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如何做人处事时，他说：“朋友们欢聚，多说不如少说，说要事不如说闲话。涉及别人忌讳的，不能乱讲。涉及公务的，不能随议论。这其中的关系，特别微妙，一定要谨慎小心。把聪明藏在浑厚当中，浑厚是福泽啊！”“盛名不可自居，名气大了，就会招人妒忌。有一件事办得好，如果是上级交办的，自己就说：这件事是按某某领导的指示办的。如果是与他人共同办理的，就说：这是某人的功劳。如果是自己一人办理的，就说：‘这是职分所在，是应该做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而已！’时时谦虚谨慎，就不会招来忌恨。才华不可显露，卖弄才华，也是要招人忌恨的。如有公务，就应该迅速办理，细心斟酌，不让事情出差错。事情办得又快又好，才华自然就显露出来了。”
他还说：“人，不可沽名钓誉。到任时，勉强做一二件好事，以求官声，后来却不能继续做下去，这都有是在伪装之嫌。这样的人，兴得快，也败得快，声名又怎么能长久？地方的一切利弊，该兴该除，应从实际出发，实心实意去办。真心实意办了好事，声名自然也就来了。百姓虽然老实，但最精明。你的所作所为是为名，百姓心里知道；你的所作所为是为百姓，百姓心里也无不知道。我办理公务，猛而不宽，让百姓都畏惧法律的威严。纲举目张，势在必行。我不追求为政的新花样，也不追求为政的名声”长久与老百姓和谐相处，好像终日无所事事，但没有办不成的事“在各州府十余处历经任职，百姓一直思念我，这难道是为了名吗？百姓难道不知道我的政绩吗？”
在谈到怎么做事时，他说：“大凡办事，一定要综合整体情况分析考虑，从始到终，详细斟酌而后行如果只顾眼前敷衍得过去，日后一定会出纰漏，或者几年几十年以后出现后患，这就贻害无穷”累及孙子后代受到牵连，这是不可行的（累及后任官员及其百姓遭殃，更是不可行的。”“办事要勤于思考，思考得周到细致，那么，事情真相就不会遗漏。事情办不好，多半是因为事先没有周密思考、认真分析的缘故。古人说：一分精神，一分福泽。这话说得真对啊！办事一定要认真细致，从来没有粗心大意的人能得事理、办好事情的。”
笔者所发现和收藏的《宦游纪略》有两个版本：一是同治癸酉年1873年）的“成都本），系高廷瑶之子高以庄，字秀东，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在四川成都刊印；一是光绪癸未年（1883年）“资州本”，系高廷瑶的孙子高培谷于光绪九年（1883年）在资州（今四川资中、资阳两县境）官舍重刊。“资州本”中除了有唐树义、鲍源深、莫友芝、刘藻为《宦游纪略》所作的传、序外，还有贵州名宦石赞清为《宦游纪略》所作的“题”，并有高廷瑶先生的画像。
在“成都本”中，清代名宦、学者唐树义、鲍源深、莫友芝、王柏心、刘藻分别为之作序，学生李锦云跋。清代贵州著名学者“西南巨儒”莫友芝在其所作的序中称《宦游纪略》“足为学治师法）。高廷瑶的后裔高铭琦先生所珍藏的《宦游纪略》（复印本），则是从美国史丹佛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宦游纪略》复印而来的。
读了高廷瑶先生的《宦游纪略》，我不禁由衷地赞叹：高廷瑶先生真不愧为“嘉道循吏冠”、百姓的父母官！
三、高家花园
高家花园，又叫解元府，位于贵阳文笔街，它是解放前贵阳最大的家庭建筑群，坐北朝南。文笔街一号到六号，占地面积十余万平方尺的建筑群，都是高家所拥有“前门文笔街，后门忠烈街，右邻邬家巷，左自文明路至忠烈街，全属高家花园的范围”家人大都聚居六号。一到四号，有大小厅房六十余间，供高家姑太及亲友借住。20世纪三十年代，这里曾经是中共贵州省地下工委的秘密联络点。
