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协助临县破案并为他人请赏
高廷瑶任广州知府时，抓捕曲江县盗首及其党徒十四人。经审讯后，具案上报按察使司。按察使司多次重审，供词与原审无异“巡抚准备第二天呈文上报朝廷，恭请皇上裁定死刑。
忽然，阳山县周县令（名家俊，江西人）派人押送某盗匪来，并说这是盗首。从前曲江县所报的盗匪案，就是他带头作的案。高廷瑶让差役将从阳山县押送来的人犯另外关押在别处，又提起原案曲江县的人犯详细审讯。可是，那曲江盗首的供词仍然和前面一样，其它的人犯也众一何。
高廷瑶让盗首退下，然后对从犯们说：“盗首的冤情我已经了解了，你们为什么要诬陷他？你们现在不坦白，就是死罪。”群盗皆惊。其中一个人犯回答说：“有仇。”
高廷瑶问他为什么不早说，他回答说：“他自己已经招供，所以没有为他辩解。再说，真的盗匪没有抓获，怕官府严刑逼供。”高廷瑶问：“现在如果真的盗匪被抓获了，你们能认出来吗？”众犯都说：“他带领我们为盗，我们怎么能不认识他呢？”
当时已经是四更天了，高廷瑶立即提阳山县人犯与十三人对证。他们异同声地指着从阳山县押送来的人犯说：“这才是真正的盗首。”从前自己供认的盗首不禁放声痛哭。原来，是当时的曲江县令以重刑逼供，所以他才招认自己是盗首的。
早上，高廷瑶去拜见按察使，报告冤案情节及自己没有认真细致审查的错误，请求给予处分。按察使说：“我也没有细察，同样有罪。”他们又一起去拜见董教增巡抚。巡抚了解案情后说：“你们有什么罪？罪由我起。”
于是，马上报告总督，请求会审。案子审清楚了，释放了受冤屈的盗首，诛杀了真正的盗首。
这件案子，回想起来，如果阳山县的盗首晚一天押送到，那假的盗首已经被杀头了，追悔又有什么用？周县令的功劳真大啊！
事后，高廷瑶感叹道：“我做官二十多年，从来没有请求过上司给予奖励这个案子因周县令而得以平反。于是，我决定为他请求上司给予奖励。巡抚批准了我的请求。可是，后来过了十多年，那位周县令还是边远地区的一个小县令，真是屈才啊！”
（49）为国人雪耻，依法处死葡萄牙二品官员
广东香山的南面，海滨环绕，这里就是澳门。葡萄牙人商船都停泊在这里，在这里筑楼居住，与中国人杂居，互相贸易。从明代嘉靖年间到光绪年初，他们都规规矩矩，与当地百姓和睦共处。高廷瑶任广州知府四年，人民安居乐业，外国人也遵纪守法。
丙戌年（1826年）春，居民中有人与葡萄牙人因小小纠纷，互相斗殴，被葡萄牙人击毙。葡萄牙人的首领就将罪犯捆绑，押送到地方官府请罪。巡抚令高廷瑶亲自到澳门监斩，又派副将曹某带二百士兵护送高廷瑶到澳门。将要行刑时，忽报巡抚紧急公文到。打开一看，原来是死者的父母及兄长到省城告状：说他儿子与兵总一贯友好，想不到被兵总刺伤于内室，现在送来治罪的是兵总的替罪羊。又说，这消息是兵总的妻子透露出来的，如此等等。
于是，巡抚将诉讼状与原告飞马送到澳门，让高知府去查处。这时，军门已将行刑的事派遣校官飞马传令，一路喧呼，观众站满了道路。高知府想：所告既没有人佐证，也难处置。为什么呢？他所说的兵总，在葡萄牙算二品官，按理应咨询一下他们国家才能治罪。远隔重洋，文书来往起码要几年，这是一个困难。葡萄牙政府判不判他的罪，还不一定，这是二难。让大清子民受外国人杀害，而不将外国人依法处置，这就不能体现大清的王法，征服四方各国，这是第三个困难“再说，巡抚将处理此案的责任委托于我，如果一定要汇报获得批复后才能处理，公文往返至少要十天才得批示”现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不下千余，若迟迟不处决，恐怕会更生出新的是非来，不如迅速处决“
