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我们无罪(4)

或许，闰土的真传，使他能把自己缩小了又缩小，得以在险峻的岩缝里扎下根来。而他不屈地和命运的抗争，又使他得以从岩缝里成长起来，长成松树，等到人家发现他的时候，已经拔不掉撼不动了。当然，他体内闰土的遗传因子，又使他不可能成为大智大勇的时代风云人物。

1978年他被借调到京，参加《鲁迅全集》的编辑工作。由他和另两位研究员一起完成两卷半的注释，并且由他主持。那时，他连个助研也不是。后来他再一次借调到京参加《鲁迅大辞典》的编纂工作。十六名编委中，又只有他不是研究员，虽然他担任了这部大辞典中的六七十万字的写作。

1988年再一次评职称。这次院里又评上七个研究员。仍没有马蹄疾。当时马蹄疾已经出版的著作就有十二种。他不是认为那七位同志不够研究员。他只是认为他自己太应该评上了。居然就不评上他，他太冤了！像这样的事他再不申诉，那他做人做得太屈辱了。他若不告状，从道义上都讲不过去的。

马蹄疾是光用一周一次的上班时间星期五去告状的。上班，反正呆着也是呆着。去告告状，还提高时间利用率。但他不愿在职称问题上真花精力。《鲁迅大辞典》的编写量那么大，顾不上真去干告状这种没有价值的事。真的，他认为这事实在没有价值。说起来，他本来就没想告赢，或者说他已经赢了。他告状的本身就是对院里的职称评定的调侃。他已经笑着向昨天告别了。谁该当什么官还当什么官。他，也要用用三中全会给的权利，可以说说话的权利。

如果国家缺乏平衡机制而个人的平衡机制极其发达，那么，异化就会持续下去。

悲剧意识的产生

1966年2月，聂绀弩的妻子对胡风说：“你1955年不出事，1957年也逃不过这难关的。太多了，没啥稀奇了。我们老是想不通，总觉得心是好的，我是提意见帮助党整风，谁知会被说成反党，划成右派呢。这也好。受了教育，学了乖。老胡呀，今后你就老老实实地听话，没错儿！”

1983年11月，胡风恢复创作高潮。到12月，完成《胡风评论集·后记》，又用半年完成十五万字的《左联回忆录》和二十万字的《抗战回忆录》和四万五千字的《鲁迅回忆录》，虽然他一直在病中。

1985年初，胡风的贲门癌已到晚期。只是尚未被发现。

马蹄疾永远也成不了鲁迅。我是说，不管多少个马蹄疾，比如一百个马蹄疾加起来，也比不上鲁迅。这是不能量比的。马蹄疾式的人物——或许比马蹄疾表面强大，或许远没有马蹄疾对事业的坚韧不拔——但本质上大体上是马蹄疾，这样的人物，在中国数起来，怕是要以万为单位来计算的。但是鲁迅呢？

如果不该戴上帽子的“老右”们当初都不认错、不认罪，那么就会新生一大片一大片的极右、反革命、罪大恶极者。那么，还有多少人能生存到“文革”？如果“文革”时所有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黑笔杆”等等都不低头不坦白不交待不服罪，统统地抗拒从严死路一条，那么50年代的学者、教授、作家、艺术家的存活率还能有多少？可事实是，“保存”下来的是绝大多数，不过很多部件损伤了。比如很多人回弹力不行了。好比一只泄气的皮球，踢上一脚就凹下去一块，弹不起来。如今再怎么给球打气，终究不知哪儿可能又漏气，蹦跶不高了。

1968年3月马蹄疾被“造反派”踢打了一夜后回到家里，贵岚一看他身上全是脚印。问是不是给踢给打了？马蹄疾说：“没有。打我干啥？我态度很好的。”他作为“牛”，态度一直很好。那次是“人”开恩，放“牛”们从干校回家一天。当晚放的，第二天晚上必须返回。第二天清早突然下起暴风雪。贵岚说晚走一天行吗？不行。马蹄疾说。贵岚也知道不行。

马蹄疾下了鞍山发出的郊区火车，已是晚上七点钟，还要摸黑走十五里地的雪路，才能到干校。晚九点钟的时候他走上了一个堤坝。坝两边没栏杆，坝下的河水还未结冰，狭窄的堤坝上厚厚的初雪又冻又滑，简直不可能不滑到冰河去。不上坝，就不能按“人”给“牛”规定的时间赶到干校。总要在半夜十二点之前到达，总算还是这一天之内；过了零点，可就是下一天了。今天不上坝？不行。