高旭是高氏家族中唯一的女中共地下党员，又是高家的才女，着有《贵阳高家花园历史》一书。她在《贵阳高家花园历史》一书中，对昔日“高家花园”的规模、布局、结构及功能作了如下详细的描述。
当年的高家花园，从大门直到“观音堂”，一共四进四院。若遇婚丧嫁娶，由堂屋前三院，打开中间，成一直线，一院高过一院，由门口向上内望，气派非凡，壮观宏伟。平时大门关闭，只留侧门出入。右边门房，住一佣人，专司传达；左边大房，专堆“巡道”鸣锣，官员用的执事牌，如“肃静”、“回避”、“官衔”等。
马房在执事房旁，养有骡马四匹，供下乡扫墓等用。第一进院中，左右有五尺许的大石缸，两棵紫荆花树，依缸种植于两个大花坛中，花朵成球状，粉紫色，长期茂盛开放，是高氏不分家的象征。
全院青石板地，可容小轿六乘，平日小轿分架于两旁之屋檐下。两树之间有五级石坎，可上达第二进。石坎上之门楣有横书，“紫气东来），两旁对联为“循良远朔东西粤；谱系相连大小苏），红底黑字，分外鲜明。有警觉性和强烈的生气！（东西粤，指高廷瑶曾经为官于广西、广东；大小苏，指高家兄弟都清廉友爱，如苏东坡、苏子由）。
第二进院中之枣树，枣树枝大叶茂，遍及整个小院，阳光只能由叶缝中射人地面。树在小花厅前右，与第一进隔墙之紫荆花紧密攀附。厅对面设茶房，有门可通至左四进院之大花厅，小厅专接待普通客人。
第三进，高氏核心地带，供奉祖先神位之堂屋，一副楹联，红底黑字，挂于两柱，颇为瞩目：“和气致多如意事，好风吹放吉祥花）。
上石坎五级，才能进人堂屋，屋门两旁置半米见方之石凳。院两旁左为大厨房，正对为储米粮及什物堆集大房两间；院为青石板地，无花卉点缀，留待超荐先人、焰法事和尚尼姑念经等用。堂屋左右四房两层，共十六间，楼上不准住人，左楼堆放银两，右楼堆放皮箱，箱内有清代朝珠朝服，皮衣，玉器首饰，石砚、墨、字画古玩。
堂屋右后一间，为高旭睡房，曾为地下党藏书几百册。熊蕴竹（秦天真夫人）出席高旭介绍的新党员人党宣誓仪式，曾在此屋举行。
第四进，堂屋后上三石级乃一院，两大石榴树分种于坎上两旁，象征高家多子多孙。再上三级，乃观音堂，是高家长辈孀居清修之所。
院中最大之谷仓，后改建成住房，高言志兄弟姐妹就住在其中。
正对面有小厨房两间，秦天真兄妹与高言志兄弟等在堂中用饭。
第一进石冈左旁，侧门可通另四进四院。第二院大花厅旁小院，乃佣工住。有木梯可上大花厅楼房，楼外有鸽棚，养有十来对灰、白鸽，绑以哨笛，于飞翔时发出悠远的鸣叫。
大厅为接待官员所用，也供全家年节喜庆时欢聚餐饮之用，一套紫檀木家具——炕床、炕几、圆桌、茶几、扶椅、屏风，一对大铜镜，将整个大厅衬托得高雅名贵，富丽堂皇。厅外门，一对大铜镜左右守立，曾多次鸣鼓而年饭，咚咚声不绝。
茶房正对私垫，为高氏子弟启蒙之地。此院两株腊梅，严冬盛开”花朵浸人酒中，可治皮肤皴裂用。两台茶花，嫣红繁茂，红绿相衬，清幽宁静。花厅对上四房，有木栏，栏边高柱有联：“诒谱溯珠江，长守弓裘思作述；家声绵富水，全凭耕读教儿孙。”另一联为：“知足不辱；能忍自安。”
沿石级而上，穿过中厅，又人另一院。石凳列于八间正屋两层之门两旁，门柱之对联为：“忠厚留有余地步；和平养无限天机。”
再入后院，仍为八间两层。屋后即花园，由第二进直达花园小巷，将左右四进四院分开，共七扇小门，隐于第二进茶房侧。不熟知高家地形者，踏入横院，院院相通，将所有小门关闭，不能出人。故高家花园能安全为中共贵州地下党作为活动基地和托蔽之所。
小巷末端，经第四进上九道坎，即达花园大门，花园平时严锁，人处有木低栏作“之”字形，栏两端，一通“怡怡楼”，一通“孔雀亭”，亭内饲养一对孔雀，鲜艳如红彩绸飘荡，曾轰动贵阳城，后因饲养，。
