展，就自觉地和厂子一起协调运转，加速运转。厂里8月成立了白云山制药厂发展基金会。月底发行了厂第一期股票。来买股票的职工天天排队，少则买一千，多则买一二万。一个多月下来，私股达二百二十万元以上。基金会的小梁给我看他的手：“我数钱都数出茧了！现在职工又要求发行第二期股票！”
企业给予职工的愈多，职工给予企业的也愈多——不仅仅是体力，而且是智力、潜力、财力、活力。
白云山又要投资搞八个新企业。
白云山的价值观念正在以多角经营和立体交叉的发展显示其远见性和现代化。
为“惟利”平反
14、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等等城市，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萌芽。到16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很普遍。到18世纪末，资产阶级才开始掌握国家政权。14世纪的时候并没有哪位哲人先写好一篇关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取代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纲。这种不知不觉的生产关系的变革是远远先于观念的变革的。
到了20世纪，在1984年10月中旬，中国广州出现了购金热，首饰店门口的长队通宵达旦。据说是因为风闻有些物价要涨，黄金就会随之增值。这些抢购金戒指、金项链的女士们无可争议地显示了当前人们对于利的敏感。
但是，中国千年来是由儒教道德观念主宰的。孔夫子曰：“小人喻于利”。“惟利是图”是近乎十恶不赦的同义词。近几十年来我们的文章中尽管充满了“马克思说”、“恩格斯说”，但独独不引用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的一句话：“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
这样，当1984年8月1日贝兆汉在厂庆招待会上提出了“爱厂、惟利、求实、进取”这八个字的白云山人精神的时候，会场自然喧哗了。其实在座的记者、作家们大都赞成用上“惟利”这个富于挑战性、开创性，富于时代感和地区感的词汇。但是真要用上“惟利”一词，肯定招来非议。尽管贝兆汉说要把“惟利”这个词注上新的含义；尽管因为不讲利、不懂利，我们几十年的经济不知损失多少亿；尽管日本的经济先觉者福泽谕吉在明治时代就明确提出“争利就是争理”，尽管利者，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是也，干革命不就是为了这一个利？尽管对利的敏感、对利的竞争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尽管正是“利”字的复苏，我们的经济才开始搞活……但是，没有哪位领导拍板，一个新的观念哪怕已经出生，已经存在，也像一个报不上户口的“黑人”似的，很难得到明确的承认。白云山人崇尚利是和崇尚开拓、崇尚创造、崇尚理想一体的。但他们没那么多工夫去解释、去纠缠、去争议。
贝兆汉还叫人查《辞源》、查《根源》，想考证一下“惟利”这个词。
但是，没有人敢把这个词入书啊。
今年10月1日的一个动员会上，贝兆汉也只好顺应大家的意见，把“惟利”改为“兴利”了。
平安无事哟！
“想提出来争议，可是这个头都没人敢开。”贝兆汉对我说。
“我写。”
勇于否定自己
白云山制药厂和港方合资在深圳筹建了东方白云药业有限公司。经理是苏建生，四十来岁，方正的脸，深邃的眼，一副黑边眼镜，硬挺的短袖衬衣塞在裤腰里。泼辣、倜傥，号称“日本仔”，活脱脱一个经济强人的形象。
这样一个个性强的人在过去自然少不了挨整，甚至当贝兆汉1976年底把他调到白云山来的时候，贝兆汉就被指控为没有阶级观点。
这个设在深圳的东方白云药业有限公司总共十人——经理、司机、机修工、电工……公司从筹建、装修到营业只四个月时间。否定苏建生的“左”式论调，早已被苏建生的实践所否定。
事物就是在否定中前进的。
“搞改革就是要否定！”苏建生说话真是快人快语。他说——
衡量一个单位改革得怎么样，就看他破了多少旧观念、旧框框。不断否定自己，才能不断革命。我们公司没有固定下来的规章，因为我们老有变动。否则今天刚把规章固定下来，明天又要改了！一个企业搞得再好，也不能模式化，不能固定下来。守业是守不住的。敢于否定自己的企业，才有活力。
香港一个经理可以干很多事：打英文字、中文字，电传，开车，算股票……我们干吗要设那么多的正副书记，那么多的人事、工会、妇女、宣传、保卫、安全等等部门，还有党委办公室、厂长办公室……这种庞大的人事机构加重人事负担，派生种种弊端，必须改革。
搞改革，也不是说非要看准了才改。不行可以再改。我们搞一项改革的时候，往往一边改一边就想到还要再改的。人家药厂搞一个新品种要保密，我们不怕。因为只有现在生产的东西已经作为将要淘汰的品种，这个企业才是有生气的。我们惟有寄希望于更新的品种，更新的东西。产品更新的能力，就是企业的竞争力……