第二天，高知府亲自到现场查验。原来是在山下斗殴，并不是在室内；经调查得知，兵总也没有眷属。由此看来，纯属诬告。于是定案，立即将人犯当众绞死。当地居民感到大快人心，巡抚也表扬高知府有见识。奏闻朝廷，朝廷批复说：“可”。
道光二年（1821年），葡萄牙的兵船炮伤我中国百姓二人性命，然后逃回本国，竟然没有能依法处置，只是通知他们国家就近正法罢了。这个案子如果不迅速处决，那必然和前一个案子一样，不了了之。
（50）实地丈量依法处置贫民互争沙田案件
广东沿海南部番禺、东顺、新乡各县，都有沙田，贫民就近受耕。按照规定，一人不超过一顷。一家几口，按照人头分给田地，这个规定本来是很好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就出来了。当地里胥借机向百姓勒索；富家放贷给贫民，往往兼并他们的沙田，诈称承耕；奸民又从中捣鬼，事情搞得一团糟。有的一块地多次更名，有的一顷谎报多顷。你转给我，我转给你，转来转去，上下蒙蔽。朝廷规定按人计算，一人一顷，本是爱民之举。怎么能容忍这些中介人囤积居奇，垄断土地呢？真可叹啊！
高知府奉命到乌洲岗丈量土地面积，当地人为土地争执告状的，共有三万多户，沙田三千七百多顷。有一个奸民叫梁奇略的，一人竟然买地多达一百六十多顷。案件堆积如山，数不胜数。
高知府先令地主各自在自己家田地边立起标竿，标明有田地多少顷，并四至界限写在竿上。如两家有争议的，则标明所争议的具体位置；如三四家、七八家共同有争议的，都一一写明，等候丈量“到丈量的时候，他督同番禺、香山两县令，带着丈量一人，记录一人，召地主带来去丈量”每丈量一顷，记录员就记录一顷，并将四至界限画在图纸上“丈量结束后，如与标竿上标明的数字相符，就让他们上报垦田日期，时间在前的断其耕种，时间在后的注销其面积”总计互相有争执的田面积达三千七百余顷，丈量下来，实际面积只有一千六百余顷“这就是因为互相争执慌报面积，虚报浮夸所造成的”经过查验地契，仍然是一千六百余顷“几十年的土地争执，就这样清楚地了结了。高知府告诫他们，今后严禁再互相争执田地，大家都诺诺称谢而离开。
有个姓谢的贡生，他的两个儿子都是番禺县学的学生。高知府突然问他：“查番禺有公田二千八百亩，在乾隆年间租给你家耕种，每亩应交花息八钱；乾隆十九年（1784年），你家以田瘦薄为由退耕。这公田本来是在乌洲岗，现在田在何处？”谢贡生回答说：“不知道。”高知府又说：“你家于乾隆五十二年（1786年），报垦沙田二千，田的在，田番禺县来的田？如来的田垦的田，来的田？请为我指明。如不能实指，那新垦田一定是原来的公田。如是原来的公田，仍然应该纳人公田，你怎么能霸占呢？”
谢贡生听了后大惊，于是，请求归还公田。高知府算了算，三十年花息，应交白银六万六千多两，仍然应属广州府征收。这样做，是为了戒除侵吞假冒。
这件事，人们都感到惊奇：知府大人怎么了解得这么详细？高知府却说：“其实，我只不过是在检查旧档案时，无意中知道有这种事情罢了。前面所说的同一宗田地却多次更名，就是像公田这种事。”
还有，东莞县沙田最多，大多被富豪冒领。他们互相之间，多次打官司都没能解决。高知府去现场查勘，秉公丈量，把互相之间田地的界限划定，官司就平息了。
有一位高官，与巡抚是同科进士，他冒领民田数十顷，坐享其利。听说高知府主管这事，他就求巡抚让高知府给予他方便。巡抚没有转达他的意思。高知府一一脚踏手指，实地勘查。凡是冒领的，全部查明，并归还百姓，达官贵人们也没有什么办法。总督听说那位达官求巡抚说情后说：“巡抚是一定不会说情的；即使说情，高知府也决不会照办的。”