“怡怡楼”共两层八间，楼上、下全列竹制书架，排满线装古书。“怡怡楼”是高家花园的一幢书楼）现为革命遗迹），为高以廉、高以庄兄弟二人所建，贵阳名士黄彭年还为“怡怡楼”的落成作了《怡怡楼记》。《怡怡楼记》是一篇赞颂高以廉、高以庄一家，兄弟友谊之爱，合家亲密相处，怡然自乐的文章。记中这样写道：“两翁（即高以廉！高以庄）少承先人（即高廷瑶）之志，生平未尝与人争较。人其门，若父党、若母党、若妻党、若友朋之属，浮杯促席，虽烽烟屡警，军事旁午，未尝闭门谢一客。呜呼！其及于人也如此，况手足之情哉！记中，黄彭年深有感慨地说：“予盖念阋墙之变，虽士夫不免，又悲予终鲜兄弟，益叹两翁所以致此者，良不易也！”
高氏最大的谷仓，另成一院。中共地下党党员隐蔽其中。
穿过小门连下五级石坎三次，即达池塘，塘上五柳垂丝。有一船屋，基座一半悬建于池中，有楼两层。1935年，楼上为中共贵州省工委使用。该楼四面走廊，有木栏杆围住，房中一对古琴，竹匾竹联，竹床竹椅竹桌，古色幽雅，咚咚琴声，和以箫音，悠扬悦耳。坐于其中，四周图景清晰可见，故地下党聚会时，有人接近，立即警觉，三面门窗可开，迅速散去，真是一秘密集会的绝妙之地。
李祥泰先生在《唐家花园和高家花园》一文中这样写道：“在这里值得一提的就是高家花园。因为谁都没有想到，这座始建于乾隆年间的大花园到了20世纪30年代时，偌大一幢封建地主庭院竟成了中委地下党秘密的地，使人以信的就是高家的子孙们在革命的影响下一个个都背叛了家庭，投身加人了革命的队伍。”
现在，当我们沿着那平稳而古老的木梯登上四面走廊的楼台，看着那陈列有序的革命展品时，不得不由菌际中回想起当年在此间举行着人党仪式的铮铮誓言，眼前闪现出那一个个青春年少革命者的身影。
解放后，高家花园因年久失修逐渐破损。1981年贵阳市人民政府拨款重新将其修茸一新。现在这里是国家公布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中共贵阳市委在这里以“魂系乌蒙”为主题开设“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工委斗争纪略展”对外展出。全馆共分序厅、红流厅、热血厅、燎原厅、光明厅、革命烈士纪念厅等6个展厅，以翔实的史实，生动的造型、生光的效果，再现了中共贵州省工委组织和领导全省人民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所进行的百折不挠、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的光辉历史。
高家花园和它的主人们，曾经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历史不会忘记他们，人民不会忘记他们！
四、洪边北衙高家“三顶子”
在清末及民国期间的贵阳，提到“唐家的顶子、华家的银子、高家的谷子”及“唐家公馆、华家阁楼、高家花园），可谓妇孺皆知。其实，洪边北衙的高家，也并非仅仅是拥有谷子，在高廷瑶的儿子和孙子中，还出了三位廉洁勤政、政声颇着的“顶子”。
高以廉，字心泉，在咸同农民起义期间，奉命筹办贵州省团防事宜。与其胞弟高以庄将家产典当变卖供军需并赈济难民。高以廉与其友共捐谷一万五千四百五十六石，纹银一千五百五十两，善举空前，时人称“高善人”。后来，全黔安定后，“叙功累保至省补用道加布政使衔（布政使，明代为一省的最高行政长官。清代始正式定为督、抚的属官，专管一省的财赋和人事，与专管刑名的按察使并称两司，赏戴花翎，赏给三代封典，恩奖优异。”所以，高家后代称高以廉为“布政公”。
高以廉之胞弟高以庄，字秀东。青年时代人庠（公费学生），在贵山书院读书，有才子名声，为清代名儒、贵州巡抚贺长龄所赏识。咸丰四年（1854年），杨龙喜起义时，与其兄高以廉兴办民团，维持地方秩序颇见成效，奖叙训导。咸丰七年（1857年），选授黔西县学博，奉命省，有知，并，同知翎，补云阳。尚未赴任，兰朝鼎起义于绵州，遂与州牧唐炯率军征剿，解绵州之围后，乃前往云阳。