我望着这位“日本仔”，我想，那么，人的竞争力就在于敢不敢否定自己、更新自己了。
快半夜十一点了，我和苏建生正聊着，进来了五六个东方白云药业有限公司的成员。二十来岁的，三十来岁的。刚才晚饭后苏建生带着他们卸货，卸完货他们就这样光脚穿着没系带的白跑鞋去跳迪斯科了。跳迪斯科按说应该穿皮鞋。但是他们光脚拖着白跑鞋不也一样跳？据说舞会上一个新疆人完全用新疆舞的扭脖子等动作来跳迪斯科。哦哈！
半夜十二点了。我独自走到七楼的平台上。四周亮着高楼的灯光和正在建高楼的起重机的灯光。一切都在夜幕下隐去了，只剩这片突起的灯光。而我就好像在这一片深圳的灯光上走着。深圳已经否定了多少旧观念？好像从来没有人说深圳是正统的。但是我想，所谓正统，其实也都是相对的。不断更新自我才是人间正道。鲁迅早就说过：“回复旧道的事是没有的，一定有迁移；维持现状的事也是没有的，一定有改变。”
“艰苦奋斗”新释
张沛添的七八岁的儿子正在家里练琴。这是今年（1984年）春节张沛添专为他买的价值一千八百元的珠江牌钢琴。琴前有一台旧电扇，大概属于不登大雅之堂的物品了，所以专门用来为儿子弹琴时吹脚用。钢琴上放着一件工艺品——一个长着翅膀的小天使。我想，这个小天使可比不上正在弹琴的这位小天使。
小天使翻着一页页琴谱不停地弹着。“Little？摇Spring？摇Song”，“The？摇KnightandtheLady”，“ALittleWaltz”，“TheCuckooClock”……
“大起来想当音乐家吗？”我问。
“我什么家都想当！”小天使好大的口气。
“那你最想当什么呢？”
“我最想当物理学家，还想当生物学家！”按他的口气似乎只要他想当就自然能当的，一扫我小时候的那种腼腆、羞怯、没有自信和没有主见。
“那你愿不愿意在白云山药厂工作呢？”
“要是我在药厂，我就当工程师！”这里，照例不存在他能不能当的问题，只是他要不要当的问题。
“妈妈，我要散步了。”小天使喊着。
小天使的妈妈叫琯琯，穿着纯白的外衣，纯净得也像天使。娃娃脸上是一对孩子气的圆眼睛和像一朵小花似的小嘴。她能镇住这个儿子吗？我知道张沛添除了每星期日下午送儿子到市里学琴以外，再也无暇帮她什么忙的了。
张沛添匆匆走回家来：“过去我和琯琯在农场打牛的屁股，现在儿子打我们的屁股！”说完他夹起书本走了。今天是周五，厂里规定一、三、五晚上干部都得上相当于大专的技术班。
“我儿子的想法多了。还想像他舅舅那样去留学呢。”琯琯说，“我到十几岁也没什么想法。在农场时光想明天我能打多少斤草。”
琯琯去农场时才十五六岁，一米五高。妈妈对着她哭：你这么小怎么养得活自己？琯琯说：“妈妈，我会长大的。”
琯琯在农场病了。只好自己下点挂面吃。水开了，面汤水噗的一下溢了出来。一米五的琯琯不知道这是发生了什么事，她吓得拔腿就从屋里逃出去，一直往农场跑。她因为在多刺的柑橘林里干活，衣服补了又钩破，破了再补，一跑起来简直像一张在风中飘零的、一块块颜色连在一起的旧地图……
当年的艰苦奋斗派生了多少愈来愈内行的偷渡者？这些内行里不是有一些成了港方的经理，正在内行地和内地干部谈判、干杯？
香港的或是外国的资本家其实也得艰苦奋斗，否则就无法竞争，无法生存！
在多少年的把艰苦奋斗理解为破衣服加忆苦饭后，在1984年9月，广州的中国大酒店请香港歌星张德兰来开演唱会，票价卖到三十张兑换券。据说一张兑换券可以换到一点七元左右的人民币，三十张兑换券就相当于北京一个中专毕业生一个月的工资。有些人还花了不少钱买了大捧的鲜花去捧场。在张德兰小姐场场爆满的演唱会上，人们笑着向那种狭隘式的艰苦奋斗告别了。
但是这种艰苦奋斗已经“深入人心”。多少人指责白云山制药厂请各省、市来的兄弟单位吃饭是大吃大喝，是不艰苦奋斗，不符合国情。其实广东人不会喝白酒，白云山人为了招待各地来的客户，应酬时脸部肌肉一会儿放松一会儿收缩的累得慌，有时他们在桌面上喝酒，背过身跑出去就吐酒，或是一手举着杯一手按着胃。有喝了酒就头痛的，有喝了酒就胃痛的。但是客人都是远道而来的，当人家举起杯说为了我们的合作，为了生意兴隆干杯的时候，当人家一口干了酒还要倒一下杯表示喝得一滴不剩的时候，白云山人也只有舍命陪君子了。如果有朋自外国来的时候，我们应尽地主之谊举行宴会、酒会，那么有朋自外省来的时候，备上三四盘，五六盘菜，一边喝点酒，一边谈生意、叙友谊，有何不可？
美籍物理学家李政道今年在中国科大访问时说，可以仿照国外的“酒会”、“午餐会”的形式加强学术交流，说他和杨振宁合作打破宇宙守恒定律就是在边吃饭边交流中解决的。我们又何必硬性地把吃、喝和艰苦奋斗对立起来，使吃、喝成为外国人的专利呢？
白云山人都在苦斗。琯琯在业余学校读书，英文、拉丁文……现在是厂医务所的药剂师，“这个学校读完了，我再读一个学校，我再要……”我理解琯琯所想的就是终身教育，就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受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