上坝，就等于可能投冰河自杀。爬！对，在坝上爬过去！风太猛，爬也差点把他这几十斤之物资载体吹下河去。爬爬停停，停停爬爬，马蹄疾的身下，是冰雪；马蹄疾的身上，是劈头盖脸的风雪。黑天雪地之间，就他这一个几十斤的活物在蠕动。天地之间他不过是一个小虫子一只小蚂蚁。万一不慎掉进河里，他喊救命都不会有人听见，不过如一块石子掉进河里，然后像一根鸡毛漂上河面。记得他六岁的时候，在绍兴的河里看见一根公鸡毛。这根鸡毛在他这个什么玩具也没见过的孩童眼里，是梦幻般美丽的。他想用竹竿去捞这个梦，结果自己滑下河去。没有梦幻，只有恐惧，他大叫救命。那是水乡绍兴。如今是冰雪封盖的原野。他仔细地爬啊。仔细做人啊。越是怕，他六岁掉进河里捞梦的镜头，越是在他眼前闪现。仔细做人啊。仔细爬啊。

终于爬到终点，却又面对一座坝桥。还要爬！

爬到干校，总算不到零点。他受到了表扬。

他的外形充满了服罪感，他的内心偏燃着生命不屈的火。所以他尤其地尊崇脊梁精神和脊梁精神的传人，譬如胡风。他十九岁的时候震撼于胡风的被剥夺发言权。1985年胡风去世以后，马蹄疾把他汇集的胡风所有的信件编上年月，编成年谱，不觉惊诧得拍案而起：原来当年胡风的一大罪状就是这样炮制的？！

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把胡风和友人的通信分类后按时间顺序编排。所有的信都写上年月。只一封最关键的信，却标明“195×年8月26日胡风给张中晓的信”。到底是五几年呢？这封信给编在第一类的第七封，所以在此书靠前的五十一页。对照此书的第一百一十页，第四类的第四十一封信，是“1951年8月22日张中晓给胡风信”。张在信中说毛著《论文艺问题》一书，“帮闲们奉之若图腾”。而胡风8月26日给张的信中有“被当作了‘图腾’的小册子”一句，显然是回张8月22日的信。所以此信应是1951年。本来按时间应在张信之后的，编者有意把此信隐去年份远远挪到前边。这样，“图腾”一说（何况胡谴责的不是毛著而是解释毛著的人）成了胡风的发明。于是激怒了伟人，提笔当锤，一锤定音。

这本《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1955年一次就印了七十万册。胡风转眼就成为全国共诛之的阶下囚。

冤案啊！马蹄疾一定要写《胡风传》。也许，这是他十九岁时就有的潜意识。他抄录一段鲁迅《寸铁》中的话作为《胡风传》的题词：“先觉的人，历来总被阴险的小人昏庸的群众迫压排挤倾陷放逐杀戮。中国又格外凶。”马蹄疾够不上“先觉的人”。但是在他过去那爬行生涯“服罪”生涯中，迫压排挤倾陷放逐是影子似的跟随着他的。

马蹄疾坐上火车到武汉，坐上六七小时颠簸的公共汽车到湖北蕲县，再坐上一天只有一趟的更破旧的汽车到五六十里地外的乡政府，住一宿，第二天再走到距乡政府十五里地的村政府。这个小石潭村便是胡风的老家了。马蹄疾掏出在武汉买来充饥的饼干，给村长的小孩和另几个两三岁、三四岁的孩子们。村童们捏着饼干，看着，不知道这是玩的还是吃的。父母们说，这是饼干，是吃的，吃吧。村童们很具探索意识地一口一口小心地咬起来。马蹄疾的心，被村童们咬痛了。胡风家乡的幼儿，居然没吃过饼干！胡风家乡的家家户户，都没有一只收音机！只有一个村政府广播站装在每家的有线喇叭。那时是二三月的天气，马蹄疾穿着厚厚的羽绒服。村里人全光着脚在雨地里走。省鞋吧，那冻得红红的光脚啊……

这就是前三十年“阶级斗争”权力斗争资产阶级原始积累时期的你争我抢的斗争的结果。这就是批胡风批三家村批人性论批人道主义批这个批那个的结果。不批就犯烟瘾，一批手巧心灵，批得轻车熟路信手拈来，批上癖，批上瘾，批成精！

如果说，马蹄疾从某种意义上讲早就是个悲剧人物。那么现在，他具有了深重的悲剧意识。

我们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

1949年7月1日，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发表。当晚在北京先农坛举行了万人的庆祝党生日大会。开会不久，雷电交加，风暴雨骤。全场歌声大作，红旗更加鲜红，如烈士的鲜血。此刻，毛泽东步入会场，会场达到欢乐狂喜的顶点。事后胡风作长诗《欢乐颂》，其中一小节：

诗人但丁

当年在地狱门上

写下了一句金言：

“到这里来的，一切希望都要放弃！”

今天

中国人民的诗人毛泽东

在中国新生的时间大门上

写下了

但丁没有幸运写下的

使人感到幸福

而不是感到痛苦的句子：

“一切愿意新生的

到这里来吧

最美好最纯洁的希望

在等待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