不久，石达开率太平天军十余万攻下湖北利，离云阳仅北里之遥。云阳百姓人心大乱。他带领官兵修筑城池，筹备器械，严格保甲制度，要求富人出钱出粮，招募骁勇的贵州籍兵丁，组建一支军队，与四川官军相互策应。石达开知道云阳已有防备后，便改道前往石柱。
同治元年（1862年），兰朝柱、何兴顺所率领的义军进军陕西途经云阳并攻打县城时，由于高以庄所带领的守城官兵顽强抵抗，义军被迫弃城而走，云阳城内的百姓才免遭战祸，得以安宁。后因他庇护误杀楚勇的团民得罪上司而被解职。后复任云阳县令。他在任云阳县令期间，在云阳设粥厂以赈饥民；兴办学校（重修云安书院等），亲自授课；设医药局防治疫疠。能诗，有《怡怡楼遗稿》印行，贵州省图书馆有藏书。有《高秀东诗集》传世，黄彭年为之作序。
高廷瑶的孙子高培谷，字怡楼，弱冠人县学，时发生贵州各族人义，，经，知县四。同治年（1869年）补梓潼，又任西充县令，事事精辨，邑大治，总督丁宝桢称他为“循吏第一”。
光绪三年（1877年）任绵竹知县。五年（1879年），出任资州（现资中县）知州，先后两任，达十余年之久，为官清廉，勤政爱民，兴修水利，勤奋耕作，兴办教育，深受资州百姓拥戴。高特别重视教育，他首先拿出俸禄，并发动士绅捐助，创办艺风书院，并不惜重金，从成都礼聘尊经书院高才生杨锐（“戌戌变法六君子”之一）、范溶、胡研荪和蜀名士宿儒宋育仁、吴之英、蒲莹、唐平等来资州，讲经世之学，旁及词章，又到各地大量收购经、史、子、集一万八千多卷，供学生阅读。他虽政务繁忙，也总要去书院看望教师，并与师生一起评论学生文章得失。每逢节日，还要在州衙里设宴，与老师们一同畅饮。由于他尊师重教，礼贤下士，数年间书院学者云集，生员上千。高公不仅重文，也提倡习武，建演兵建，筑射圃，作为训练武童生的地。他还亲自撰写了一篇《序园记》，希望人们习武连身，走富国强军之道。
在高培谷身体力行的带动下，资州各地兴办书院，培育人才之风十分盛行。仅从光绪十五年至二十年（1889-1895年）间资州就出了一个文状元胳成骧和两个武榜眼徐海波、徐安平及四个进士。另外，他还创立医局、牛疸局，增设消防设施，积公赈饥，以仁养民，百废俱兴，循声大起，川东川西之民，无不呼“高知州”。
从高廷瑶（宦游纪略）前边唐树义、莫友芝等所作的传、叙中，还有镶嵌于贵阳阳明祠墙壁间的碑刻中，笔者还了解到，高以廉、高以庄、高培谷与唐树义、唐炯、郑珍、莫庭芝、黄彭年等还是至交。清咸丰六年丙辰（1856年）农历二月九日，高以庄、唐炯、郑珍、莫庭芝、黄彭年等人一同游扶风山，把酒赋诗，郑珍还写下了一首题为《游扶风山醉歌》古体诗。
五、高廷瑶后裔与中共贵州省地下工委的历史情结
以高昌适（字可亭）为代表的高廷瑶的后裔，积极支持中共贵州省工委开展活动，掩护、帮助中共地下党组织重要人物安全转移，并积极投身革命、加人中共党组织、为党和革命事业做出积极贡献，甚至不惜牺牲宝贵生命。高昌适作为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文笔街“高家花园”的当家人，假若没有他的豪气、胆识与开明，就不可能容纳中共贵州省工委秘密机关在高家长期隐蔽活动。高昌适还将今乌当区新添寨洪边北衙的“高公馆”作为中共贵州省工委的“隐蔽点”。中共贵州省工委秘密机关在高家长期隐蔽活动，使高廷瑶的后裔们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文化、进步思想、政治主张，支持党的工作，与中共贵州省工委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并从此走上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